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台湾，认识台湾，感悟台湾，悟透台湾。回忆我从事三十多年的对台工作，体会最深刻的是：必须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的对台方针、政策；必须尽可能的掌握更多、更全面和最新、最厚实的台湾情资；必须不断地学习调整看问题的“角度、纬度、深度”；必须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客观、理性、全面地分析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要防止“以偏概全”，不为现象混淆本质。要防止“躁之过急”，把握“时与势”，审慎分析当下局势与未来趋势。台湾问题错综复杂，两岸分离又数十年之久，研析台湾，还必须把握好真正的台湾主流民意。值得欣慰和有待历史检验的是，我对台湾问题的分析及提出的相关思考与建议，大致可以归纳以下二十个方面： 

　　一、关于“一个中国”原则与“一个中国”内涵的区别
  
　　我认为，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应严格区分“一个中国”原则与“一个中国”内涵。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次汪道涵会长听取学者汇报，我提出这一观点与思考。研究如何打开两岸政治僵局，双方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历史造成的事实和现实状况，使得双方在“一个中国”内涵存在各自解读（“一中各表”还是“一中同表”）的严重分歧。因此，双方需要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政治前提下，进行“平等协商”，解决“内涵”分歧。2014年9月我曾参加一个会议提出建议，应研究“一国两制”区别于港、澳模式的“台湾模式”。因为，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等不一样。2019年1月2日，习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讲话中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实际讲的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研究“一中”原则下有别于港、澳两制模式的“台湾模式”的内涵。

  
　　二、关于两岸达成“九二共识”的政治解读及历史地位
  
　　“九二共识”核心是“一中原则”，目标是“追求统一”，分歧是“一中内涵（国民党强调“一中各表”，民进党否定“九二共识”）”。 2012年“九二共识”发表20周年，我在香港《中国评论》第1期撰文提出：“九二共识是稳定两岸大局的定海神针”的定位。2016年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重返执政，国台办发表讲话首次定位“九二共识”是“定海神针”。2017年我再次在香港《中国评论》第2期撰文，认为“九二共识已完成阶段性任务”，“长远思考两岸政治关系，九二共识需要重新检视”。因为，此时“九二共识”已被国民党扭曲为“一中各表”，至今坚持只强调“一中各表”。民进党一直坚持否定、拒绝“九二共识”，蓄意扭曲为“国共共识”。对蓝绿所坚持的立场，我应在强调“一个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基础上，研究新版“九二共识，以适应两岸及岛内新情势。2022年“九二共识”发表30周年，我于2月6日在香港“中评网”首页头条发表文章《仇长根：“九二共识”为和统以避兵戎》。

　　三、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
  
　　两岸关系从1987年打开交流交往大门至今已经30多年，其间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两岸关系“不稳定、不确定”，随时会出“意外”。主要源于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依然存在，被扭曲的台湾“本土意识、主体意识”逐渐上升，幷逐渐演变为“分离意识”。也包括美日等国外反华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挑衅。我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初级阶段”是“和平统一”的必然阶段，无法跳过，无法绕开，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两岸关系“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国”的定位问题，这是一块极为难啃的“硬骨头”。两岸“结构性、深层次”的历史成因和现实岛内民意状况及外部因素，决定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艰难性”。要认清两岸关系较长周期“初级阶段”的现实，必须研究如何适应幷寻找新的两岸关系发展“动力”和新的“增长极”。

　　四、关于蓝、绿政党和美国均主张“维持两岸现状”的判断
  
　　国民党当局及马英九主政8年时，主张“不统、不独、不战”的三不政策，即“维持两岸现状”；坚持所谓“先经后政”，实际“只经不政”，拒绝两岸政治谈判。2016年民进党再次取得施政权后，果然蔡英文也多次重申强调“维持现状”，让美国相信蔡不是“麻烦制造者”，也欺骗了台湾民众。国、民两党都用“维持现状”来骗取选票，以应对大陆的政治压力。现在，“维持两岸现状”，有了台湾民意支持，也基本符合美国“以台制华”战略。中美战略博弈，美国不希望两岸统一失去遏制中国的台湾“筹码”；也不支持因“台独”可能引发战争而把美国“拖下水”。 “维持两岸现状”，最符国民党“拒统”、民进党“谋独”、美国“遏中”的目的。而且，民进党当局在“维持现状”的幌子下，勾结美国，企图改变现状。

　　五、关于高度警惕严防“三海连动”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
  
　　中国国防海陆线长达4万多公里，涉及25个国家。历史上，为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我军曾经打过“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等。而现实状况是，美国在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亚太驻军十多万，我南海与菲律宾的争端、东海与日本钓鱼岛的争端，以及“台海”风险与危机，成为国家周边安全的焦点问题，形势复杂严峻，不时遇到挑衅，紧张对抗“升温”。2021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一期封面宣称，“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不可否认，如果台湾问题引发南海、东海、台海“三海”同时连动，加上我东北部有美、朝核对抗及印度在我边境挑衅，这必然会“火上加油”，对维护我国周边安全极为不利。

　　六、关于“中华民国”“主权、治权、政权”挂钩的看法
  
　　国民党败退台湾，初始蒋介石图谋“反攻大陆”不成，到了蒋经国基本知道“大势所趋”，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李登辉之后及现在的国民党，顽固坚守“中华民国”旧法统，“偏安拒统”。民进党上台，坚持“台独党纲”，但也知道那是“拿鸡蛋碰石头”，“台独”必然导致战争，后果“自取灭亡”。所以，民进党无奈借“中华民国”之壳，掩饰推进“台独”步骤。岛内其它政党如民众党柯文哲，想冲大位也称“我国是中华民国，我家是台湾”。不难看出，台湾政党政治的现实是，蓝、绿、白政党及政客都会拥抱“中华民国”，反对或攻击“一国两制”。客观上，台湾各政党已将“中华民国主权”与岛内“治权”“政权”三权“捆绑”，目的均为获得更多“选票”，以取得施政权利。

　　七、关于岛内对“两岸关系十个误判须高度警觉”的观察

　　岛内民众，包括台湾当局乃至于多数政客，普遍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总以为：“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方针，不会轻启对台武统”；以为“大陆自身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无法对台动武”；以为“有美国背后撑腰保护台湾，大陆不敢对台动武”；认为“两岸统一是制度之争，统一是大陆要吞幷台湾”；认为“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维持现状最好”等。岛内“十大误判”，是台湾当局长期“反共仇陆”宣传误导、误判的结果，是美国打“台湾牌”向台湾发出错误信号的结果，是严重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容易误导决策和导致台海局势失控。

　　八、关于绿施政“不弃蓝、不避绿、不断流”的因应之策
 
　　2016年1月12日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胜出，在次日一次研讨会上，我分析选举结果及主要原因后认为，蔡英文当选幷不等于是台湾民众支持“台独”，幷提出“不弃蓝、不避绿、不断流”的“三不”因应之策。特别是，两岸民间的各项交往不能“断流”。要认清台湾政党轮替“常态化”，认知国民党仍是岛内最大在野党。政党政治决定，不可能由某一个政党永远施政。长期而言，与民进党打交道回避不了，与绿营接触也是给蓝营施压。从大统战角度思考台湾政党政治，“画出最大同心圆”，不分蓝、绿或其它颜色，可以“选择性”做工作，团结大多数，缩小打击面。可选择“城市对接”，复制上海、台北“双城论坛，深入展开城市交流与融合，以“地方包围中央”，倒逼台湾当局。

　　九、关于协商聚集“一中框架”与“一中架构”政治共识
  
　　2013年“习连会”“习吴会”，双方谈及“一中框架”和“一中架构”，显示国共两党对“一个中国”的解读有过交手，幷对两岸关系的“定位”有初步交集。研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民国宪法”，以“法”确认“两岸同属一中”。我认为，统一前的“中华民国宪法”，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台湾岛内，因为国际上绝大数国家幷不承认这个“宪法”，“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也没有席位，台湾不具有“国家主权”资格。大陆可视其“宪法”为“台澎金马”区域法律，具有遏制“台独”的阶段性使用价值。未来两岸可以协商“一中框架”与“一中架构”议题，如能形成共识，自然可顺势推动协商签订“两岸和平协议”，从而共同担当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十、关于沟通协商处理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政治定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质上完成了对“中华民国主权”的“事实继承”，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从“法理”上给予确认。然而，客观上“中华民国”迁台在“台澎金马”地区拥有实际的“治权”已长达70多年。但无论怎样解读，须坚持两岸关系不是国家“主权”的分裂，而是两岸“治权”的分离，也就是两岸只有一个中国“主权”，各自“依法”实施“治权”。因此，对“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地区的“治权”问题，是否可以往两岸是“一中框架”或“一中架构”里面的一个“主权实体”和一个“非主权实体”分别治理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方向来思考“中华民国”的政治定位。2001年经大陆同意，台湾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的名义加入WTO，也是“非主权实体”。

　　十一、关于协商统一后台湾当局拥有“治权”及范围与尺度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且十分敏感，涉及两岸“隶属关系”、台湾“对外关系”和“台湾防务”。香港《基本法》第15条规定，回归后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都要报经中央政府任命（回归前的28任香港总督，作为英王的全权代表，都由英王直接任命）。而台湾多年来已实行政党政治，统一后其民选产生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是否要报经中央政府任命？香港《基本法》第14条规定，香港的军事防务由中央政府全面负责。如果“大陆对台湾不派一兵一卒”，台湾抵御“外部入侵”的军事安全及防务问题和岛内“长治久安”如何保障？“台独”可能颠覆威胁国家“主权”等如何处置？香港《基本法》第13条规定，外交权属于中央政府，香港只有在中央授权下，才能行使部分对外关系的权利。台湾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活动空间如何解决？等等，这些议题应可放开协商，给予比香港拥有的“治权”更加宽泛，更具有包容性。

　　十二、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选择”与“实力选择”
　　
　　2016年，民进党重返施政，拒绝“九二共识”，推行“台独”路线，变本加厉迎合、配合美国“以台制华”战略，“依美抗陆”“依美谋独”，两岸风险与对抗急剧上升。大陆民众“武统”声浪不小，认为“和统”已无希望。对此，民族大义值得肯定，但情绪性反映不能替代“战略选择”。我认为，大陆实力今非昔比，两岸实力差距拉大，但也不可轻率地以“实力选择”代替“战略选择”。其实，时间在大陆一边，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正走在关键的路上，“小台湾、大中国”，切不可自乱方寸，操之过急，得不偿失，贻误大局。相信中央洞察大局、总揽全局，坚持“和统”方针，做好“武统”准备。当然，是在两岸关系仍在我掌控之内，台湾当局和美国尚不敢轻举妄动之前提下。
　　
　　十三、关于构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社会政治基础的思考

　　要深思如何向台湾民众论述一国两制的构想与原则底线；深思如何在台湾社会构建“既爱台湾、又爱中国”的共识；深思如何针对台湾青年深化、细化一国两制的宣导。要反思如何运用特殊手段促使特殊群体认同一国两制；反思如何采取经济制约手段促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反思如何运用“既斗争、又分化”的策略应对民进党。要探索如何运用互联网强化一国两制对台宣传；探索如何发挥港、澳一国两制对台湾的积极影响；探索一国两制试验区在金门、马祖先行“以区带岛”；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中的主要障碍与核心问题；探索“和平统一”方针下的“民主协商”问题。总之，须从深层结构性的角度、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现实政党政治的发展和台湾社会与政治受外部势力影响的“四个维度”，全面完整地把脉台湾社会。  

　　十四、关于“稳定台海大局，恢复两会接触”问题的思考
  
　　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成立30多年，不下于几十次协商、沟通，签署了20多项协议。“两会”虽为官方授权，但仍属“社会团体”性质。绿营施政，与绿接触幷不等于向绿妥协，接触幷不等于放弃“一个中国”原则。相反，眼下国民党在“九二共识”及两岸路线上摇摆不定，幷想“甩手”把两岸关系的“经营”责任推向民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