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秋，邓小平政委和张云逸军长率红七军在广西的东征途中，毅然抛弃李立三先攻夺城市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决定“打到江西去，汇合朱毛红军”。

　　一

　　1931 年2月初，部队在奔赴江西途经当时乳源的辖境梅花圩时，受到国民党当地守军和邓辉旅的追堵。两军在梅花圩附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死伤千余人。给敌重创后，红七军撤出梅花圩，由当时湘南特委宣传部长谷子元和乐昌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杨高林派人引路，继续前往江西。行扺大坪村时，军部决定把连日来战斗负伤和患病的400多名伤病员留下来养伤治病，并由杨高林同志写封信介绍他们到大桥的铁龙头村找到张金泮帮助隐蔽养伤。主力部队由必背半岗岭瑶寨的瑶胞邓安德带路，绕大瑶山，经湖洞、大洞前溪，于2月5日上午到达乐昌长来与杨溪之间的曲合渡口，抢渡武江。

　　至下午3时多，邓政委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的大部分战斗人员渡过江时，乐昌敌人一骑兵营赶到。接着，大批粤军从韶关乘汽车赶来，夹击我军滩头阵地，还用强大的炮火组成火力网封锁了渡口，把一河两岸的红七军隔断了。两岸传递信息后，邓政委率领已过河的部队突围成功，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经仁化县奔向江西。未能过江的张军长率六七百人，仍由邓安德带路，一口气后撤三四十里，至晚上9时多，到达邓安德所在的瑶寨半岗岭，停了下来，就地宿营。

　　部队到达半岗岭瑶寨时，瑶民不知又来了一支什么军队，大都拿着柴刀、斧头、鸟枪等武器上了山顶，只待来人进村抢东西，牛角一响，就要下来抗争。

　　是夜，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山里积雪尺余。部队没有进村，只在雪山间，冰涧旁，雪树下，冰田上背靠背坐着。村中家家门前有狂吠的猎犬，屋墙边靠着干柴，屋檐下吊有玉米苞。村周围有茅寮，寮内有乾草，部分还关有鸡、猪、牛。大路边的薯窖里堆放着番薯、芋头。石坑石圳有“吚呀……吚呀……” 响着的水碓，碓里有糠有米。而这些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却是视而不见，毫不动心，靠背片刻后，只在雪山上寻找湿草湿柴来生火烤衣，煮野菜稀饭充饥，取暖熬夜。山顶上的瑶族同胞看到这种情景，慢慢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奇怪地看着他们。

　　翌晨4时左右，张军长传令部队集合，发布命令：“绕道过河，直奔江西”。接着再由邓安德带路，张军长率部开往横溪下湾村。一路上，邓安德为避免瑶胞发生误会，高喊着“红棒变，三点坏，喔则红棒”（瑶语：即红军好， 白军坏，他们是红军）。至此，四岭山头的瑶胞才知道：“他们是红军，红军是好兵”。

　　部队离开半岗岭瑶寨，走了20多里路，于早上7时多到达横溪火烧岭，进入下湾村和溪头村。张军长鉴于部队的实际情况，决定在这两个汉族村里休整两天。在这期间，红军买卖公平，损坏东西赔偿，善待群众，深入宣传革命道理，让当地百姓看到了未来的光明。

　　第三天早上，在下湾村农民余斌山的向导下，张军长率部去湖洞。与此同时，在铁龙头村的400多名伤病员除留下40多位不能走动的重伤病员和一名青年军医外，其余300多人又都由邓安德带路去湖洞，跟上张军长的大部队，由湖洞经大坪边界到坪石罗家渡的老爷庙渡口渡过武江河，前往江西去了。邓安德则从湖洞先返回铁龙头村，协助照顾那40多位重伤病员。

　　二

　　留在铁龙头的重伤病员和那位青年军医，在张金泮和当地民众的掩护帮助下，到离铁龙头村六七里的曲潭山坳搭一茅棚，安排35名住茅棚，另9名分别住铁龙头村和到角村隐蔽养伤。邓安德和南坑村瑶胞赵志田，到角村民张顺等也经常送物资、信息到曲潭山坳来。周围没有敌情时，痊愈伤病员也以砍柴卖、帮工、挖山薯等活计维生。

　　两个多月后，这批伤病员有一名姓唐的连长和一名战士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牺牲，葬于曲潭山上。李标连长的通讯员苏某，当时才十多岁，伤口未愈，由张顺后来到罗家渡参加游击队时，带到梅花圩给一个寡妇当儿子。以及还有三位尚未治愈的重伤病员仍留曲潭外，其余人员均相继治愈，在邓安德、赵志田和张顺等的安排向导下，先后分三批化装成瑶胞，到仁化，转往江西去寻找大部队了。不幸的是，邓安德送完最后一批归队战士回来，当年冬天，被国民党乐昌县王坪乡公所派便衣趁其参加一次“度身”活动时捉到乐昌去杀害了。

　　三

　　仍留曲潭的三名重伤病员是：黄恩祥（化名黄老五，人称共产老黄），原红七军五十八团三营五连连长，广西东兰县人，壮族，右腿负重伤；黄世尤（化名黄老三，黄恩祥侄子），原红七军五十八团二营四连通讯员，枪伤加伤寒病；陈月生（化名黄老四），原红七军五十八团一营三连战士，广西巴马县人，壮族，腿部负伤，后又跌跤伤及大脑。他们留治曲潭数天后，获悉敌人又将大举搜山，为着减少当地人民的负担和风险，即转移至必背瑶山。

　　本书编者注：本段描写与中共乳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3年4月5日编印的《乳源党史资料》3期（总第6期）《红七军经过乳源瑶区及伤病员隐蔽养伤情况的调查》和乳源瑶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发展史编委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的《乳源瑶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发展史》中《红七军伤病员在乳源》情况有出入，请参考本书《第一章第70页，〈红七军经过乳源瑶区及伤病员隐蔽养伤情况的调查  六〉》

　　他们首先来到半岗岭村，不巧，邓安德（时未遇难）外出未回。幸得数月前张军长率部在这度夜时留下了红军是瑶民未来救星的好印象，使得瑶民得知他们是红七军的伤病员时，立刻把他们隐蔽起来，一家一把米，几条番薯，数粒盐巴送给他们。有懂得点跌打刀伤或药物的老者还常常采药给他们，为他们疗伤治病。自然，他们也在伤病慢慢好转的时候，上山采些野菜、挖点山薯来填补生活，以减轻百姓负担。同时还编织些竹帽、箩筐、粪箕等送给瑶胞。正当他们的伤病快要好转时，邓安德被杀害了。这对他们日后的去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再者，半岗岭被敌注意，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再一次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向必背深山瑶区转移。

　　1932年初，他们在离开半岗岭走向深山瑶区途中，被王茶大圳口瑶民邓天位搀扶回大圳口瑶村。村民们早听半岗岭瑶民说过红七军的事迹，一见他们就都纷纷捐衣赠食，并安排他们在一偏僻处住下。与半岗岭的瑶民一样，大圳口的瑶民同样关照他们的生活，用草药医治他们的伤病。当然他们也一如既往，千方百计谋生，不断给瑶民编织竹制品。经瑶民们几个月的悉心护理，他们的伤病终于痊愈了。

　　痊愈后，共产老黄的右腿残废了，陈月生的大脑留下了后遗症，只有黄世尤的身体康复了。面对三人中有两人不宜外出，余下一人也应照顾战友的实际情况，他们决定仍留住大圳口。于是，他们生活在大圳口的瑶民中间，学讲瑶语，奉行瑶家传统礼节，穿着瑶族服装，扣戴瑶家装饰，居住瑶式茅寮，眠睡瑶人平常床铺，尊重瑶家民情风俗。日间，耕种瑶民给的山岭，帮助缺劳力人家刀耕火种，伐木锯板。夜里，或在不宜耕种的白天，他们或在居所寮中，或在瑶民家里，蔑匠、木匠、铁匠诸活。家主需要竹织品，他们即为竹蔑匠；需要木制品，他们即为“当代鲁班”；需要刀、镰、锄刮，他们即为铁匠。一边干活，还一边对围观的瑶家男女老少讲红七军在广西右江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共耕”的故事。并多次讲演邓政委的“铜板术”——即邓政委取一铜板在大脑门处摩擦，摩摩摩，擦擦擦，忽然不见了，士兵们正惊讶时，邓政委忽然从脑后取出铜板。众人惊喜道：“邓政委去无影，来无踪，虎豹豺狼无处逃了。”就这样，他们深藏瑶山，生活在瑶民群众中。神不知，鬼不觉，不到一年功夫，便交了不少朋友，做了不少有益于瑶民的事，还树立了比瑶胞更瑶胞的形象。他们对内对外都说自己是大圳口的瑶胞，而大圳口的瑶胞也承认他们是大圳口的人。这时，共产老黄和陈月生虽觉自身不便，仍不宜外出，但知已有了久居于此的基本条件，还有了生活和谋生能力，便提出了他们仍留此地，黄世尤外出活动的设想。黄世尤早有在更大范围交友做事，寻找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愿望，闻声即合。此后，他们便以大圳口为集合点，分分合合，开始了新的一页。

　　先说留住大圳口的共产老黄和陈月生，他们在大圳口一住就是十年，至1943年才迁至必背，在深山瑶区南来北往、东去西回都相对集中的大岭村长住。他们在这两处居住期间，续以耕山维生，竹、木、铁三匠，后加酿酒、做豆腐卖等活儿来为民做好事。据大圳口村邓天位、必背口盘兴发和大岭村邓安顺等人说，除此之外，他们留给瑶民很深印象的还有几点：一是共产老黄很会讲，他讲打土豪、分田地、搞共耕，穷人与地主老财和官兵匪斗智斗勇等斗争的故事，讲到百姓们心痒痒，摩拳又擦掌。二是有些没得吃的人，特别是孩子，到他们家听故事时，他们常常在灶炉里煨番薯、芋头、玉米苞给这些人吃；过路行人进到他们家，见什么可吃什么，无须问津。有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或是父母外出未回无人照顾的孩子，不仅常在他们那里吃，还时不时在他们那里宿夜，让这些人中有些几乎是无法生存的人活了下来。三是他们不断带领附近瑶寨劳力单薄的人家“共耕”， 直到解放，对这些人的生存起了很大作用。笔者1978 年访问邓安顺时，他说：“好彩共产老黄跟我们‘共耕’，如果唔系（不是），我怕是见不到你们了。”四是他们常常接济百姓，而自己的衣食住行却都是很艰苦的。人们到他俩家时，常见他们吃“黄狗头”和“苦斋”（当地土话的两种野菜）粥。五是他们酿酒、做豆腐和造竹木铁器卖时，除廉价外，还可以用烂铁、山货去换，穷苦人还可以赊数，赊后也不追还，解决了不少穷人家的生活和耕作难题，也使得有更多人常来常往，听共产老黄讲故事。六是解放前几年，共产老黄被乐昌王坪乡公所逮去拷问数月，受尽酷刑，始终未暴露身份，更没殃及瑶胞。直至周围瑶寨群众联名作保，捐款赎出他来时，仍见他满身伤痕。七是传唱“雷公一响， 天火一烧，天下太平。富人莫喜，穷人莫忧”这首儿歌，使瑶家许多人唱后，增强了生活信心，在黑闇的旧社会里看到了一线光明，盼望共产党早日到来。再说黄世尤，自1932 年冬取得“大圳口瑶胞资格”后，于1933年初开始向外活动。桂头圩日，他常常背些原材、木板去卖给一间木制品铺，时而还帮那铺做些小工，短工。日子久了，慢慢赚得几件木匠工具。得到这“云游”各地的方便之处后，他又转学另一行，就是依托小时候学来的本事，采挖中草药如车前草、青蛇子、金银花、金钥匙等到乐昌去卖给一些药材铺。交往多了，有些中医师和药铺老板见他勤快、聪明，又只赚饭吃，不要工钱，也乐意留他帮手晒、晾、切、磨药材，以及伺候来看病买药的人们。借此机会，他学到了一些医治跌打刀伤和一些小病的医术，还学会了种牛痘。原有耕作本领藏身，今得数技之长在手。他便背起一个内装几件木匠工具和一些中草药的木箱，先到仁化各地，后拐曲江山川，再转身北上梅花。一路上有需木匠的，他拿起斧凿赚食；有患小病求医者，他施展技能，赚些盘缠（路费）。若逢种牛痘季节，他在孩子们臂上认真剔几下，放些“痘苗”，预防天花，赚个下榻（宿夜）地方。如无上述需要，便找些大户人家，打几天短工驳食，觅条道路前行。他不管日出日落，斗转星移，只见村进村，户留宿户，按需留时日，潜心服务，尽力满足人民。如此往返数县之大部分地方，暗暗寻找地下党和游击队。可惜他人生地疏，无线无索，大海捞针数载，终不能如愿，迫使不得不改变计划，再以瑶山为主要生活区域，常往返瑶汉区之间，直到解放。虽说他此举未成，但他在这近20年期间，所到地方，却交了不少朋友，做了不少好事，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的许多朋友能讲演他讲演的邓政委的“铜板术”和“共耕”奇事、聪明小伙与财主斗智、受压迫者与官匪打斗等等方面的故事。不少人家的竹织木制家具，乃至耕作的铁造农具都是他半卖半送的。许多人的病患都是他义务治好的。特别是1943年夏天，瑶山的仙公师爷趁有小孩感冒发烧，有出麻痘象征之机，大肆叫喊“劫年有大难”，要大家出钱请神消灾之际，他即挺身而出，日夜兼程，爬山涉水，跑遍瑶山大部分村寨，宣传药物治病种牛痘防天花的科学道理，说服了不少家长，为上百小孩种了牛痘，使他们在大闹天花病的年头和往后一生都躲过了致命的天花病。原必背砦面人氏盘才万同志捋起臂上种过牛痘的疤痕，回忆当年黄世尤与其种牛痘躲过天花大难的情景时，称之为“夜半星光”，黑闇社会里的大恩人。其余受过他大小恩惠的瑶民，自然把他们的事迹代代相传下来。1946 年，他入赘草田坪一穷人家后，仍继续他原来的作为，直到解放。

　　1953年，共产老黄病故。1962年，黄世尤和陈月生返回原籍，得到当地政府照顾。共产老黄的遗骨也被他俩同时带回原籍安葬。

　　本文选自《瑶乡乳源文化铭作选》，梁健主编，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第48—55页。

　　本文作者：莫瑞福（1937—2021），广东曲江人，曾在乳源教育系统工作多年，历任乳源瑶族自治县文化馆长、文化局长、政协主席等职。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