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大、白净的老人走了进来，一双大眼跃动着慈祥、智慧的光，室内恍似一下便明亮起来。县侨办江宇园主任向我介绍说：“这就是你心仪已久的香港南康布厂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兆文先生。”江先生热心在祖国、家乡办厂，慷慨捐资兴教，感人至深。他虽已74高龄了，却依然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数以万计的祖籍福建省永定、南靖两县的港人和海外华人。在永靖籍的港人和华人中，他远不是最富有的人，却深孚众望。为揭开这谜团，我在他早年生活的故乡，在香港进行深入采访。

　　骑在背上的人却大喊救命

　　1924年，江兆文诞生于永定县高头村。那是与南靖县交界的一个大村庄。村庄里一座又一座古朴雄奇的土圆楼，像绽放于玫瑰枝顶端的玫瑰一样灿然夺目。偏北，一条澄澈小溪由东向西穿过村庄潺潺流动，四周是苍绿如黛的金丰大山。

　　他父亲江举祥，土名茅蝉，是个熏制牛皮工人，母亲卢开莲。他们勤劳、朴拙、善良，拉扯着几个孩子，住在破旧的泥屋子里。他们家虽然很穷，父亲却总把牛皮上削剥下来的肉分送四邻，他们家虽然也常常揭不开锅，母亲却把有限的米，救济比他们家更穷的人，邻里乡亲很尊重他们。

　　父亲本就高大，因为终日熏制牛皮，两手被熏得黄黄的却显得更粗壮有力。这个筋骨强壮的人，极能克制自己，谦让为人。虽事隔四五十年了，江先生和高头村民还记得这样一桩有趣的事情：一天，村里的一个邋塌、瘦小的无赖，硬要找他父亲比试。父亲摇动两手，连连退让着，无赖却逼了上来，交手没几下，父亲佯装倒地。无赖骑在父亲背上，双手掐着父亲的脖子，问：“还敢不敢？”“不敢了。”但倏然间，父亲用粗壮有力的手钳住无赖，无赖大喊：“救命!”父亲从地上爬起来，拍拍灰尘，笑一笑，走开了。

　　事后，他问：“爸，你为什么要让？为什么不痛揍那个无赖几拳？”

　　“孩子，不是什么大事，退一步，天宽地阔。”其父忍让、善良若此。

　　父亲又说：“孩子，凡事都要动脑想一想。要好好读书。有本事，才能在世上安身立命。”

　　这件事深深烙印在他脑海里。从此，他一双俊眼总是在观察着思索着，比同龄的孩子多了几分成熟。

　　噢，那黑压压的人群

　　受钟灵毓秀乡土哺育，父亲善良、谦让品格陶冶，1946年，他已成长为一个身材高挑，对人生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男子汉了。就在这一年，他跟随姨母到香港谋生。

　　父母双双送他到村口。父亲满含泪水，递过一包“乡井土”，说：“孩子，家里穷，没什么给你，就带上这一撮乡土吧。不要忘了它!”母亲哭得像个泪人儿：“我们年纪都大了，你要早日回来呀!……”他带着父亲的重托，母亲揪心的呼唤而离乡背井了。他暗下起誓：“等我发达了，就回来建设家乡，让你们都过好日子!”

　　在香港，他先后当过工人、职员、报社校对、总务……，也遭受过失业，衣食无着的痛苦。

　　60年代初，他开了一个贸易行。那是个什么样的贸易行?经理与职员就他一人，没有资本，其是受途径香港回国的缅甸华侨之托，替他们买照相机、手风琴、单车之类的日用品而已。他什么价格买来，就什么价格给他们，只收一点儿佣金。他们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他都给办得妥妥贴贴的。他们很信任他。

　　他依然穷，但“经营贵诚、重义”，信誉却从此建立起来了。

　　“你是怎么发展实业的？听说你娶了一个很有钱的太太？”我问。

　　他笑一笑说：“她是个织布女工，跟我一样穷。”

　　不等我问，他就向我说起他发展实业的往事。

　　他说：那时，他在《循环日报》工作。工作任务不多，只是夜间干几个小时就行了，于是白天他又干起另一份工作来。夫妻俩布衣蔬食、克勤克俭、铢积寸累，好容易积了点钱。他审时度势，瞄准60年代末香港房地产即将飞涨的态势，“我买进一层楼又卖出一层．一进一出，赚了一笔钱。于1970年我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布厂。”他沉浸于回忆之中。“我不懂得织布，是个门外汉，就把工厂交给一个懂行的人管理。我完全信任他。我继续在报社工作，两年后才到工厂。我厂工人的工薪比同类的厂高。他们从开厂到今天，还一直在这儿干呢!”

　　他的这种“善任厚待”，我在他的香港同仁中得到了印证：有一位来自永定的乡人，在他的布厂做工，因为穷，母亲病而偷卖一架电机。江先生佯装不知，仍然善待他．拿钱给他母亲治病。他感动了而玩命地干活。耳濡目染，日后，他也成了一位“诚贾良商”。

　　在“善任厚待，人自感奋”中，江先生的布厂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而成今天具有现代化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南康布厂有限公司。

　　“你发展了，却不忘仍然在贫困之中挣扎或暂遇困难的香港和海外华侨乡人。许多人都曾接受过你几千、几万元的帮助，很感人。多少人接受过你的资助？请说一个概数或举一、二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寻觅闪光的材料，我追问。

　　“忘了，记不清了。”他淡淡地说。

　　倒是香港同乡说起这样一件事：一位80多岁的缅甸华侨乡人回国。事前，曾给江先生电话。江先生就到机场接他。这位老人衣着破旧，左脚生疮流脓。江先生却毫不嫌弃把他接到家里。那时，尽管他经济仍然捉襟见肘，却悉心给老人治病，给他买衣服、礼品。临走时给买机票，再塞上一包钱。香港人的家庭是封闭的，轻易不让外人入室，何况是个患病的人。老人感激涕零，逢人便礼赞江先生的善心美德。江兆文由此而声名鹊起。

　　1972年，他境况稍稍好转，就带着礼品，到缅甸探望旅居那儿的乡人。同机10几个人，在泰国曼谷全下机了。飞抵仰光，但见机场站着一大群人。“噢，那黑压压的人群在迎接谁？在迎接哪个贵宾?”他前后左右一看，整个机舱空荡荡的，只剩他一人。“难道……？”他如坠五里雾中。一下飞机，那候着的人群，便向他涌来。“兆文，我们在这儿等了大半个时辰。你终于来了!”“我们好想你!听说你来大伙都自发到机场来接你了!”“你看来了多少人？兆文，三百多啊，就是迎接某某大富豪，也没这么多人!”

　　一别故乡，竟是几十年。几十年来，他一直珍藏着那撮“乡井土”，父亲的重托，母亲的呼唤，他一刻也没有遗忘。家乡那圆圆的土楼，清清的溪流，墨绿的大山，他魂牵梦绕。他刻骨镂心地挚爱着的祖国，故乡怎么样了?乡亲生活好吗?当祖国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他便急急收拾行装，于1979年，踏上了家乡故土。那充满着希望的田畴绿野令他亢奋不已。当即，他拿出几十万元，在家乡办了个制茶厂。让家乡沁人心脾的“金山乌龙茶”快快走进香港吧!有人问他：“在山乡办厂，你不怕蚀本吗？”他回答：“久居港澳，心怀故乡，希图报效，已非一日!”

　　1980年，他再次回到祖国，在江浙一带考察。“四化祖国，如东方的朝阳蒸蒸日上”的万千景象，又一次震撼着赤子之心，他心潮激荡投放100余万元，创办香港新艺行杭州藤器制作有限公司。香港不少行家认为：”这项投资得不偿失，将自食其果。”他莞尔一笑，沉静地说：“为国家繁荣富强，乃吾辈义不容辞的职责!”公司投产一年，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澳洲，业绩斐然，且解决了1000余人就业。他称之为“藤器起飞”。《人民日报》记者曾为之撰文赞赏。

　　1982年，他无偿赠送家乡永定纺织厂80台棉纺机械；1986年，他与著名港胞游尚群合作，投资600万元创办永定劳保品生产有限公司。90年代初，他先后独资或与同仁合作，在山东莱州，江苏南京、广东深圳等地开办了莱辉地产有限公司、南京面包厂、深圳思美联发酒楼等实业。

　　1995年，永定县因建火电厂，资金短缺，为济燃眉之急，他挺身而出，花800万元买下永定百电电业有限公司80％的股份，以助家乡基础设施建设。

　　他轻声地告诉我：“永定百电电业有限公司属于我名下的，每年可获利180万元，我分文不取，全部用于家乡教育等公益事业。”

　　他报效祖国、家乡已达“忘我”境界，令人荡气回肠。

　　永定、南靖两县乡亲，旅居香港历史悠久，人数众多。但“只局限于个体联系，迄今无整体组织，未发挥关爱团结精神，积极进取效益”。为“既促进乡亲情愫，又与东南亚各地侨胞声应气求，互励互助，进而共襄县乡建设，争取邑人更佳福利”，香港永靖同乡会于1983年3月12 日成立了。江兆文先生是同乡会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为同乡会的创建、巩固、发展呕心沥血。他是每年给同乡会捐款最多的人，创办四年，他一捐就是18万元。每逢永定、闽西地区家乡来人，或东南亚侨胞同乡至国内探亲。他都亲自迎送，盛情款待。有时来往的人多，同乡会不够住宿，他就接到家里，使来自五湖四海的乡人，在香港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亲切、温馨、方便。不说其中花费了这位老人多少的精力，单说每年花下的接待费就达几十万元。他却无怨无悔，不改初衷。

　　1993年3月的一天，他突然感到胸闷、气促。检查后，医生告诉他说：“你心脏患病了，应立即住院治疗。”病得多么不是时候啊，过几天，龙岩地区侨务工作访问团就到港了。“挺一挺，等安排好他们，再住院吧。”他想。他硬挺着。在访问团入关的前夜，他倒床昏迷了，送往法国人开设的一家医院抢救。一夜抢救费高达30万元。第二天下午，访问团到医院探望，只见这位年近七旬，刚从死神的罗网中挣脱出来的老人，却微笑着问：“食宿都安排好了吗?”他心中只有别人，却无自己，精神撼人心灵!

　　1995年12月，他任团长，组织了30多人的观光团，参加首届中国永定土楼文化节，全体成员的往返旅费由他负担，志在让更多的港人瞭解祖国、家乡。问及此事，他只轻描淡写一句：“住永定贵宾楼不用支付住宿费，往来旅费就那么一点点。”

　　1996年8月，他鼓励刚考上香港大学的孙女组织香港大学生考察团，到祖国参观考察，幷给困难的大学生以资助。他在苦心编织儿孙一代与祖国联结的纽带。

　　因联谊、招商到过香港多次的永定县的一位已离休的干部赞叹说：“他无求于我们，我们却有求于他。他却宁肯苦了自己，也要方便别人。为了家乡的改革开放，内引外联，他付出很多，很多!”

　　由于他内心宽厚、慷慨大度、济人危困，又善于洞察事物，做乡人工作，每每功绩卓著，深得内地、港澳及东南亚乡亲尊重、仰慕，连任四届永靖同乡会理事长。1993年，同乡会第五届换届选举，他被推举为会长。1997年又到换届选举的时候了，虽然他一再声言：“我年事已高，不适合再担任会长。我宁可多出钱，也不再任会长了。”同乡却说：“宁可不要你出钱，也要你任会长。”他又一致被同乡拥戴，再次出任会长。

　　他博大的心胸是一个港湾，在纷纭复杂的现代生活里，乡人生命之舟，在这儿暂泊，享受着生活矛盾的凄凉和欢欣，共商襄助祖国、家乡大计。

　　功莫大于兴教

　　又是一个金色的秋天，又到了学生注册上学的时间了。金丰中学大门前人潮涌动。

　　我与一位学生家长攀谈：“为什么要把儿子送到远离家门的地方上学呢?”

　　“这儿育人环境好，教育质量高。过去高头村的孩子们流向四邻乡镇中学，现在四邻乡镇的人们却争着把孩子送往这里就学。这都因为这里出了一位热心捐资助教的江兆文先生。”接着，他用赞颂的口吻说：“没有江兆文就没有今天的金丰中学!”我采访的每一位家长，每一位村民无不这样赞颂着。

　　“再会敛取钱财，也不过在尾数添上一个或两个零。但若不捐助祖国，不培育人才，钱再多也白搭。”“兴办教育，才是强国固本之道。”这是永定30余万台港澳同胞、侨胞的卓然共识。

　　江兆文先生青少年时期，由于日寇侵略、时局动荡，曾辗转求学于和平小溪双十中学(厦门双十中学迁至和平县小溪)、大同中学和广东大埔中学。这段曲折求学经历，使他深感到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源于国家的积贫积弱，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唤醒国人，脱离蒙昧。大埔中学毕业后，他便回到家乡南山国民小学任教，借此寄托抱负。他酷爱学习、博览群书，不断地吮吸着中华文化精华。这是他在香港商海沉浮中能峥露头角的重要原因。正因为此，他对兴办教育更有切身体验：“捐资兴教最值得，能为国家为社会带来无穷无尽的回报!”他给金丰中学的题词是：“功莫大于兴教，德莫高于育人!”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教育的卓识，是他总以火一样的热情捐助祖国、家乡教育的巨大推动力。

　　他捐资兴教，报效祖国、家乡的心，可追溯到60年代初。1963年，当得知家乡民校办得出色时，他给侄儿宇案的信中写道：“更感到很大安慰的是：尤以我们的民校办得出色……，如果认为我可以帮助的话，我当竭力支持！”不久，他辗转托人给民校悄然送上30多套教科书、10多套运动服、两盏气灯和一些办公用品。其时，他在香港《循环日报》任校对，还是个穷得叮当作响的穷汉。

　　80年代初，他经济殷实了，祖国也开始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他报国有门了。自此，他捐资兴教之情就像大火一般燃烧起来。1981年，他出资36万元，为高南小学建一座教学大楼。至于金丰中学，这个他心中的孩子，他更倾注百般爱护：10余年来，他倾下巨资，又广联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侨胞捐款，为她建教学大楼、科学楼、教工楼、学生宿舍楼、礼堂、膳厅、校门、校道，修筑运动场，精心设计建造花圃，种植树木，置办教学仪器，为勤工俭学赠送纺织机械，设置奖教奖学基金……耗资500余万元，其中300余万就出自江先生。

　　如今，只要一跨进金丰中学大门，便见在56000平方米的校园里一座座楼房耸立，其间林木掩映，亭榭花圃错落，恍似置身园林中。他“把金丰中学建设成为全省一流花园式学校”的理想，已成现实突现人们眼前。1995年，校长与他通电话，当听说学校越办越好，就学的人数越来越多时，他欣喜异常，说：“不能让人家失望，生活设施必须跟上去。”在电话的那端传来他焦虑的声音：“教师、学生住宿怎么样?”校长听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不是富豪大户，学校花他的钱已够多了。但他说，膳厅加盖一层，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要再建一座教师、学生宿舍楼，要多少钱他出。”于是，一座四层造价40余万元的教师、学生宿舍楼便拨地而起。叙述往事，校长很是激动，眼里闪动着泪光。

　　从1992年起，每逢春节他汇上专款慰问金丰中学全体教工，暑期又出资，让他们分批到厦门、深圳、苏州、杭州等地考察学习，开阔视野，已连续7年了。眼下，他又许诺，从1998年始，但凡评上当年县级先进教师的，他都邀请他们到香港观光，年复一年，循环不息。兴办教育，他不仅独具慧眼，而且高瞻远瞩。

　　最近，他决意买下永定湖坑洋多电站，用每年几十万元的盈利，为金丰中学和高南小学设置永久性奖教奖学基金。用经济实体支持教育，突现出他兴办教育别样的思维和深远的眼光。

　　在他的感染下，金丰中学的教师们，教学情绪不断高涨，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令人瞩目。这所不在城镇的偏僻山区中学，却吸引着众多教师愿到这儿从教，吸引着四邻乡镇的父母纷纷把子女送到这儿就学，这个只有在城市学校才能见到的择校现象却奇迹般在这儿出现了。几年间，学校从500多人迅速发展至I500余人。

　　在他的感染下，尊师重教在高头村已蔚然成风，学校要什么，村民就给什么。就是赖以为生的土地，村民也心甘情愿几乎无偿献出。校长说：“从1994年至今，学校扩用土地100亩。每亩地村民只象征性地收2500元，还不够三年公粮款。”仅仅修运动场，村民便捐出一等良田近20亩。

　　在他的感染下，他的儿女们，你一万我两万纷纷捐资。他太太碧霞则出11万元，为学校平整了一个偌大综合性运动场。为祖国、家乡捐资兴教，已成为他全家人的共同行为。

　　他胸襟广阔，捐资兴教不局限故土这一村一地。永定一中、侨南中学、侨育中学、侨光中学以及一些小学都曾受惠他几万、十几万元赞助。他送闽西大学一部小车和设立奖学金，连远在“汀州府”的一些学校也接受过他的资助。今年，当他听说，永定侨荣这所千余人的职业学校正处困难中时，他说：“我要到这所学校看看，看望那儿的校长、教师、学生。”他这种不囿于出生之地的行为，特能牵动人们的心，无不为之激赏!

　　1996年，金丰中学校领导一行5人，受邀至香港，与江先生共商学校发展规划。他们心想，到香港可要见识见识兆文先生的豪华住宅了。殊不知哪儿来的豪华住宅，他竟住在九龙科发道13楼E座的一个套间里。“他的卧室也只一桌一椅一床而已。”“一次，他在酒店请我们吃饭，还把一个吃剩的面包捎回家去。”他生活节俭如此，与他捐资兴教一掷千金的豪举，恰成鲜明对照。

　　1987年至l996年的9年间，他的8个女儿先后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就学，每年学费便达100万元港币，最盛时则达200余万港币，是他开支最大的九年。然而这九年，恰恰又是他节衣缩食在祖国、家乡频频创办实业，慷慨解囊兴教的九年。如今“儿女们都各有自己的收入了。我和太太的收入可观。我们在这儿节约一点，便能在祖国、家乡办些事业。”一个如潮的激情又在这位老人胸中涌动，一个更大的襄助祖国、家乡的计划又在这位老人思维中构筑。

　　日前，金丰中学接到他为之建造一座综合大楼的构想和设计图纸。那设计好美、好壮观，不正是他人生的写照!他在信中说：“所需100余万元，由我负责筹集。”幷一再叮咛：“我捐款是为了办好学校，培育人才，不是为了个人声誉，不要把我的名字写在大楼上!”

　　他的儿子全孚感叹地说：“父亲常说：‘取之社会的钱财，就要用到祖国、家乡去。’父亲总是想到祖国、家乡，很少考虑自己。他是我最崇敬的人!” 

　　在永定“三胞”中，他的资产仅属中等，但为了祖国的繁荣，家乡的兴旺，他确已竭尽所能。他洒下的心血，早已化怍烂漫的山花，盛开在人们的心田上。

　　他用言行书写着一个平凡的人的坚实人生!

　　他是46万永定人为之骄傲，为之自豪的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