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雨点沥沥敲打在窗上，勾起历历往事涌到心上，对于过八的老汉，回忆已成了生命的全部。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出身的家。

　　说起我的家，还必须从我祖父一代说起。

　　我祖父可是中国近代赫赫有名的学问家与革命家，他与孙中山、黄兴等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千年帝制，被称为“辛亥三杰”之一，曾被授予“勋一位”，但他后来又成为他创建“民国”的“通缉者”，又成为“国共合作”后的“革命对象”！唉，一部近代政治史，迄今讲不清谁对谁错。可是我祖父作为学问家，倒是没有第二个人反对，他作为中国最后的“大儒”、“国学大师”也无有异议，他精通经学、小学、诸子学、佛学、史学、文学、哲学、医学，是传统文化终结者，无人可以取代。他一生撰文、卖文、教书、育人，基本上没有当官。他就是人称“余杭先生”、“太炎先生”、“疯子”、“儒宗”的章炳麟。

　　祖父是浙江余杭仓前人，良渚人的后代。只是他在世时并不知道他家乡土下埋着良渚旧址，直到他去世这年（1936年），他家乡乡民才挖掘出良渚遗址，有了惊天发现，所以在祖父浩翰的文字中并没有对良渚的记载。

　　祖父是1889年离开家乡，去杭州诂经精舍深造，师从俞曲国先生。1896年底告别书斋踏进社会，这时他已经是一个有名气的青年汉学家了，他坐不住书斋，要去变法救国了。他首先到了上海，参与《时务报》笔政，笔耕不止，呼吁救国，先后出入上海几十次，旅居三十多年，但始终没有成立一个真正的家，哪怕结婚后，也只是暂租暂居，不断迁移，而真正建立自己家是1932年以后，在苏州买房定居。《我的家》就从入住苏州讲起吧！

　　赴苏州

　　祖父在1932年以前的经历，我曾写了本《沪上春秋——章太炎与上海》，作了详尽介绍，（1995年台湾三民书局出版），而1932年至1936年他乔迁苏州到去世，我这段经历还没有写过，这是他的晚年，也是他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家经历。

　　1927年蒋介石北伐胜利，建都南京，成立南京政府，祖父在民国元年就与蒋介石交恶，一直反蒋，所以新政府一成立，新贵蒋介石、吴稚晖、戴季陶等人，立即收拾宿敌，以“反动学阀”名义“通缉”章太炎，他被迫躲藏起来。1928年又以“言论反动”再次 “通缉他”，他只好销声匿迹，用自己的手与别人制造的手与社会隔絶了。1931年，东北“9·18”爆发，1932年上海“8·13”爆发，日寇入侵，全民抗战兴起，他奋不顾身发表了众多抗日言论，欲在政治上发挥他最后的作用，于是他北上面见张学良等实力人物，促全民抗战，但一切让他失望了。他已不能左右政治了，断絶了他最后希望，深知自己已是过时的政治人物，无可作为。于是只好在北平应弟子们之请，讲学三个月，他决心以讲学来续中华文化的最后香火为己任，这也是他的本行。他1907年——1911年日本讲学，1913年——1916年北京讲学，1922年上海讲学，他想重办他的“章氏国学讲习会”。正好此时苏州的文化人金天翮、陈衍、李根源、张一麐等发起成立“国学会”，恳切邀请祖父前往讲学。于是祖父于1932年10月开始前往苏州讲学。

　　在烽火连天的时刻，苏州却保持了特有的古苏风貌，聚集一批老儒，还有一此爱读古文的年青人，他们聚在风景优美的市立公园的吴县图书馆、青年会、沧浪亭、苏高中、曲石精庐等地，在这些诗情画意的地方，他先后讲学了二十多场，有时还应无锡国专邀请多次前往讲学，盘庚数月，流连忘返，形成了他晚年一大批的讲学成果。他也乐不思返，开始有了把家筑在苏州的念头。国民党当局也暗暗窃喜，极力推动祖父离开上海，减少他在大都市的政治影响，让他去苏州小地方专心讲学。当时祖父不时与马相伯、沈恩孚等大老发表“三老声明”、“二老宣言”，弄得当局很头疼，于是他们把马相伯聘为“国务委员”，圈到了南京软禁，又聘请祖父出任“国史馆长”，以便圈禁在南京。祖父看穿了这套把戏，加以了拒絶。

　　上海也确实是祖父的伤心地，他曾被万人空巷地欢迎，也曾被追捕、坐牢、围攻……，尤其一些小报与无聊文人，不断发表丑化他的文章，把他描绘成落拓、迂腐、落魄、疯颠、穷困的一个老儒，一个落伍的“民国遗老”。的确，他确实如《红楼梦》中看门头目“焦大”，他曾与老爷一起创业，辈份很高，自以为是，依老卖老，见到不平，敢骂敢讲，大家无奈于他，是个悲剧人物。于是祖父感到在上海“湫居市井，终日与贩夫为伍者”，就有了迁居苏州之念。他托了他的“盟友”李根源（原代总理）代觅住宅。

　　觅　房

　　李根源他们给他找了葑门附近侍其巷18号一幢旧宅，离开十全街李家倒并不很远。他们陪了祖父去看房，我祖父一看院中草木茂盛，有二颗大树，他大呼“一木可得，古树难求”，连连叫好，又见院中有亭一个，又呼“有亭，难得”，又见房屋宽大，又呼“甚好，甚好”，马上给此宅取名“双木草堂”，洋洋得意。一问价格三万元，他竟一分钱也不还，就被哄得买了下来。祖母知道后赶到苏州看房，看到房屋可利用面积不多，而且隔墙就是一个纺织厂，终日机器喧闹，轧轧声妨碍做学问，况价钱高出了市价一倍……。但已买下，无法反悔，祖父只好悻悻认错。于是祖母决心重觅住处。

　　恰好此时刻，锦帆路有二幢新式楼房完工，这是一位实业家订制的，前后两幢，又相互联接，中间有个小花园，后楼后面也有个小花园，一切是崭新的，时髦的，而房主适要离吴，正想转让，只想收回建造成本二万七千元。祖父祖母一看便购买了下来，一切是这么顺乎天意。稍加装饰后，于1934年便正式入住了。这就成了我们真正的家！即锦帆路51号。

　　锦帆路，原是一条泾，又叫锦帆泾，是一条环绕了吴王宫殿的河道，供达官张帆游玩。这地方又叫王废基，即吴王废弃的宫殿旧址。所以我家前面这条路叫饮马桥，即众达官上朝下马地方，马在此休息饮水之处。我们家园丁在挖土时，曾发现土下均铺满大青石，是吴王宫殿旧址也，他们还挖到过金器等。

　　锦帆路这两幢楼是三开间的二层楼房，三楼是开了“老虎窗”的假三楼，前楼为祖父居住，他住二楼东房，中间是会客厅，西房是他书房，旁边开了扇门，可以通往隔壁的“藏书楼”。“藏书楼”为后盖的，藏书达十万册，也算吴中藏书家之一了。楼下东西房用途不详，中间为会客厅。前后楼之间靠西有条通道，可达后楼。后楼结构与前楼相似，但靠西多了个“塔楼”，即三层楼高的一个小“瞭望”间。这在当时的一片平房的故苏城，是很少见的“高楼了”。站在“塔楼”可以极目周边一切，还可看到远山，这是我儿时最喜欢去的地方，现在则完全被各种建筑挡住了。祖母带了我父亲与叔叔等住在后楼。

　　我祖父的入室弟子沈延国先生也是苏州人，在他回忆録中是这样回忆我们锦帆路住宅的。

　　“在文化古城——苏州——公园南端，锦帆路上，两旁古老的杨柳，随着微风飘动，间或有一辆汽车缓缓地驰过外，终岁宁静，人们徜徉期间，感觉到幽闲深远。不数步，呈现一排短短的矮墙，大门终日开着，上面有紫藤垂下，两旁悬挂一手苍老的王字招牌，‘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半月刊社’。没有门房，亦没有门警，显示出一种自由气氛。里面有悠悠深思的青年讨论着《尧典》的真伪，《左传》、《周官》等问题，或古声韵上的发明，这就是声闻远布，研究历史语言最高学府了。在学府后，矗立着两幢洋房，最前一幢，就是先生的起居之所。走进会客室时，圆桌旁常围着许多拜访的人们，其中显出庄严、端肃，满口余杭官话，吸纸烟不离口的，这就是革命战斗的勇士，也是国学大师——太炎先生了。”（沈延国1946年《识章太炎先生》，永祥印书馆出版）

　　

　　关于锦帆路祖父居住地比较详尽记载还有他的弟子汤炳正先生回忆録，他说——

　　“记得，我第一次晋谒先生，是由师母引路。学舍距先生书楼只一墙相隔，中间有小门通行。入小门，为一不大的幽静庭院，花木扶疏。小楼二层，建构曲折多姿。小楼的过道壁上，高挂一张巨大的鳄鱼皮。客厅陈设简檏，只悬有何绍基对联一副。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壁的高处挂有邹容像一幅，前设横板如长几状，几上有香炉，据说每月初一、十五，先生必沐手供香一次，故这时香灰已满出炉外。先生对共患难的战友，其感情之真挚有如此者。”（汤炳正《忆太炎先生》，1993年6月，《中国文化》第8期）

　　购房钱

　　很多小报常揄祖父穷、疯、傻，描写成落后的代名词，冬烘的旧学旧时代的代表人物，这里夹杂着无知与雠视的复杂因素。所以人们一直以为他是很穷的，怎么买得起二幢房呢？祖父早年投入革命，尤其流亡日本期间，日本当局给孙中山数万元“礼送”出境，孙中山留二千元给太炎先生办《民报》，祖父买不起菜，只好以盐代菜，三年衣被无法替换，这真是穷。有的革命者穷得投海自尽。辛亥革命胜利后，祖父也没有做官，也没有置地开厂，也没有正式工作，长年漂泊，确实不是有钱人，但生活毕竟逐渐安定，他终生以卖文卖字为活，收入渐丰。

　　当时社会人们家中时兴挂名人字画，做寿要请名人作个“寿序”，去世要请名人作个“墓志铭”……等等，请人作个对联，写幅中堂……，都是要化钱的。祖父卖字卖文都是公开的，在报上都登“书例”。而书法家又分三等，他与于右任都同为一等的，价格自然不菲。写个对联，起码三、五十元，作篇墓志铭或墓志，人家通常送他一千到二千元，但他又不是来者不拒，有的人口碑不好，给他万元他也不肯落笔，而黎元洪去世，他出于战斗友谊作巨文祭典，分文不取，《申报》老板史量才被蒋介石暗杀，他毫不畏惧，为他写了洋洋祭文，也分文不取。但上海闻人杜月笙高桥祠堂落成他写了篇《记》，收了数千笔润，因为他觉得杜有侠气，未尝没有做过好事，他不是一切为了钱。他的学生从黄侃、钱玄同、朱希祖……到鲁迅，作为名教授名作家，每月三、四百银元收入是都有的，并不穷。以朱希祖为例，他作为北大历史系主任，买的住宅竟有三、四十间，屋子之大，都作了自己藏书处。当然一般的人，穷多富少，当个小学教师每月奉五块银元，一家也不会受饿了。

　　祖父一生给人写的寿序、墓志铭、寿联、墓表、赞……，真还不少，人们以请“国学大师”赐文为荣。加上他发表的众多文章、著作、演讲……等等，渐渐收入丰厚了，所以有能力购置这二处房产了。

　　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

　　到了苏州以后，祖父决定第四次聚众讲学，重建“章氏国学讲习会”，于是在锦帆路后楼空地上，再购进十亩地，造了一幢十开间的二层平房，人称“十开间”，作为讲习会的课堂、食堂、宿舍、办公室等，招收学员七十多名。又开办了预习班，收五十多名，则在待其巷的“双木草堂”授课与住宿。同时开办了研究生班，收了七个研究生。还举办星期讲习班，欢迎市民前来听讲，先后举办了九次讲座，受到老少欢迎，轰动一时。

　　祖父重返讲坛，每周讲课三次，每次二小时，参与讲课的还有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王謇、王乘六、潘承弼、王仲荦 、汪柏年、马宗芗、黄绍兰、马宗霍、金毓黻、潘重规、黄焯等，都是他晚年的弟子，还有老友王小徐、蒋维乔、沈瓞民，以及钱基博等早年弟子，来作特别讲座，都属第一流师资。祖母则任教务长，总管一切。

　　讲习会得到很多社会名流赞助，如张学良、段祺瑞、宋哲元、马相伯、吴佩孚、李根源、冯玉祥、陈陶遗、黄炎培、蒋维乔等。祖父老友丁惟汾，受“中央”委托前来看望祖父，临别在桌上留下一信，信中有一万元支票一张，作为慰问金。祖父立即登报声明，移作讲习会资金，个人分文不受。所以讲习会的学员概不用支付学杂费，这也是免费就学的第一家高等书院。

　　祖父在讲习会系统讲了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在这基础上系统讲解《古文尚书》等。同时出版学术刊物《制言》半月刊，先后出版了六十三期，保存了众多国故。祖父晚年留下了众多演讲成果，由我编辑成《章太炎演讲集》，收録于《章太炎全集》之中，从《演讲集》可以直窥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华。

　　父母成婚

　　我父亲叫章导，当时在上海大厦大学读土木工程，每逢寒暑假期回到苏州度假。我母亲叫彭望淦，苏州人，是苏州望族，系葑门尚书第彭家。苏州文化底藴丰厚，共出状元二十二个，而其中十三个就出自彭家，因此称为“尚书第”，迄今门匾尤存。门前有“砖桥”一座，民国之前，文武百官经此，文官下桥，武官下马，以示敬重。母亲的父亲彭元士，是末代举人，办彭氏小学，后任云南大学图书馆长。母亲有五个姊妹，个个庄重美丽，人称“五朵金花”，街坊都以睹她们芳容为快。客居苏州的“代总理”李根源夫妇，实在喜欢已长大的三姊妹，特来求亲，要求将三姊妹中的任何一个嫁给他们在黄浦军校读书的二公子，结果娶了二女儿为媳。母亲是三女儿，当时在振华女校读书，在寒暑假中，与同学结伴来“讲习会”听国学讲座。由此我们父母在“讲习会”相识，一见锺情，于是托盟兄李根源夫妇作媒。李氏夫妇太乐于代媒，终于促成婚事，也结成儿女亲家，成当时之美谈。

　　1935年1月，父母举办了隆重婚礼，恰逢祖父寿辰，双喜临门，成苏州一时之喜闻。婚后父母住后楼的二楼。这场婚事成了祖父晚年一大快事，给他带来了许多喜庆，也让他每月第一天，都有了亲赴母亲婚房送“月份钱”的使命，即公公每月给媳妇送零化钱的习俗，祖父每月亲备十元月份钱，送给媳妇，这让他享受了常人家的亲情，他乐于此任。

　　在缺乏世人儿女情长与家庭之乐的祖父，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家，得到了短暂安定，这是一生中最美满时期。这么多人都来拜门祝贺，不管过去有爱有怨的，他变得一团和气了，学会了原谅。鲁迅则批评他收起了锋芒，为他叫屈。在这么多客人中，包括二个祖父过去最不肯原谅的曹亚伯与冯自由。十年前，即1924年，国民党中右派居正、曹亚伯、冯自由等在上海发表了《护党救国宣言》，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他们借祖父威望，谎称《宣言》是太炎先生领衔发表的，还编入《革命逸史》，招来国民党与共产党几十年的忌恨。而祖父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怎么会去发表“护党宣言”，所以祖父誓称曹亚伯、冯自由若再登门“必杖击之”，吓得他们一直不敢再登门。直到十年后，借我家双喜临门，惺惺来贺，祖父也旧事不提了，不了了之了。

　　不久我母亲怀孕了，祖父将要当爷爷了，他则更加高兴了，他急匆匆嘱家人提前为孩子做好了一切衣着。可是，这婴儿长得太大了，结果在分娩时窒息殀折了，让他感到惋惜。

　　院　子

　　祖父颠沛了一生，晚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他心仪的“国学讲习会”和学术刊物《制言》，弟子成群，家庭和睦，生活富裕，他写了条横批：“于是  孟秋爰谢  听览余日  巡省农功  舟行庐室”，这是《昭明文选》的《西征赋》中的一句话，描写经社会动乱之后人们得到的太平，也许是他晚年心情的写照吧！从人性而言，这是一生中最安逸的几年。但后人也批评他，“这是革命意志衰退”，“是个半截子革命家”。是的，他老了，不能再“冲锋陷阵”了。

　　家里有二个院子，一个是二幢楼的后园，一个是讲习会的后园，我们称为前院、后院。前院可以说是果园，春天青梅首先开花，杏子也跟了吐花，接着梨花满树，桃花跟了绽放。五月枇杷满树，赶紧得用粗树枝撑住果实累累的枝条，压得树枝下垂的还有十月的柿子，还有十二月的胡柚。祖母则忙着采摘青梅、杏子、毛桃，将它们晒干后，烧煮成青梅干、杏干、桃干，这是我们全家都爱的蜜饯。新鲜的梨子、枇杷、柿子，随手采摘，不知有多好吃。成片竹林的春笋，采后立刻清蒸，这才叫人间第一美味。还有初春的香椿，用来炒蛋，其鲜味令人终身难忘。前院中的腊梅香味，熏得永世不忘。这里没有假山池溏，只有自然归朴的草木。

　　后院除了两颗硕大的桃树外，则是一片菜园，四季蔬菜，全家食用不尽，还好送人。其中小番茄的鲜美，让其它水果统统逊色；苞谷（珍珠米）是全家一夏最爱的点心；黄金瓜与青皮緑玉瓜，是夏天消暑的珍品；老南瓜，则是够全家吃上一年。这样田园风光，让人致死难忘。

　　院内还二口井，一口井又大又深，为全家供水。另一口是双井，处于院子深处，有二个井圈，从上望下去，可同时见两个人影，听说是吉祥的。每次回家，我总会去照照坐坐，倘佯在这家的乐趣之中。

　　我们一家常常在庭前小园吃瓜喝茶，围坐聊天，听老人讲那过去的故事，常常至夜深回房睡觉，这是我们家最最美好的辰光。让我终生魂牵梦萦，洗不尽的回眸。

　　变　故

　　祖父安定的晚年是短暂的，他除了坚决支持抗战外，再也没有卷入各种政治漩涡，被讽为“半截子革命家”。他专心讲学，急于要把他的知识和经验传播给后代。他忙于编讲议，编杂志，上课，终于病倒了，连饭都咽不下，还坚持上课。他像战士，死在了战场。死的前十天，他回了蒋介石给他的信，大敌当前，蒋介石也表示礼贤下士，致信祖父请教对策。祖父回信说，应一致对外抗战，可将共产党的军队视为“民军”，让他们开赴晋察冀前线作战，他说共产党对外是决不会投降的。死前三天，他还在讲学。1936年6月14日，他溘然长逝，享年69岁。

　　祖父作古，国民政府下达了“国葬”令，但来不及正式安葬，只好暂厝院中，一家匆匆踏上逃难之路，忍痛抛下了这偌大的家，只留下了一个看门的男佣。

　　7月日军占领苏州，在占领前夕地痞流氓首先洗劫了我们的家。日军占领后，又将我们住宅变成了他们驻军之地。抗战胜利，家中已一片狼借。

　　祖母带领全家历经三个月流亡，终于到达了上海，暂安了下来。母亲在半路上生下了我的大哥——一个没有见过祖父的大孙子，故取名“念祖”。

　　直到1950年，苏州解放，苏州邀请祖母担任省文史馆员与人大代表，于是祖母带领我们回到了苏州的家，一起住在第一幢楼。我只住了很短的一段时期就回上海读书了，只留下浅浅的印象——一个空旷而缺乏人气的地方。  

　　1954年国家隆重地将祖父灵棺迁葬杭州西子湖畔。以后，二幢楼先后成为苏州“地委”、“侨办”、“老干部局”等机关。祖母带我们移居后面“讲习会”旧址。“十开间”在杭战期间损坏了一半，只剩下邻街的“五上五下”。我们将剩下的家具书籍安置于此。楼下五间房一间成会客室、一间成饭堂、余均成了书房，楼上都作卧室。房前仍有一个小花园，我们依旧在小花园中吃饭、会客、聊天、晒太阳、纳凉……，装满了甜蜜的家的记忆。祖母在这里活到了百岁。

　　在各种运动震荡中，小楼变成了平房，平房又缩身前移……，大花园也变成小花园……。长辈先后作故，俱往矣，只剩下的一点点家的印象。我不想毁掉我记忆中的家。我几乎没有再回去过，只剩下我弟弟在家守着最后的砖瓦。而侍其巷“双木草堂” 毁于抗战时期，空地在解放后也捐给了政府。

　　如今二幢旧楼依故，假三楼改成了真正三楼，似乎没有机关了，门口挂了“章太炎故居”的匾牌，连我都没有进去过，这还是我的家吗？我心里有点复杂。

　　这个家正在一点点在消失，亲人们的一个个在往生，房屋的移主，花园的萎缩，昔日厅堂，已是物是人非，好似一场红楼梦，但这里曾有的辉煌、灯火、热闹、嬉笑、身影、是非……，还没有完全从我心里消失，也许是抱缺守残天性，让我来记下这一段家的故事，权作史料！
　　

　　写于2022年3月9日 

　　* 发表于《上海文学》，2022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