一辈子写了不少文章了，却从来没为母亲写过一丁文字，实因母亲在我心目中太神圣太伟大了，我不知怎么去描绘她，她在我心目中已不是一个普通的母亲，而是完美的神。

　　母亲姓彭，望字辈，名淦。1918年12月27日出身于苏州葑门尚书第彭家，这是苏州最大最老的望族之一。尚书第又叫尚书里，东起相王弄，西至葑门，砖桥西南，南至南园，十全街的南侧，这么偌大一个区域，都是彭氏祖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苏州，一共出过二十二个状元，而其中十三个就是出在葑门彭家，其中包括唯一一对祖孙同为状元“祖孙会状”，也是出在彭家，作为清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就是出于彭藴章大学士之门。因此彭家又被称为“尚书第”，迄今这个门楼与匾额仍被作为文物保存如故，门左前方有座平桥，原是一座拱桥，人称“砖桥”，在民国之前，任何文武百官到此，文官下桥，武官下马，百姓绕行，以示对“尚书第”的敬重。母亲就出身在这个官宦书香的家庭之中。

　　“尚书第”分旧宅与新宅两大区域，“旧宅”又叫“旗杆里”，内有“味初堂”、方厅、祠堂、“环荫厅”、住房、柴房、花园等。“新宅”有七进：第一进为偌大的门房，包括码头；第二进是轿厅，周围竖着许多金字红牌，叫“行牌”，有“祖孙会状”、“兵部尚书”、“五子登科”……等，显示家庭的荣耀与显赫；第三进是大厅和一个三层的楼房；第四进是一座二层的楼房；第五进是一排叫“东井轩”的平房；第六进是一排叫“兰陔堂”的平房；第七进是一个小厅，上面是佛楼。在这后面是后花园，有许多果树与假山。母亲就是出身于斯，置身在宽畅、显赫、书香、富有的大家庭之中，嬉戏、熏陶、读书、成长。

　　彭氏家属以诗书礼仪传家，清廉自守，除了尚书里一片住宅外，别无置业。到我母亲这一代，家庭已中落，只好将不少房屋出租给外人居住了，但仍然办着义校，叫“彭氏小学”，由我的外公彭元士当校长。外公是最后的举人，一个正派的读书人，后担任云南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彭氏大家庭也是他主管。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母亲就是在这样环境下长大，故气质自华，是标准的大家淑女。

　　母亲有兄弟姊妹七人，长兄早殀，中间是姊妹五人，最后还有一个小弟弟。“五姊妹”个个天生丽质，一个比一个漂亮，我母亲排行老三，人称“五朵金花”，活泼可爱。尤其大姊二姊三姊，年龄相近，同在“彭氏小学”读书，后又一起进“振华女中”读书，她们同进同出，挤在家里包车上，无忧无虑，一路欢声笑语，引得街坊都投去了羡慕的眼光。有的邻居为了一睹这“五朵金花”芳容，专门等在街上，看着她们走过。俞明先生曾书过一部专门叙述这五姊妹早年的生活传记，叫《尚书第旧梦》，生动的描写了这一段真实历史，勾起人们无穷的忆旧。

　　如今尚书里已荡然无存了，除了保留了一个“尚书第”的“古迹”门楼外，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太湖石散落在四处，已无旧迹可寻。我小时候曾跟母亲去过尚书里省亲，住在一个平房中，周围有太多太多的大树，有一天，风雨交加，雨点打在屋顶上，这声音我迄今无法忘怀，我偎在母亲怀里，这一幕迄今如在眼前。

　　站在十全街看彭氏五姊妹的人群中，有一个住在“尚书第”隔壁的“李家花园”的主人，即北洋政府的“代总理”和“农商总长”、政学系领袖、云南讲武堂校长——朱德元帅和蔡锷将军的老师——李根源先生夫人，她实在喜欢这“三姊妹”，最后她实在忍不住了，亲往“尚书里”彭宅提亲，要求将三姊妹中任何一位嫁给他在黄埔军校的儿子，这是一门门当户对的婚姻，于是我母亲的二姊嫁到了“李家花园”。我母亲的大姊最后嫁给了云南才子——龙云的秘书，省议会议长。而我母亲嫁给了“开国元勋”章太炎的儿子。我母亲四妹嫁给了一个建筑师又是银楼的老板。我母亲的五妹嫁了一个民族企业家。苏州彭家五姊妹的故事，一点不逊色于“合肥张家”四姊妹，她们的出身与命运也很坎坷。我母亲的大姊夫最后与龙云在云南和平起义，解放后任云南省副省长，真诚拥护“新社会”，但1957年与龙云一起被打成“龙龚反党集团”，成为云南最大“右派”，至死没给“脱帽”。我母亲的二姊夫，参加过援缅远征军，当过蒋介石的“少将侍卫”，解放后作为“反动军人”也看管制。我父亲解放后基本在“关押改造”。我母亲的四妹夫1957年也成了“大右派”，娇嫩的四妹在北京靠帮人洗衣为活。我母亲的五妹夫，命运最好，虽历届运动不断被批，只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而已，没戴什么致命“帽子”。母亲这些婚前与婚后经历，造就了她的性格、气质、精神、思想。

　　母亲在振华女校毕业后，与柴竞雄等要好同学利用暑假常去锦帆路“章氏国学讲习会”听各种国学讲座，同时也是仰慕章太炎的巨大名声去一窥丰采。这时我的父亲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暑期也回苏州度假，也常会去讲习会走走，他从人群中看中了气质不凡才貌出众的我的母亲，于是要我的祖父与祖母去提亲。祖父便托李根源先生去作媒。李根源先生对此事再高兴不过了，因为这时我母亲的二姊已成了李家媳妇，而且李根源与我祖父晚年已义结盟兄，促成这桩婚姻也可亲上加亲了，于是这桩婚姻事一拍即合，在1935年元旦就在苏州办了隆重婚礼。

　　母亲与父亲的婚事，成了祖父晚年最高兴的事，从此他有了一个完整而平静的家。祖父非常喜欢这贤淑的媳妇，他给我母亲取了个名字，叫彭雪亚，意在不忘雪耻。母亲就此用这名字，直至去世。祖父平时很少讲话，也很少有笑容，但自从娶了这媳妇，他多了笑容也多了说话。祖父平时不轻易去儿媳的楼房，但每月的初一，他必亲自去看儿媳一次，笑盈盈地送上十元零花钱，而后又兴冲冲地走了。他把这送“零花钱”看成是自己的一件愉快的工作，直至去世。

　　母亲婚后不久怀孕，祖父更是高兴，让家里人早早做好婴儿四季衣被。次年春天，母亲分娩，但婴儿长得实在太大了，竟窒息而死，让祖父感到非常惋惜。同年六月，祖父去世。母亲与祖父一起生活了一年半，这段日子对母亲来说，是最美好的光阴。祖父对母亲来讲是最敬重最亲切其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深刻地影响了母亲的一生，她一直以自己为太炎先生的儿媳为荣。所以她把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取名为章念祖，要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可敬的祖父。哪怕以后祖父被丑化为“地主阶级反满派”，“资产阶级祖师爷”，母亲也不改对祖父的崇敬，同时始终教育我们：“你们有一个了不起的祖父”！

　　祖父去世后，苏州也沦陷了，母亲从此随祖母流离到上海。这时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尊祖父遗嘱，不仕汪伪政府，去做生意，经营一家保险公司，从此结交了不少不三不四的三教九流，学会了应酬，出入风花场所，母亲对此很不高兴。但我祖母很溺爱儿子，说儿子再荒唐，你总归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而我母亲却不愿当这样的“大太太”。抗战胜利后，父亲去祖父的一个学生——当时国民党工兵部长手下工作，当了一个“中校技正”，天天在南京国防部上班，这虽与他学的土木工程建筑专业相合，但夫妻基本两地分居了，父亲则更没人管束他了，风流传闻不断，母亲更加压抑，于是她决心走出去做职业妇女，要自力更生。我的外婆有个亲戚正好在中国银行工作，他就是张嘉豪，于是安排我母亲去了他的银行工作。

　　1949年大陆解放了，提倡男女平等，母亲毅然决定与父亲分手。在与我父亲离婚不久，父亲就进了监狱，一判就是十五年，母亲只身带了我们四个子女成长，将我们一个个拉扯成人。

　　母亲与父亲离婚时，只有33岁，仍年轻美貌，很多人都来给我母亲提亲，她一概拒絶了，她怕我们孩子受委屈。“组织”上更是一再给我母亲做媒，要她嫁给“某领导”、“某上级”，母亲更是一概拒絶。拖了多年，母亲不堪其扰，找了一个最最普通的同事结婚，这个同事连自己住房也没有，还要住到我们家中，母亲却认为这样的人比较老实听话，不至对我们有什么不利。以后我又有了一个弟弟。

　　解放后，中国银行不断地调整，将成份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统统清出银行系统。母亲原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人事部工作，后被“请”出了银行，将她分配到淮海路上一个著名的“老松盛”饭店当“中方副经理”。说是“副经理”，干的工作与服务员没有什么区别，天天顾客送菜、端饭、抹桌、扫地，成了一个标标准准的饭店服务员。母亲为了“改造自己”，表示与剥削阶级“划清界线”，总是努力工作，逆来顺受，居然年年被评上先进，甚至还当上过上海市“三八红旗手”。这对一个“尚书第”彭家的小姐，一个“国学大师”章家的儿媳，真是脱胎换骨的。

　　母亲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

　　母亲历经坎坷，但她始终坚强面对。她没有变得庸俗，没有变得低人一等，自暴自弃，低三下四，她的工作是低等的，内心是充实而高等的。像我们这种“遗老遗少”的出身的“杀管关”家庭，母亲总是搞得像模像样，星期天还总归不忘买几枝鲜花。她不忘讲祖父的事迹与光荣，这在那个时代，是多么不容易呀！

　　她要拉扯我们这么多子女长大，她几乎没有给她自己添像样的衣服，而我们始终有像样的衣穿。吃饭时，她总说自己有很多东西不爱吃，吃鸡时，她总说她只爱吃头颈，其实她是省给我们吃。三年自然灾害时，她把饭店给她的一份菜，总是带回来给我们吃，我是吃着她省下的“黄荳骨头汤”走出了灾年，而她始终与其他服务员一起吃着顾客剩菜而过来的。

　　母亲她什么苦都吃得起，样样苦活重活都会抢了干，许多亲朋好友到“老松盛”吃饭，见到我母亲在当服务员都异常惊讶，说“这不是三小姐吗”？但母亲却不卑不亢，大家都夸奬她是一个“有城府的人”，一个“有资格的人”。母亲写得一手好字，不容地编剧本、填歌词，有着很好文学修养。

　　母亲除了坚强之外，就是善良。不管别人怎么对她，她总以德报怨，从来没有见她与人吵架过，更没有听她议论过别人的不是。古人说：“小人常窃窃，君子坦荡荡”，她从来是坦荡的，她的出身与经历，决定了她的胸襟，所以人云，贵族的气质决不是暴发户可以冒充的。

　　我结婚后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与我内人相处了二十多年，竟从来没有红过脸，更不要说吵架了，这在“新社会”是十分罕见的。为此街道准备上报，评我们家为“静安区婆媳和睦的好家庭”，母亲认为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应该的，没必要参加评选。

　　每逢寒暑假，她总会给我们钱，让我们回苏州看祖母与父亲，而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有负于她的，但她不记恨。“文革”结束了，我没了“家庭出身成份”等包袱，可以自己选择人生了，有好几个工作在欢迎我去从事，包括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祖父《全集》的整理出版，这是一项无比艰难的工作，我又没有学历，到一堆高学历的专家之中，我会很吃力，但母亲认为家里没有一个人从事研究祖父学说，我应该去弥补这缺憾，鼓励我去从事这项工作。她是多么识大体。

　　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了我一辈子。我从小体弱，又没机会读大学，开始只是做一个民办小学教师，后来教中学，收入极低，地位更低。“文革”后进社科院，为职称与学历，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所以她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要一颗心瓣成五份，但她对我的照顾总要比别人多一点，她对我的喜欢也总比对别的兄弟姊妹要更多一点，因为她相信我是最棒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正确的。我确实也没有辜负她，从来没有让她为我汗颜。我从一个小学教员成为一个三级教授，我从一个“黑五类”子弟成为市政协常委、市政府参事，成为中央多个部门谘询专家或顾问，这都是母亲教诲的结果呀！我从小听她跟我讲读书故事，让我学做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以祖父为荣的人，我至今没忘这一幕又一幕。我每取得一份成功，她都会为我由衷高兴，这种高兴就是一种巨大的鼓励，而她从不鼓励我们子女有任何非法所得，她赞美诚实的劳动。这种家教是可贵的。我不会忘记她烧给我吃的每一只菜，尤其我不会忘记我小时候最爱她烧的“盖浇饭”。母亲养育了我，培养教导了我，让我知道坚强与善良，让我受益终身。

　　母亲没有其他嗜好，她只喜欢抽烟，悄悄排泄她心底的烦闷，她会在无人的时候，点上一支烟，慢慢地优雅享受，所以她的心血管受到了影响。2009年11月1日的清晨，她照例早早起床上洗手间，然后再回床躺上一回。但这天她睡下后再也没有起来，她突感不适，大声呼唤着我的小名：“小午，小午！”我弟弟闻声跑到她面前，她已昏迷不醒，我赶到后，将她送医，终因小脑大面积溢血，于当天不治。

　　母亲临终的最后呼唤仍然是我，可见我在她心目中的位置。我不知慈母最终呼唤我，要告诉我什么，要叫我做什么？我一直会想这问题。无论您要告诉我什么，无论您要我做什么，我都会无愧于您！

　　当我迈入老龄，写下我的祖父，我的一家，将这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让天下正气，永存天下。我就是不想辜负您对我的期望！母亲，请允许我将这一本书献给您，献给天上您的英灵。

　　写于2015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