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父亲，哪怕是一个很不称职的父亲，毕竟也是父亲，我血液中有着他的元素，有着跟他难以割舍的感情，从这一点讲，人难逃出身的宿命，毛泽东时代执行的“成份论”也许是有它的道理。我一生跟谁都很少提及父亲，仿佛我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天生没有父亲。我父亲毫无疑问是我们章太炎家族的一个悲剧，也是我一生中的一个伤痛。

　　我父亲是1990年去世的，我与兄弟姐妹将他的遗物整理成二十八个包裹，由我作了分类登记，然后将他火化了，安葬了，锁上了他卧室的门，我带着这二十八包遗物登记簿，回到了自己上海的家。三十多年了，我再也没有回过苏州的家，当然也再也没有踏进过他的卧室。对他来说，我不仅仅将他遗体安葬了，也将他在我心里深深地埋葬了！我不想因为他再烦恼。现在我渐渐老了，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归于了平静，而我父亲这个名字，关于他的往事却常常突然会跳到我的眼前……，如今我经常会梦见他，和他一起做这做那，大概想在梦中弥补过去。我知道我无法完全忘记他，他毕竟是生我之父。

　　我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生我父亲的一年祖父已经五十四岁了，祖母也三十多岁了，而且是第一次生育，可谓老来得子，尤其金贵。何况祖父已颠沛了大半生，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他作为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作为革命的宣传家与代言人，声望正隆，他又作为一名公认的国学大师，桃李满天下，家中总是宾客盈门，车水马龙。父亲正是诞生于此，是在万人爱宠之中成长起来的，从小享受着常人没有的宠幸。祖父虽然没有精力管教孩子，但心里着实喜欢他，给我父亲取名章导，字夷吾，小名阿导，希望他像王阳明一样将来大有作为。祖父为他请了几个家庭教师，其中有一个叫冯衷博的，祖父给他写信，专嘱：①每日应该《论语》或《孟子》，务请解读并行，不须讲《中庸》、《大学》；②阅读《唐诗三百首》，或《说文部首》，《唐诗》应讲读并行，《说文部首》须行楷书旁注；③余暇酌讲国文算术，或中文算术；④每日须习字一贴。而祖母则将父亲宝贝得没有了个办法，含在嘴里怕热，吐出来怕冷。家里大小佣人跟班，都是“大少爷”长、“小少爷”短，围着他转。

　　父亲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苦，出门前呼后拥，吃穿精不厌精，亲戚朋友流传着一句俗语，叫“福如阿导”，即说人若有福，就像福如章导。当初我们家庭不算大富大贵，毕竟是文人，但家中当差与保姆也有数十人。民国时期的文人，如祖父弟子朱逷先教授，可购置房几十间，藏书二三十万册；又如弟子鲁迅，生活都不是贫困的，生活水平远在一般人之上。而今人故意将祖父写成贫困的，时常“缴不出房租”，别人送他一点“臭腐乳”就可以换他好几张字……。这完全是以今人的眼光来丑化昨日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统统描写成“穷、迂、丑”，其实民国时期大知识分子并不穷困。祖父晚年在苏州置房二处，一处在侍其巷，一个大花园加大屋一幢，取名“双木草堂”；另一处在锦帆路，二幢大洋房加一个大花园；又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造教学楼及宿舍楼一幢，招生七十多人，完全是私人办学免费教学。父亲就是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

　　父亲从小养尊处优，但我们家庭毕竟是最有文化与教养家庭，是一个极讲规矩的人家，祖父请了国学根底极好的孙世扬（鹰若）先生当他的启蒙老师，给了他极正规的传统教育。祖父本人虽然没有多少时间教子，但祖父还亲给父亲教授了《新三字经》。《三字经》是传统的历史教材，但祖父认为它的内容太陈旧了，尤其经历了辛亥革命，有了新历史观，应该重订《三字经》，于是他亲撰了《新三字经》，幷亲授父亲，还让父亲当一回“责任编辑”，在出版《新三字经》时写了“章太炎改编，章导校订”。这是他们父子唯一的一次“学术合作”。在“一二八”以后，日寇侵华脚步加快，国有沦丧之虞，祖父忧文化灭顶，急于保存国学种子，用他最擅长和规范的小篆书写了四册《千字文》，幷亲授父亲，让子孙识字知史。五十年后，父亲将这四册《千字文》送上海书画出版社印刷出版了。

　　祖父1936年去世，父亲并没有继承他的国学，而是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了土木工程学。毕业后，尽管在我们亲友中不乏“高官”，有一位还是“浙江省长”，他们以“建设厅长”伪职诱父亲投日，但父亲恪守祖父遗训，坚决不肯充任任何伪职。抗战胜利后，他随祖父一位弟子——国民党工兵部长工作，在南京国防部任中校技正，从事筑路修桥土木工程。1949年后，他先在铁路局工作，后从事经商，结果资金被“朋友”骗走，进口的物资也被海关没收，还被判刑十五年，从此被劳改，加上他的出身、经历、社会关系，一直在服刑，使他一直被专政到“文革”结束后，虽一度假释在家，就地接受改造，算起来先后被专政近三十年。

　　我自知事起，就知道我有一个被“专政”的父亲，有一个与我母亲离异与再婚的父亲，他是一个不在我身边的人，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父亲。他带给我的是沉重的家庭出身的包袱，而处处受到歧视；他带给我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包袱，而备受心灵煎熬。

　　父亲是一个“公子”，他长得气度轩昂，高大挺拔，他从来不缺钱花，家里有他变卖不尽的东西。他大度慷慨，即使他假释在外，在街道接受就地改造，他干的是最脏的活，拉的是最沉重的大板车，但他的同事与街坊每天都能抽到他派发的烟，而且还都是牡丹牌。他白天拼命改造，晚上回到家中，总不缺好饭好菜，不缺来蹭饭的狐朋狗友。他即便在逆境中，穿得再随便，但还是鹤立鸡群，显得与众不同，没有一点落拓，没有一点猥琐。他花心，感情不专，为此母亲与他分手，他风流，但并不下流。他年轻时割阑尾炎不净，后又患胆囊病，从此依赖“度冷丁”，到了老年，近乎成瘾，将家里财产耗尽，说他是一个败家子并不为过。

　　有人说，人就是神与鬼的化身，无我时是神，有我时会成鬼。父亲有魔鬼附身的一面，但有时也有神似的一面。他很正直、忠厚，从不说谎，做事订真，他从小苦练“二王”字体，至老写得一手好字，一字不苟。解除专政后，他在一个单位从事土木建筑，从设计到施工，从不马虎，这是有口皆碑的。不管劳教中还是工作中他做事从不马虎，一点一划，似乎忘了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他极孝母亲，每回家，必先到母亲面前请安，早晨离家必向母亲辞行，一切总先想到母亲。母亲去世了，他戴黑纱，整整三年，从未卸下过一天，可谓世无二人了。当时家中花园中裁着多株蜡梅，花店老板想来剪枝，出价五千元，这数在八十年代不菲，但他却拒絶了，他说梅花是母亲心爱之物，卖了母亲魂归无着了。他不支持我从事祖父的研究，生怕我抢了祖父余荫，而杭州要建立祖父纪念馆，他却将有关祖父的八千多件文物都捐赠了。祖父留有一批珍贵藏书，大多都有祖父眉批，有个大学图书馆多次来动员他捐赠，他经不住人家烂缠，统统捐给了人家。祖父留下不少墨迹，人家只要对他多讲几句好话，他都会慷慨相赠。他太需要被尊重了。晚年，他被解放了，在苏州“民革”当秘书长，又当了苏州市政协专职副秘书长。当时各单位大办公司，风行下海经商，他拿出了数万元支持政协办公司，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他去世后，我们打开他办公室抽屉，竟一分钱也没有了，不知他的钱给谁用了，他也不讲，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他临终，统战部让他立个遗嘱，并陪在他身边请他口述“遗嘱”，希望他把家中最后收藏也统统捐出，但他反复说这是父亲留给他的，只字不再说要捐给苏州。他在苏州太坎坷了。他仅反复嘱我们子女“要热爱这个祖国”！说了他一生中最政治的一句话。

　　我们父子之间很少互动，甚至没有说过一句推心置腹的话，尽管他多数时间处于失去自由的岁月，但我们父子之间仍保持着一种“父道尊严”。但我父亲一辈子没有打过我一下，也没有骂过我一句，尽管有不满，有距离，但君子不出恶声。我们子女偶尔回家与他相见，他总会忙进忙出，去买许多好吃的东西招待我们，在我们身边莫名地走来走去……，兴奋之态溢于言表。

　　父亲完全是他这时代的产物，既是旧社会的牺牲品，又是新社会的牺牲品，在他身上留下了旧社会、旧传统、旧文化、旧道德的种种烙印，又带有新社会斗争、改造、运动、株连、专政的斑斑伤痕，他半是人半是鬼的活了一世。这让我想起另一个与他同时代很类似的人，这就是邵美洵。他俩都是大家子弟，同样的貌美，同样的豪爽，同样的荒唐，同样的认真，同样的坎坷，同样的不幸，同样的不是一个坏人，他带有太多旧社会的痕迹，又与新社会格格不入！这样的人生，这样的悲剧，也许同样不属于他们个人。

　　改写于202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