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工作无小事，来不得半点马虎，不仅要做好对台工作，更要做好台湾问题研究。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如何解决两岸交流交往中衍生的各种问题？如何争取广大台湾同胞民意、民心？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如何解决两岸重大政治分歧和实现祖国统一？等等，一系列问题摆到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也成为对台研究工作的新的重要课题。
　　
　　台湾问题极为错综复杂，进入“研究台湾”这个领域，首先必须加强对中央对台大政方针、政策的学习领会。其次必须加深对两岸关系和岛内情况的深度掌握。第三还要“换位”思考，站在台湾人民的角度，从历史和现实视角，分析研判台湾问题。做对台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唯认真向书本学，虚心向同事学，一切从头学起，从最简单的资料积累，不断充实、提高自我辩析、研判能力。我逐步认知，对台工作“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颇强。所谓“政治性”强是指，对台工作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和“民族振兴”；所谓“政策性”强是指，对台政策涉及国家“大政方针”与“总体方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所谓“敏感性”强是指，对台研究有其“原则性”“策略性”，不是写花样文章，空喊宣传口号。
　　
　　上海特别重视对台研究工作，在大陆31个省市台办中，最早设置“研究室”，多数省市台办“调研与宣传”合二为一，即设置“宣调处”。我从1995年开始主持上海市台办研究室工作，同时兼任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浦东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面对台湾学界进入上海交流的学者渐渐增多，上海需要适应台海形势的变化，更需要有一支适应对台研究的学者队伍。此时，市台办加强与各涉台研究机构联系，加强上海对台研究队伍建设，组织协调对台湾问题研究，成为我的重要工作。在市台办领导的指导下，我们开始走“草船借箭”的路子，发挥上海“体制外”有专业背景的学术力量，培养一支“讲原则、肯钻研、有专业、靠得住”的学者队伍，共同投入对台研究工作。
　
　　由于两岸长期隔绝，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各地对台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相对较少。上海也同样，只有少数几家涉台研究单位，如早期的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全市也仅有个别部门的工作与台湾研究有关。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两岸关系的快速发展，上海东亚研究所、上海浦东台湾经济研究中心、上海台湾研究所相继成立。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上海公共关系研究院等也纷纷成立。其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现改为“研究院”），一批长期研究美国、日本、欧洲、亚太、中东等学有专长的资深研究人员，很早就投入对台研究。当年开研讨会，不少学者是挤公交车或骑着自行车前来参加。
　　
　　上海对台研究严格按照中央和市委要求，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客观理性。市台办借助上海独特的优势，发挥上海学者的智慧，学习如何善于同台湾政界、学界、商界等重要人士打交道，学习如何善于倾听岛内真实情况和他们的意见、建议，学习客观、理性分析岛内政情、社情、民意，从“务虚”到“务实”，为中央制订对台政策及“惠台”措施，建言献策。我在上海市台办工作12年，除后两年因“轮岗”需要调到宣传处（新闻处）任处长外，十年都在研究室工作。赴香港工作十年半，主要也是从事对台研究。30多年与涉台文字打交道，给我提供了极佳的“练笔”机会。在涉台研究领域坚持“爬格子”，撰写过上百万字的文稿，对提高我的文字能力帮助很多。
　　
　　相对于大陆其它省市，上海对台研究有自己的地方独特优势。一是，上海与台湾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的定位及对“长三角”的辐射功能，台湾各界特别关注。客观上讲，这是上海具备对台研究的先决条件。二是，上海高校有一批学有专业背景的学者专家，关注幷热爱对台研究，他们了解台湾政情、民情，了解台湾问题的国际背景，这是上海开展对台研究的基本条件。三是，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特别重视上海对台研究，他长住上海，对上海的对台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直接指导，给上海对台研究创造了条件，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在大陆对台研究“圈子里”，上海与北京、厦门同是对台研究与学术交流的“重镇”，上海对台研究在台湾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多数没有机会步入正规高等院校学习，仅仅是一个刚刚读完六年级的小学生，一个刚刚进入中学即遇上“文革”，之后上山下乡走入社会的所谓“知青”，也能够从事对台研究工作，某种程度上讲是“逼上梁山”。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资深”对台研究人员，也不敢恭维别人称我为对台研究“专家、学者”。我领悟到，除了孜孜不倦、勤奋用心与刻苦钻研以外，关键是做研究工作跟做人一样，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无私、无我、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