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0月19日电（记者 林艳 段晓鲁）今年是两岸新闻双向交流三十年，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秘书长李风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分享了其从事两岸新闻交流工作以及台湾问题研究35年来的心路历程。李风表示，这大半辈子一直离不开台湾问题，希望能够为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做一些力所能及事情，发挥一点个人的作用，这是他的初心。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他认为应该加大推动两岸民间交流。两岸人民应用心交流，将心比心，多易位思考。同时，他也指出两岸交流要为两岸融合服务，争取两岸民众的“心灵契合”，为两岸人民谋福祉。 

　　李风在访问中谈到，人活一辈子，总要有一个追求。他的追求是什么呢？他也常常在想，作为一个在香港的中国人，我能做些什么？李风说，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他想尽一点心力，为中华民族复兴、为国家统一大业做点事情。虽然这些事情既发不了财，也升不了官，甚至要辛苦付出很多。这种坚守很不容易，但在香港其实有这样的一批人，包括郭伟峰社长、周建闽副社长等率领着中评社整个团队，在两岸关系上默默付出，很值得学习。他认为，正因为两岸四地以及海外华侨华人中，一代又一代具崇高理想、理念的坚守者，坚定地为国家统一使命而奋斗，人生因而有意义、有价值。 

　　李风表示，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认为，如今，两岸关系主导权与主动权都在大陆手里，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千方百计谋“台独”，一定不会有任何出路，逃脱不了彻底失败的命运。两岸人民都非常尊崇的先行者孙中山，1900年起，曾先后两次到台湾，1912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外文告：“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完全可以相信，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孙中山先生念兹在兹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任务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一定会实现。 

　　李风是资深台海问题专家，现兼任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曾获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台湾硏究院特邀研究员，美、日外交战略智库访问学者。资深媒体人，横跨大陆、香港、台湾从事新闻工作，九十年代曾在香港报章独家专访并专版向港台海外介绍习近平。着有《两岸随笔》等书。 

　　以下是此次专访的问答具体内容： 

　　我是福建人，是客家人

　　中评社记者：1991年8月，大陆记者范丽青和郭伟峰赴台采访“闽狮渔事件”，成为1949年以后首次赴台采访的大陆记者，从此开启了两岸新闻双向交流。能否谈谈您对两岸新闻双向交流三十年的总体评价？ 

　　李风：1991年，两位年轻有为的大陆官方新闻媒体人赴台湾采访，在当时掀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是一次载入史册的官方新闻交流。这是大陆记者首次到台湾采访，他们后来还去采访了国民党十四全等，跨出这一步太不容易了，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从此以后，两岸新闻交流开启了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不停地有台湾新闻工作者来大陆，大陆的新闻工作者也陆续到台湾去采访，甚至在后来形成了互相驻点。台湾记者走遍了祖国大陆的山山水水，大陆记者也走遍了台湾的村村落落。这一点对两岸之间的互相了解，以及对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交流都是非常好的。当然，也因为有了新闻尖兵在前面打前站，才有了后面两岸在政治上或是经济上、社会上的各种交流互动。 
　　
　　中评社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台湾问题的？福建是对台工作的第一线，您在福建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参与了哪些对台交流工作？ 

　　李风：改革开放初期，我在《福建日报》对外处做了几年记者。后来又在福建日报新创办的《港台信息报》任编辑部主任，这份报纸也就是现在的《海峡导报》前身。1986年，我开始接触台湾问题，参与了一些两岸交流事务。因为福建和台湾隔海相望，两边老百姓的感情是互通的，而且彼此之间的亲友往来也特别多。尤其是自从1988年台湾放宽老兵探亲之后，很多台湾老兵以及其他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各地的家乡探亲访友。当时我就在福建接待了很多从台湾来的老兵，也接待了很多台湾新闻界朋友，比如当时工商时报记者吴新兴一行来闽采访，我就和福建日报同事一起接待了他们。吴新兴后曾任“台侨委会委员长”。可以说，在80年代后期，我就走在了对台交流的第一线。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福建省省委特别重视对台事务，省委领导将对台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省委书记来闽上任前，中央领导都会找新任省委书记谈台湾问题，这是多年惯例。因此，两岸坚冰开始融化之初，《福建日报》专门辟出一个版面，叫做“闽台骨肉情”专版。我和我的同事，就在编这个专版。两岸交流一开始就提出闽台骨肉情，可见福建省委领导很有远见，而且对台湾同胞寄予了很深的感情，提出了要帮助台湾同胞解疑释惑，以及为来闽的台湾同胞提供帮助。我当时参与了帮助台湾同胞寻找亲人的一些工作。 

　　说起福建与台湾交流，还有这么件事。座落福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随着1979对金门停止炮击，若干年后改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80年代初，邓颖超是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负责人，前线台对台军方广播员第一句话称呼是“国军官兵弟兄们”，邓大姐到闽视察，她在送审稿上亲自改为“亲爱的国军官兵弟兄们”，加上了这“亲爱的”三个字，反映了大陆对台军及台湾同胞的亲情，在台引起强烈反响。后来有回乡的老军人说，我们偷听广播，那“亲爱的”三个字，把我们心都叫软了，叫化了。而且语气语调又温柔，轻声轻语的，还是年轻女播音员用闽南语喊话，你说要命不要命。可见，老一辈革命家多么重视台湾问题，也多么会做台湾同胞的工作。 

　　中评社记者：说起闽台骨肉情，让我们想到在福建其实有很多家庭都有台湾的亲人。我们知道，您外公的叔父刘春海还是一位辛亥革命老人，能否谈谈您的家族与台湾的渊源？这对您从事对台交流工作是否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风：两岸之间特别是福建地区有好多家庭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在台湾都有亲戚，不少是几百年前闽南地区一代到台湾去拓荒的，也有郑成功带去收复台湾的大军后裔，还有国共内战时期过去的那批人。 

　　我是福建人，是客家人。我的家族和台湾也有渊源。我外公的叔父刘春海是一位辛亥革命老人，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留学期间认识了孙中山，随后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东京同盟会14支部成员，他一辈子追随孙中山。孙中山在南京下葬的时候，他在交通部工作，是津浦铁路奉安委员会成员，总管护送灵柩从北京到南京中山陵安葬这一要务。解放后，他由北京市长彭真亲自邀请，担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外公家族在台湾有很多的家人和故旧，在台湾也有很多亲戚，有的还是上市公司主席。记得有一年去台湾，台北的事办完后，去台中探亲戚，我的一位表姨夫热情招待。他是福建长泰人，军校毕业，1947年，国民政府派一批懂闽南话官员去接收台湾，那时他被派到台中，一直在警界任要职，退休前为台中警察局负责人，我去台中住他家，为了我休息好，三层楼自建房子让我一个人住，他们二老住警局老房子。一天我晚上应酬太迟，第二天起床晚了，他老人家早早买了各种台中小吃早点，坐在一楼客厅在那等，搞得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他说大陆来的亲人一定要照顾好。对台湾我也始终有着很深的感情，对台湾的城乡、土地也有一种很深的亲切感。 

　　我在中央社工作的经历蛮珍贵的

　　中评社记者：您曾在中央社担任过驻香港的资深记者，对于一个有着大陆背景的新闻工作者能够进入到台湾媒体工作，这是一段非常传奇的经历。能否和我们谈谈这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进入到中央社工作？ 

　　李风：1990年，我来香港定居。虽然换了一个新的地方，但仍然离不开新闻圈子和涉足台湾问题。到香港后，到了好几家香港媒体工作，都聘我做中国部主任。1992年，我在《香港经济日报》做中国部主任，每天写中国观察的专栏，并且负责中国版的新闻。那时候，两岸互动和往来已经很热络，两岸政治人物的互动也更多了，尤其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整个国家有了新的面貌，我写了很多的新闻报导，台湾的《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大小报纸也都常转载我的文章。中央社看到后就想挖角我，特别是当时中央社香港分社社长吕康玉，他原本是中央社的总编辑，是一位抗日将领遗孤，小时候的身份证母亲那一栏写着宋美龄。他有着强烈中华民族情怀，并且坚决反对“台独”，他比较早就看出台湾可能走“台独”之路，所以来到香港做分社社长。由于两岸事务越来越多，中央社也需要在香港有一个专家型记者来写特稿。他力主把我挖过去，聘我任驻香港的资深特派记者。当时的中央社社长唐盼盼以及副总编兼大陆部主任、国统会研究委员张荣恭都同意，觉得我很适合。 

　　说实在，刚开始我有点顾虑，因为中央社毕竟是台湾的新闻机构。一方面，我总觉得，我的大陆教育背景在台湾机构好像有点格格不入。而且，对台湾来讲，中央社在当时也是国民党党营通讯社。不过，好在他们很包容我、接纳我，而且也信任我。尤其是张荣恭对我非常关心，至今我还很感谢他。可见，当时的国民党包括政府还是很重视新闻人才，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重视两岸关系，不仅是高层互动，他们也想打破和拓宽新闻交流互动，从而能够更准确掌握大陆信息，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并准确研判香港在97年前面临回归的社会变动。 

　　而我进中央社任记者的政治立足点有两点，一是维护中华民族整体根本利益，有利中华民族利益的就写就说，不利的就不写不说；二是促进国家统一，促进两岸人民的了解和互信。以做好新闻专业角度来看这份工作，真实报导大陆，真实报导香港，客观分析两岸关系，用自己的专业为台湾民众服务，让他们更了解大陆。当年我常在大陆访问到的很多独家消息和重要消息都获台北总社重视，并且受到很多媒体的转载。作为一名记者，能够写一些两岸关系新闻，记录两岸关系演变进程的消息，我也觉得很有意义。事实上，1994年前后那段时间，台湾对大陆的一些政策还是比较正面的，而且台当局当时还是有共同遏制“台独”的中华民族立场。后来，1996年看到李登辉“台独”面目越来越明显，而且分社社长吕康玉也准备离开了，我说“你离开，我就辞职”。97年香港回归前，吕社长果真离开香港赴美与家人团聚，我也二话不说辞职了，台北总社还想挽留我，觉得我离开有点可惜。 

　　对我个人而言，这段经历也蛮珍贵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认识了好多台湾党政军各方面的人士，也为帮助台湾客观了解大陆情况、研判香港局势作了一点努力，这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做好新闻工作的特质和良心。虽然，我到台湾媒体工作算比较早，之后其实陆续也有人到台湾媒体服务，台湾媒体人士也有到香港媒体谋职，比如凤凰电视台就有不少台湾出来的媒体工作者。

　　蒋纬国对我说希望大陆军力强大，有实力制止“台独”

　　中评社记者：在您接触到的台湾党政军人士中，是否有令您至今记忆深刻的经历？听说您和蒋纬国的那段重要录音还被台湾友人留下保存了，能否谈谈当时蒋纬国和您说了什么？ 

　　李风：1995年底，我去台湾中央社述职及访问，当年恰逢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著名的对台讲话，俗称“江八点”。我和香港一批重要人士访台期间，陆委会、“行政院”等邀请我们前往座谈。我记得，当时国民党大陆政策指导小组副组长徐立德（组长为“行政院长”连战）一坐下来就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两岸关系八点主张，简称“江八点”非常好，然后问我们的看法。我发言说，这个非常重要，尤其是“江八点”提出的“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都是可操作、可行的，台湾应该要好好准备、仔细研究。后来，“总统府”副秘书长、国统会执行秘书戴瑞明也来听我们的意见。我谈了对“江八点”的认识，提到希望两岸能够坐下来好好谈，除了交流以外，还应能够进行政治上的互动。他也高度肯定认为这是对岸抛出的一个橄榄枝，两岸之间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戴瑞明还送我“总统府”及国统会的礼品，一件是铜制笔筒，寓意“必统”，一件是铜纸镇，一面铸“振兴中华”四字，另一面铸总理遗嘱。可惜的是，李登辉内心根本有自己的想法，1996年访美时发表了“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演讲，公开其主张“台独“的立场，两岸间错过了这一次改善关系的很好机会，令人无限唏嘘。 

　　此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另一次赴台访问期间，我的朋友还特别带我去拜访了时任中华战略协会会长蒋纬国上将。蒋纬国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怀并且主张统一，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听我谈了两岸问题的看法、对大陆形势的分析以及国际形势演变之后，主要谈了三个重点：一是强烈期待中国尽早统一，期待大陆在统一方面多做点主张，简称“江八点”，里面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很好，提出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也很好，都是很具体的步骤。二是明确指出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要搞“台独”，想通过台湾民主化，拉大与大陆的政治距离，进而达到“台独”目的，大陆一定要警惕。三是表达了强烈反“台独”意观点，希望大陆军力强大，有实力制止“台独”。他说，解决台湾问题，重点要防止美国介入、美国插手，要在国际战略层面解决台湾问题，同时，大陆对“台独”要做好军事准备，要有杀手锏，准备愈充分，就愈好办。军事可影响政治，政治可影响经济，经济可影响社会，连环影响，有了军事压力，“台独”就不会成功，不放弃针对“台独”的手段，才能最终保障和平统一。 

　　快到中午，我们要辞别，他在我给他的一张纸上写下：海峡两岸之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中国问题”，是解决中国人在世界上永久的自尊！故必须从全球战略求解决。否则若只顾在内部（两岸间，以及各自内部）争吵，是无法自解困扰的！还送我一本他的著作《弘中道》，书的扉页签下“纬国”二字，叫我站在他办公桌前，和我一起合影。 

　　访谈结束后，这两个多小时的录音带很珍贵，我想带回香港，回港慢慢整理写文章，台湾友人说，将军今天谈的内容都很敏感，还是不带好，留在他那保存更妥当。因此，这个录音我现在手上没有，若有，这真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

　　中评社记者：我们知道，九七香港回归前，您还采访过数位国民党元老。是否有令您特别难忘的采访片段？ 

　　李风：九七香港回归前，我采访过数位国民党元老。他们都公开大胆谈和平统一，高度关注香港“一国两制”，认为“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伟大创举，并相信香港回归后一定会成功实践。 

　　其中，有一段很特别的采访经历是访问国民党元老陈立夫。1993年秋，陈立夫首次来港，直接与中共方面接触，并在港举办小型个人书法展。我和香港媒体多人前往采访，他提出“中华文化统一中国”主张。他向香港记者说，他认同香港回归后实施“一国两制”方针，这是中国人通过和平方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他为此很高兴，认为这是和平统一的第一步，并相信一定会成功。 

　　当晚，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宴请他，他向周南说，前两次国共合作，我都是同姓周（周恩来）谈的，今天又是和姓周的谈，周南大笑。 

　　当天采访他时，他问我名字，我递给他名片，当即用我名中一字，写了一条幅赠我。他对我说，这是汉高祖刘邦诗中一句，还轻轻背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脑筋反应极快，根本不像九十四岁老者。 

　　之后，我到台湾访问，公开场合又曾与陈公会面。老人2001年去世，享年101岁，百岁做寿时，还曾特意托朋友送我三件礼物：一本书《我怎么会活到100岁》，一个书法瓷盘，一件白色圆领文化衫，背上印有8个楷书，“养心在静，养身在动”。 

　　这都是很珍贵、很美好的回忆。对于一个新闻人来说，能够记录一段历史轨迹，很有意义。

　　我曾经预言习近平可称是中共跨世纪的接班人 

　　中评社记者：您不仅访问了很多台湾的政要，也访问了很多大陆的重要官员。其中，90年代您在香港访问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的报导还引发了热烈反响。能否谈谈此次采访经历？您对习总书记有什么样的印象？ 

　　李风：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是1985年，他刚从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调升到厦门，任主管对外开放的副市长。那年秋，副省长王一士带队到厦门调研厦门及闽南三角洲经济发展规划，参加的有省对外经贸系统负责人等，我是省报负责对外开放报导记者，随团采访。习近平是这次活动主要策划者，在厦门调研了两天，后来又去了漳州，一起相处。我发现他不仅对国家和民族无限忠诚，对工作也充满着热爱。他到厦门后不久很快就进入角色展开工作，他有很强的改革意识，很多的想法思路都很新颖、开放，这让我对他充满敬意！ 

　　1992年底，我在香港担任《经济日报》中国部主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率福州市访问团来港招商，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联系我，安排专访习近平，晚上7点半我在中环希尔顿酒店采访了他。访问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他不仅谈他对福州改革开放的思路和计划，也谈他对香港与福州经济合作的大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谈及规划方面的问题，他完全是信手拈来，脑子里有一整套的想法，说到一些数据，连小数点都不会错，这也显示出他的敬业。只有胸中有人民，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记得在谈完改革开放相关问题后，我说，能不能谈谈您的一些个人情况，如您的父亲习仲勋、太太彭丽媛近况。他笑着回答，“这些事就不谈了，我就是我，不要把我和父亲连在一起。但可以告诉大家，我父亲身体还可以。我一直是靠自己去闯事业的，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一个台阶也没落空过。”习近平很念旧情，采访结束后还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有他的电话和秘书电话，叫我回福州后可找他。

　　 当天晚上，我回到报社立即整理录音，大标题为：《内地省市领导谈改革开放——习近平：福州按市场规律引外资改造企业》。我还找来了著名画家靳尚谊画彭丽媛的那幅油画作品翻拍照片，配上“元老之子、妻为名歌唱家”附文，整版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因为习近平从政后重视做事，专访他实属不易，这也是他首次在香港接受专访。过了些天，报纸正式刊出，这篇专访报导在香港引发很大反响，因为很多港人都熟悉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对他有感情，外交界、财经界以及政府的很多人也都希望了解习近平，希望了解中共年青干部的执政思路。后来，发表专访的报纸很受欢迎，在中环销售点的报纸都被卖光了。有意思的是，文中导语中预言，习近平可称是中共跨世纪的接班人，当年的研判，近20年后真的成了事实。 

　　我认为对台研究要敢于说真话， 不能跟风

　　中评社记者：您后来从新闻跑道切换到了研究跑道，担任了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的秘书长。从记者转型做学者，您如何看待不同角色的转换？ 

　　李风：2000年之后，我重点转入做研究，同时给香港媒体写些文章。新闻人做研究有其特点，那就是能够抓住最新的东西来研究，而且比较擅长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和提出解决新问题办法。我做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维护台海稳定、探讨两岸统一之路以及在如何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做点事，所以我研究的重点也是围绕台海、南海和东海的安全稳定。我时常参与大陆的涉台研讨会，也去台湾访问。同时，我们也自己办一些研讨会，邀请很多台湾学者、大陆学者、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官员、日本防卫省、外务省官员，韩国的重要学者等前来参加。有些是公开的，也有些是闭门的。其实，我觉得在香港民间做一个小智库也蛮好，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脑力激荡的平台，彼此互相交换意见，增加了解和互信。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也觉得很有意义。香港资讯自由，人员来往方便，沟通起来气氛也较轻松，我希望香港今后还有这样的功能，継续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发挥特殊的作用。 

　　当然，作为一个曾经的资深新闻人，我深知传播的重要性。因此，当学者后，至今为止我也仍坚持接受媒体记者采访，分享我的一些分析与观点。因此，有时大陆和台湾及海外等媒体在遇到重大事件时也会找我采访。其中，有几件难忘的亊。 

　　第一个事情，是前些年中央社记者曾在采访时问我，习近平主席执政后是否会提出一个系统的理论？我当时就分析习近平主席会有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而且会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念。后来，中央社香港分社发稿，发表了这个观点。因此，不仅台湾刋载，美、欧、日韩一些媒体后来也都转载了这个报导。对外传播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国际间了解中共治国理政大方略，我觉得很有意义。

　　第二个事情，是2015年习马会，当时中评社也在一直在推动此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也谈及了很多关于应该如何推动的建议意见。因此，最终看到习马会成行，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握手，我也感到很高兴。中央电视台在习马会当天来办公室访问我，我分析了此次习马会的意义，并且谈到了最重要的是台湾要加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国民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他们来访时，桌上有宣纸笔墨，问能否请我写一幅字，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两岸一家亲”五个字，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联播中作了报导，还播了这幅字。到了周末，我专门把这幅字裱起来，挂在了香港的办公室。我觉得两岸之间真的要一家亲，两岸同胞都是兄弟姐妹，彼此之间应该互相欣赏、互相帮助。假如上下都能有良性互动，两岸之间就会有光明的未来。 

　　第三个事情，是关于台湾选举的事。2016年当选新一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蔡英文在520发表就职演说后，大约11点多有学者接受台媒体访问，说她的讲话应算过关了，蓝营智库重要负责人特意电话问我，还把台湾媒体报导传给我看，问真是这样吗？会上当喔。当时，我回答大陆不可能会认可，因为蔡英文的讲话中隐含了台独政策。中央社香港分社也就此访问我，我谈了我个人认为北京不会接受蔡英文讲话的观点，中午他们也发了稿。到了下午，国台办出来的表态明确指出这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这说明我当时研判还是准确的，这并不是我有多高明，纯粹是凭借多年长时期对台湾政治的接触，对民进党善玩政治权谋及骗术的了解，以及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再加上自己的新闻触觉所做出的研判。我觉得对台研究政治判断力非常重要，要长期跟踪问题做调研，要敢于说真话。不能跟风，不能只注重揣摩上意，只说好听的，作出不符实际的判断，那是会误亊、耽误大局。　 

　　中评社记者：我们看到，无论您是从事新闻工作，还是从事研究工作，始终没有离开台湾问题。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始终如一地去坚守着这份事业？ 

　　李风：我这大半辈子一直离不开台湾事务。2000年之前，我一直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做新闻工作。2000年之后，我开始自己涉足台湾问题研究，也是为了两岸交流，为了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希望能够发挥一点个人的作用。这也是我的初心。 

　　台湾问题很复杂，不是读几本书或念一个博士就可以研究得透的，更不是那些整天喊打喊杀的普通民粹所能解决的，而是要有战略思考和全局眼光，用中国人的智慧才能解决。它需要对两岸关系历史、台湾历史、国共历史、共和国70多年历史有所了解，同时还要有对无数仁人志士为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奉献、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历程的认知，才能把这份使命放在肩上。对于我个人而言，由于我是福建人，本身对台湾比较容易熟悉，对祖先80%台湾人是福建人的历史、社会及文化有认知，懂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心理，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再加上此前做新闻一直接触台湾问题及两岸关系，所累积下来的人脉资源以及相关的知识储备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做起研究来也比较容易一些。 

　　人活一辈子，总要有一个追求。我的追求是什么呢？我也常常在想，作为一个在香港的中国人，我能做些什么？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我想尽一点心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国家统一大业做点事情。虽然这些事情既发不了财，也升不了官，甚至要辛苦付出很多。这种坚守很不容易，但在香港其实有这样的一批人，包括郭伟峰社长、周建闽副社长等率领着中评社整个团队，在两岸关系上默默付出，很值得学习。我认为，正因为两岸四地以及海外华侨华人中，一代又一代具崇高理想、理念的坚守者，坚定地为国家统一使命而奋斗，人生因而有意义、有价值。 

　　我对今后两岸交流的两点期待

　　中评社记者：在参与推动两岸交流的35年里，您既是一个记录者，也是一个亲历者。能否分享一下您参与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感受和体会？ 

　　李风：我认为，今后的两岸民间交流还应大大推动。对此，我有两点期待： 

　　第一，习主席强调两岸人民交流，达致心灵契合，这点很重要。用心交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多易位思考。尊重个人权益，面向普通百姓。给台湾民众国民待遇，像对待自己人一样，不把台胞当成外人。让台胞在大陆经商、旅游、就学、就业，提供实实在在的方便，全国一盘棋，政策落实到位最重要。平常心对待反而更好，很多台胞并不喜欢有些地方的刻意的优惠，觉得那或许不会长久，还是被另眼相待。只要走遍全中国，一样享有普通中国人的待遇，走遍世界，能同享中国公民的尊严就很好。 

　　第二，两岸交流要为两岸融合服务，为两岸人民谋福祉。从小事做起，更加重视细节，处理好细节，同时，彼此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及习俗差异，诚心交流，诚意交流，鼓励基层民众创造更多交流方式。比如加强人对人，青年对青年，学校对学校，乡村对乡村，城市对城市，庙宇对庙宇，祠堂对祠堂，族谱对族谱，全社会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愈来愈多的多元化交流，久久为功，让台胞在大陆真正感受到两岸是一家人，两岸民间的气氛必定会改善，也会为两岸和平统一打下良好社会基础。

　　中评社记者：我们看到，当前两岸关系十分严峻复杂，两岸官方互动包括港台官方往来停滞，两岸民意的敌对性也在增强。对于如何克服这样的困难，您有何建议？ 

　　李风：的确，不管是港台关系还是两岸关系，现在都面临很大的问题，两岸之间的来往也停顿了。不过不要紧，目前两岸疫情控制都不错，期待疫情之后的两岸交流可以加强，包括海陆空各方的关口都应尽快打通。有很多台胞告诉我，他们很想回大陆，甚至有一些人哪怕隔离21天也要来，但现在两岸双方都还有很多限制，很不方便。我相信，眼前的中断只是短暂的，期待疫情后要尽快恢复沟通的桥梁。同时，也要警惕民进党想与大陆中断交流、交往，只期待同日本、美国、东南亚连通的想法。当然，两岸民间的交流，不是民进党想拦就能拦得住的，而且阻拦对其政党发展并不利。我觉得等到两岸民间交流恢复了，各方面会有一个新的交流模式出来，尤其是国民党新主席也上任了，他们也会想办法恢复两岸交流，另外，绿营中也有很多普通民众也愿意到大陆来交流。 

　　至于港台关系方面，我相信也会慢慢地展开更加务实的合作。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及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后，香港社会新的政治生态已经形成，未来会和台湾展开更多正面且有意义的交流。其实很多台湾人都很喜欢香港，他们很多都有香港身份证，还有很多香港人也有台湾身份证，港台人民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深的，两地几十年来的生活状态也是改变不了的。当然，香港和台湾的关系仍然是要在两岸关系框架之下来进行，听从中央政府的指导，这点是不能含糊的。我认为，前两年香港一些政治势力被台独利用了，很多年青人在台独的教唆下形成了“港独”，闹了一场黑暴，给香港社会造成巨大破坏，最后受到法律惩处。目前这个缺口已经堵住，没有了空间，因此未来这种状态也不可能再发生，社会重回正轨，重现安宁与祥和。我也真心地希望两岸包括港台能够恢复正常的交流，让两岸三地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最重要的。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今，两岸关系主导权与主动权都在大陆手里，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千方百计谋“台独”，一定不会有任何出路，逃脱不了彻底失败的命运。两岸人民都非常尊崇的先行者孙中山，1900年起，曾先后两次到台湾，1912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外文告：“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完全可以相信，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孙中山先生念兹在兹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任务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一定会实现。我们一起努力，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原载2021年10月19日中国评论新闻网,记者：林艳、段晓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