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产生、分布和流动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包括特定地理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传统等。他们对不同的人才地理格局的形成发生重要作用。而人才的地理行为，又与人才的生理需要、精神需要和对事业追求需要有很大关系。人才的这些需要不仅与自然环境，而且与文化景观和区域社会发展相互感应和推动，由此产生人才流动，不断改变人才的空间分布格局。古代广东开发较迟，社会经济落后，被中原人视为化外之地、瘴疠之乡，从来在中国文化未占据重要地位。梁启超说过：“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自百年以前，未尝出一非常之人物也可以为一国之轻重。”但近代以来，广东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时代思潮的重点、各类人才追求实现自己理想的之地，尤其近现代历史上，每当北方动乱，大批人才往往选择广东为避难和开拓、发展对象。这种高潮，近现代至少出现过三次，逐使广东荟萃了大批人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积极贡献，也是广东近现代文化史上最灿烂的一笔。
一、三次人才下广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是革命摇篮，中原北方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战乱不断，兵匪横行，民不聊生，大批有志之士纷纷南下投奔广东，形成第一次才人下广东高潮。这主要反映在前述1924年孙中山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从1924年到1927年3月，共培养了2万多名干部。其中1—4期就有近5000多人毕业，后为国共两党重要军事干部蒋先云、徐向前、左权、林彪、陈赓、周逸群、段德昌、周士第和宋希濂、郑洞国、杜聿明、侯镜如等，都毕业于这所学校。他们在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充当了一个个不寻常的角色。
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为适应运动发展需要，1924年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越秀南路53号（即惠州会馆，现93号）正式开学，由彭湃担任主任。至1926年9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总共办36届，先后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崇、毛泽东担任主任（所长）。这个讲习所虽以国民党民义开办，实由共产党人具体主持，共培养了近800名学员。他们来自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和华南各省区，在广东接受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训练，又从广东走向全国各地，点燃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另一所为1924年创办广东大学，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改称中山大学。也荟萃了一大批国内外文化精英。在招生方面，1924年秋，全国报考中大人数共1260人，録取372人，几占报名人数1/3。其中广东报考931人，録取265人，外省报考329人，録取107人（含2名朝鲜学生）。这些学生来自广西、四川、湖南、江苏、江西、陕西、安徽、浙江、福建、云南、贵州、湖北、山西等13省区。故中大从建校伊始，即为一所全国性高校，到1924年开学时，全校各类学生共2494人。广东大学成立典礼前夕，孙中山训示：“当以该校为全国最高学府，且自经邹（鲁）氏整顿后，成绩大有可观。而生额扩展于二千以上，尤为全国不可多得之大学。而该校学生亦多已加入国民党，为主义上奋斗，其前途尤未可量。”以后事实证明，中大学生在国民革命，实业建设，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都起到为民先锋、社会中坚作用，他们的业绩和贡献，彪炳于中国史册。
在教师队伍方面，中大同样吸引一大批科学文化精英前来任教，据1924年度下学期统计，全校有教员227人，其中教授53人，专任讲师28人，讲师53人，本科助教4人。这些教授多来源于留学生或国内有名大学的毕业生。留学生中，留学美国19人，日本12人，英国、法国各6人，德国、澳大利亚各1人。国内大学毕业者主要是国立北京大学。此外，还要聘请国立东南大学教授任教，另有个别清末举人。专任讲师和讲师也是广东大学一支重要后备力量，也多是留学生或国内名牌大学。1924年这个群体留学美国32人，日本16人，法国2人，德国2人，英国1人。国内毕业的亦以北京大学为主，也有金陵大学、江西法政专门学校、保定军官学校，以及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陆军学堂的毕业生，少数清末举人等。学校的充实教师队伍，陆续聘请一批粤籍和非粤籍学者为教授，如理科徐甘棠、陆宗南、柳金田、黎国昌、费鸿年、成仿吾、何衍璇、黄巽等；文科和法科的有郭沫若、郁达夫、穆木天、郑伯奇、冯友兰、周佛海、陈启修、陈钟凡、丁颖等。1926年中山大学进行改革整顿，重新聘任教师，不少名流应聘。1926年12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报导《中山大学聘得名教授多人》，指出：“此次政府革新中大，中大委员会以周君（鲁迅）为中国文学巨子，特聘其来粤主持文科。函电敦促至三四次，兹得周君复函，允即南下，准年底可以到粤。北方旧学生，及厦门大学生，拟亦同彼转入中大，为数亦近百人。其余欧美京沪有名学者，如孙伏园、傅斯年、俞大维、陈翰琴、张凤举、许德衍、顾颉刚、关应麟诸先生，及国外有名科学专家等，均有电到，允日内启行。预计明年开校，四方学者，萃于一堂，当为中国各大学所未有。”这极大地中强了中大教师阵容。1927年3月1日，中大革新后举行隆重开学典礼，群贤毕至，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钟荣光（后任岭南大学校长）致辞，希望把中大办成容纳世界许多国籍学生学习的“全国唯一的大学”，因为中大“不是一地的学校，也不是一国的学校，是世界的学校，所以应该全世界的学生都有”，“使外国的人都来这里读书。”黄埔军校代表姜长林说：“中大和军校是有很密切关系的，无论中大也好，军校也好，各个的同志都要互相指教，互相批评，互相纠正，尤其在这个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这两间学校的同志，应该怎样努力，对于革命前途作相当的贡献。”广东因为有了这两所人才济济的学校，培养出一大批文武人才，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影响至为深远，其中一个深层根源，是国内外各种人才，各种思想文化在广东融汇，交锋，碰撞的结果。
第二次人才汇集广东为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此期间，一方面是抗战胜利中大复员回广州，新聘一批教授；另一方面解放战争期间受北方战火影响，一些教授南下，选择留在广东，没有随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或海外。这样，广东又网罗不少人才，前者如1945年底，王星拱担任中大校长期间，从全国各地陆续聘来一批知名学者，如文学院王力、王起、刘节、岑仲勉、商承祚、罗香林、姚微元、钟道锡、洪谦、方光熹、朱师辙、黄文山、朱延丰、周达夫、周其勋、谭成甫、孔德、杨树达、陈望道、吴宓等；法学院王亚南、薛祀光、高承元、萨孟武、夏书章；理学院徐贤恭、钟盛标、潘钟钱、师范学院蔡采生、原研究院陈焕镛教授等。1948年，中大又新聘教授，文学院有梁实秋、俞大纲、王向辰等；法学院有杨兆龙、萧公权、傅尙霖、霍枢、陶因等；理学院有田渠、工学院有陈永龄、康桂清，师范学院有王书林、吴文忠、袁俊等。这些新聘的教授与原留任教授一批，构成一个雄厚师资阵容。1949年9-10月间，离开北平扺达广州岭南大学或中山大学的有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张纯明、李祈教授，以及北平医学界精英，如谢志光、司徒展、陈国祯、白施恩、秦光煜等，为北平协和医院著名专家，他们连同后来来穗几位医学界名教授，共同支撑起久负盛名中山医学院半边天，故后来中山医有“八大一级教授”之说。
这批南下文化精英分子，除在广东大学任教，讲授专业知识以外，还开展学术活动，举办各种讲座、出版专著、教材、刊物，一时使广州成为中国南方文化重镇，如郭沫若在1926年初到广州，即被广东省政府委以续修《广东通志》重任。郭氏也潜心学术研究，相继发表论著《周秦以前古代思想之蠡测》、出版剧作《三个叛逆的女性》（即历史剧《王昭君》、《卓文君》、《聂荌》，译作《雪莱诗选》，小说有《落叶》、《红瓜》等。文科学院讲演在他安排下陆续开展，如1926年4月12日，孙中山纪念周后，伍朝枢讲《欧大战前各国之形势与战后世界之变化》，周恩来讲《国民革命当中之工农运动、学生运动》、法国学者穆南讲《商业都市与文化之对抗：加尔达梁果与罗马》。
此前广东大学文科成立不久，文科学长陈钟凡教授讲《唐诗之修辞学》和《儒家之态度及其精神》。同时计划出版社学术丛书，包括吴敬轩（吴康）《经学大纲》、《诸子哲学》，徐信符《文学史》，任仲敏《词曲研究法》，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法国学者穆南医远《知识阶级之社会的使命》、《社会进化中美术之使命》、《欧战后法兰西政治与经济之现状》。与郭沫若同来中大的黄尊生教授《中国与世界语问题》，俄国人拉夫斯着讲“苏俄研究”，北京大学顾孟余教授扺广，作《学术与革命》，尤其难得的是北京大学张竞生教授（广东饶平人）因出版《性史》被北京军阀政府通辑，避地广州，即被广东大学请来作关于“男女性的问题”报告，分三次讲完，分别是《恋爱与革命》、《性的真义》、《中山先生多育说与调育和优种学的讨论》，只有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在广东大学学术环境中，张竞生性学才有众多听众和宽广传播平台。一时间，各种讲座或开设课程接踵而起，例如鲁迅开文艺说、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等；冯友兰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人生哲学，并主持人生哲学讨论会；哲学系主任何思敬教授开设社会学、社会学概论、社会分工之研究、人类学、史前文化史等；江绍原教授讲比较宗教学、英国文学史概要、文艺批评、散文选；生理学教授汪敬熙讲心理学导论、动物行为学、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等，史学系傅斯年讲《尚书》、古代文学史、陶渊明诗、尼采与巴特勒等；顾颉刚教授则讲中国上古史、史经研究、文史导课、古代地理研究、春秋研究、孔子研究等，还编写《古代地理研究讲义》、《春秋研究讲义》、《尚书学史材料》、《孔子研究讲义》、《上古史材料类编》等。
一批著名学者应聘来文科任教，成立的研究所学术气氛甚浓，成就也很可观。如中大语言历史所成立，即开展民间风俗信仰、思想、行为、艺术之搜集研究，出版《民俗》周刊，并到全国各地作实地考察，如董作宾参加第二批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语言、历史资料。1928年夏，容肇祖、杨成志和俄国人史禄国到云南、四川作民族学调查，收集彝族资料，后写成《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出版，影响甚广。中大民俗学会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民俗学会，出版《民俗》123期及民俗丛书数十种，以后厦门、北平、福州、杭州、汕头等地相继有民俗刊物出版，有评论说，这“诚树立吾国一种新学术研究之好现象”。在各方面推动下，中大文科教授出版论著，仅至1932年4月统计，就有230多部，如周谷城《中国教育术史》、《中国社会之结构》、《文化之出路》，张栗原《古代社会》、《辩证法的唯物论》、《进化论浅释》，葛定华《史学概论》、《西洋思想史》，闻宥《转注理惑论》、《甲骨文地名考》，陈钟凡《中诸子通谊》、《汉魏六朝文学》、《经学通论》，李孟楚《唐宋方言考》、《六朝碑志文编》，杜纲伯《名原考异》、《中庸伪书考》，殷凌辰《辞赋学》、《八代文论史》、李石岑《人生哲学》、《西洋哲学史》，符佑之《英译唐诗选》、《报诗歌数百首》、崔载阳《初民心理与各种社会制度之起源》、《与涂尔干学说之比较研究》、范锜《最新欧美教育思潮》、《教育哲学》、《哲学概论》等。
此外，法学院所属法律、政治、经济系，先后聘请一批名教授，如戴季陶、何思敬、刘先华、薛祀光、郭冠杰、邓孝慈、梁彦荼、黄元彬、俞大维、周炳琳等。他们开了不少新课程，办讲座，出版刊物，做社会经济调查，社会考察，出版专业论著，如胡恭先《中国刑法》、《比较宪法》、《国民议会与约法》、《法学通论》，任启珊《行政法总论》、《民法总论》、《外交学》、黄元彬《平时国际公法》、《中国货币论》、詹蜇明《现代陆军》、《市区政治底使命》，郑里镇《国民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万灿《远东国民经济概况》，郭冠杰《英帝国的没落》、《男女关系之进化》，朱公准《中国财政史纲要》等，实在一一难以列举，显示中大人文社会不只在广东，而且在全国也是开风气，破旧例，创新派的，奠定广东文化在全国地位，有举足轻重作用。
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有赖于这些学者的努力投入而风生水起。理学院生物系成立南方生物学会，走向野外、广采植物标本，后编成《广州植物志》，使用至今。同时编成中国南方生物学会丛书，付梓出版的有黎国昌《细胞学》、《动物生理组织学》、郜重魁《植物分类学大纲》、《中华植物志》、韩旅生《广东蚕桑记》、《诗经植物新编说》、曾济宽《森林植物学》等。生物系在广西瑶山鸟类和其他生物样本采集，有不少是新种属，并弄清生物地理分布，贡献甚大，为国际学术界推崇。辛树帜教授代表中国，参加国际鸟类学术会议。物理系朱物华教授，192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应聘来校，开设多门课程，为文科开选修课，在自然科学杂志发表多篇论文。陈焕镛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罗宗洛、朱洗教授为中国植物生理学、实验胚胎学奠基人，分别从日本、法国获博士学位归来，在讲学之余，有多部著作问世，如罗宗洛《植物对于盐类之选择吸收》（与罗传新合作）、朱洗论文《自然的死亡》、《返老还童》，他与张作人教授译著《动物学教本》被《中大日报》称“堪称中国动物学界空前之巨著”。
地质学在中大有悠久历史，成立不久即诚聘德国叶克尔教授、古里齐教授、瑞典人哈安姆博士来校任教。张席禔教授与古里齐教授参加中美合作中亚调查团，往蒙古调查4个月。1936年德国人米士博士，我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基层人孙云铸教授相继来校，为地质系增加骨干力量。1929年，两广地质调查所划归中大地质系，该系一时增加一批知名教授，如岩矿专家李学清，古植物学家斯行健、地史学家乐森王寻、岩矿学者黄着勋、谢家荣、普通地质学者叶良辅、何杰等。两广地质调查所对两广、大西南、西北等地作区域地质调查，出版多部年报、专刊、特刊、《古生物志》；发表系列专著，如斯行健《马之研究》、张席禔《广东三水四会广宁高要地质矿产》、《内蒙古地质志》、朱庭禔《浙江西北部地质》、哈安姆《西康贡噶山之地质构造》、哈安姆、古力齐、李承三《广州市附近地质》、何杰《宝石》、《变石》等，不一而足。所以，中大地质系是全国实力最大、最有成果和最有影响学系之一。必须追述的是，1938年2月，曾任中大校长秘书地质系邱琮教授，曾到延安考察矿产资源两个月。据王伯福《毛泽东轶事大观》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0页。）毛泽东为此批示陕甘宁边区交际处：“既要让他看优点和成绩，也可以让他看某些缺点和错误，尽力让他有全面的瞭解。”交际处为邱教授的考察活动提供全面方便。考察结束，邱教授向交际处通报了陕北地质矿产资源的考察结果，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还在他的建议书中批示：“这是邱琮先生的善意的建议书，其中颇可采，因抄交各处有关同志，应着重注意此建议。”这也算是广东现代文化史上一件盛事。
1929年，中大在全国首例在理科设立立地理学系，按理科要求设置课程，聘请德国地理学者克勒脱纳，后为德国人卞莎为系主任。在教育制度文化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创举，完全改变以前地理学归入文科传统，其他大学也无此先例。地理系成立之伊始，1930年夏天由克勒脱纳带领师生多人赴云南边境考察地质风土4个月，满载而归，在大理附近点苍山4122米主峰发现第四纪冰川地貌，并命名为“大理冰期”，至今仍为学术界公认和使用，也是一项重要科学成果。由此形成注意野外考察成为地理学岭南学派一大传统和优势，并凌驾于中原北方地理学同行。因那些地方一年有半年气候寒冷，不宜野外工作，而广东则全年可外出，野外工作成果远胜北方。地理考察成果也是地域文化最重要成就之一，徐霞客及其游记就是野外考察中取得的最辉煌文化成果，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中大地理系在吴尚时教授领导下，既注意引入西方近现代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更注意本国地理考察，两广、云南是重点地区，许多创新成果源源而出。1928年，广东省政府组织大型调查团赴西沙群岛考察，同年6月，沈鹏飞编写《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出版，他还写有《西沙群岛考察记》，登于中大校报，都成为南海诸岛为我国领土主权重要证据。上述地理系师生登上点苍山发现冰川地貌，后由克勒脱纳撰写，林超翻译成中文的《民国十九云南地理考察报告》出版发行，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以后，中大地理系发表论著不在少数，皆与广东自然、经济、文化、区域紧密相关，实可视为广东区域文化成就之一。如1934年，地理系蔡源明《经济地理学》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当时我国少有介绍西方和日本经济地理学原理方面教材之一，内中即有不少西方文化内容，首先为中山大学接受。1936年，勷勤大学博物地系盛叙功教授着《中国人生地理》，由中华书局出版，为当时以人文地理原理研究中国人地关系，实也是人类活动和环境及其文化成果关系的著作，亦可纳入广东文化成就之列。1938年，中大迁云南澄江，抗战烽火几燃遍全国。1939年，中大地理系孙宕越、徐俊鸣合着我国第一部《军事地理学》专著，旁征博引大量中外战史，阐述地理条件和军事活动关系，为抗战重要参考，这是广东抗战文化一个重要贡献。梁启超说过，一支笔等于十万杆毛瑟枪。这样的军事地理著作，它也可以起枪杆子作用，是抗日救亡运动的文化尖兵。1941年，吴尚时作《广东省之地形》，第一次划分广东地形区，对广东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提供最基础参考。1942年吴尚时主持，中大地理系师生参加编绘《广东省政治经济地图》（1：100万）6幅，《广东省分身地图册》（1：20万，108幅），这都是基本文化建设工程。中国历代修志，无不有地图。这些图件，为以地图形式展现广东测量、绘图印刷水平，就像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地形图》和《驻军图》所反映西汉高度发达地图学水平一样，上述这些首次用现代地图学原理，技术编绘的地图，是广东现代文化发展一个标志性成果。1943年，在抗战艰苦条件下，徐俊鸣着《国防地理导论》出版，为支持抗战，巩固粤北抗日根据地提供军事理论支持。
第二次人才云集广东，为建国后广东高等教育、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定的智力基础。
第三次人才云集广东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经济迅速发展，崛起全国经济大省、经济强省，尤其是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建立，1988年海南单独设省和作为全国最大特区的建立，以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崛起，2003年泛珠三角即（9+2）经济联合体概念的提出和卓有成效的实施，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吸引成千上万移民南下，“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成为时代用语，形成规模空前的人才流动热潮。上世纪90年代估算，佛山从外地引进各类人才3万多人，南海2300人，顺德近2000人，广州平均每30个人中就有1个是80年代才定居的新移民。深圳、珠海这个比例更高，尤其是深圳，实际是一座千万人口移民城市，也是广东人才最大一个中心，以高新科技人才着称。还有“十万人才过海峡”的佳话，指的是大批人才到海南闯天下，开拓自己的事业。实际上，很难统计这支外来人才大军究竟有多少。1994年国家统计局估计广东外来工超过1000万人，近年则高达3000万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各类文化精英和技术人才。他们分布广东全省城乡各个角落，从事能够发挥他们智慧和力量的各项事项。回顾当年美国开发西部，前苏联开发远东，以及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所出现的人才大发展和流动，都说明只有区域发展才是人才行为的最大动力。广东改革开放30多年出现吸引天下精英荟萃的局面，恰是广东区域发展领先全国的产物。
二、文化大师陈寅恪在中山大学
陈寅恪（1890—1969年），祖籍江西修水，1890年5月17日生于湖南长沙。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一生最后20年在中大度过，是南下广东人才中翘楚，无一人出其右者。
陈寅恪是清末著名进步政治家陈宝箴之孙，爱国诗人陈三立之次子。幼随父迁往南京，在家塾广泛阅读典籍，为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深厚基础。1904年10月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巢鸭弘文学院高中，次年秋回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赴欧洲，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文学，次年回国。1913年入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肄业一年，因欧战爆发，1914年底返国。曾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1918年冬获得江西省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这时他已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古文字学和佛经，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多年的艰苦学习，使他具备了运用藏、满、蒙、巴利、波斯、突厥、日、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的能力。1925年3月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该院一共办了四年，培养了一批后来颇有成就的学者，是当时文史学的最高学府，至今仍被人称道。1928年清华改制后，他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七七”事变后离京转津南行，经香港至云南蒙自，任教西南联大，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次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由于战争的关系，扺港后未能成行。旋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后接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他闭门治学，拒絶日军笼络。次年7月到桂林，从事著述，并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到成都，执教燕京大学。他患视网膜脱落症，治疗无效。恰值牛津大学重申聘约，他想顺便去英国治眼病，遂于1945年秋扺伦敦。然而英国名医也无能为力，断言失明己成定局。他便辞去牛津聘约，于1946年6月取道大西洋经美国回国。在上海养息数月，10月重返清华园，继续讲学及著述。1948年冬，北平面临解放，他应胡适邀请，随之赴上海，复至广州，岭南大学校长聘他担任讲席。1949年10月，解放大军南下，国民党政府派人劝诱他逃离，他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受爱国心驱使，毅然留下。1952年，他由岭南大学转为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
1953年他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邀请，让他北上任职，他在答复时，提出了一个原则、两个条件，表示接受便北上任职。原则便是：“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两个条件为：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以免“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二是要求“二公”的承诺与保证。“二公”系毛（泽东）公与刘（少奇）公。这些要求并没有答复，他也没有北上。1960年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鉴于他的身体状况，组织上专门安排了两名助手帮他著述和整理旧稿。1950年后，他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对佛、道二教在社会政治上的影响以及对唐初的统治集团，都有精辟的论述。此外，还完成了《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后者达七十余万言，耗时十余年，是他一生中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当时他已失明，而《柳如是别传》引书达数十百种。他虽在早年博览群书，但此次引用的资料仍有不少是他以前不曾寓目的，只能靠助手念给他听，他经过构思组织，一字一句口述，再由助手记録，其困难可以想见。加之他晚年经常生病，右腿又在1962年跌断，有时精神上还受到干扰，若非有极为深厚的功底、惊人的记忆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决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部巨著。
十年浩劫期间，陈寅恪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的著作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经此冲击，他的身体更见虚弱。临终前，他嘱咐把他在广州的藏书全数赠送给中山大学图书馆。1969年10月7日，这位一代宗师与世长辞，享年79岁。
陈寅恪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又吸收欧洲近代学术的精华，融会贯通，不断开拓出新的领域。他一生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钻研，把这一学科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是我国以敦煌资料补史证史的创始人之一，又能将佛教经典文书和世俗文书准确地用于各方面的研究，为后学树立了楷模。他对佛教史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为中外学者所称道，并在蒙古研究上澄清了一些使学术界困惑不解的问题。他摒弃了把突厥史当作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证明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他还是我国藏学的一位开拓者。他与其兄绘画艺术家衡恪均工诗，但与其父散原老人的风格不同。其夫人唐筼系爱国人士、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亦工诗。他是我国现代出国系统讲学之第一人，又是我国通晓海内外十几种文字的唯一学者。他的学术成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即深受梁启超、胡适、傅斯年、徐旭生、吴宓、刘文典等的推重。近年来，以季羡林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年长学者，都认为他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座矗立的丰碑。
陈寅恪一生著作颇多，主要有《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寒柳堂集》、《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陈寅恪文集》、《陈寅恪集》等。
陈寅恪在数十年的动荡生涯中仍坚持学术研究，成果累累。在这时期他仍完成了他的晚年力作《柳如是别传》等巨著，并与中山大学岑仲勉教授倡导“南学”，以他们的国学著作和影响，在全国国学和史学界取得公认的领先地位。
近年陈寅恪学术研究成为风气，各种著作不絶如缕，以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6年）拥有最多读者，自1996年初版，已多次重印，为瞭解陈寅恪生平、业绩和影响最受欢迎著作。
三、海归人才引进和对广东文化的贡献
广东改革开放对人才的需求，不仅吸引国内人才纷纷南下，在广东寻找他们的理想归宿，而且这种吸引力也延伸到海外，使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归广东，实现他们的各种梦想。这些人才，被称为“海归”，1999年凤凰卫视主持人王辉耀在一个访谈节目中使用的人才概念，后专指海外归来留学人员，并在全国使用，成为一个特指人才群体。实际上，自清末选派第一批120多名幼童赴美留学以来，所有留学回国人员都可归入这佧人才范畴。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赴美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归国，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和中国学生留美运动，取得很大成就，被视为“海归”第一人。此后，民国初年，大批留学生赴日本、欧美，建国初留苏，他们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海归。改革开放30多年，到2012年我国留学生已达26447万人，学成回国的约10913万人，超过518%的留学人员仍栖居海外。海归多留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理念，和其他领域的理论和技能，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对于留学运动策源地的广东，海归对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功不可灭。
1.海归人才群体在广东分布
广东同北京、上海、浙江等地一样，是全国接纳海归人才最多的省区之一，但其人数，人言人殊。据不完全统计，自1988年创立留学人员交流会（简称留交会）以来，至2013年，广东共引进留学回归人员27万多人（一说近3万多名），15万个项目参会，共有5000多个留交会项目在全国各地落户，但多少项目落户广东或广州，不得而知。2008年统计，引进广东留学人才中，终身教授或资深研究员有110余人；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和企业技术主管有8000多人，约占总数307%，具有博士学位人员9000多人，约占346%；35岁以上上留学回国人员22万人，约占846%。2013年第16次留交会在广州举行，高端人才云集。有1000多位国内外高端专家，200-300多名全球重量级投资人也莅临留交会，反映人才的高端资源聚集性，也说明广州是我国“千人计划”的一个聚集点。据《羊城晚报》2018年3月9日A6版发表记者周聪《创新到广东，人才很受用》一文资料，近年广东累计引进高层次海外人士58万人，其中诺贝尔奬获得者、发达国家院士、终身教授143人，入选中央“外专千人计划”19人，评审引进6批162个创新科研团队和122名省管领军人才；累计留学回国人员1274万人，总量居于全国前列，同时感到共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47家，占全国流动站总数的488%，居于全国第五位，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63家，总数全国第二；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323家。这进一步反映广东已成为当地中国人才最大一个集中之区。
广东，首先是广州能成为留交会人才优选对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广州有十分开放、包容、开明的文化氛围，不管何人在广州，都会获得平等对待，一样的尊重和公平机会；次之，广州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今都有比较成熟的市场环境，适合创新创业，特别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再次，广州已建立起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在广州容易找到合适的投资者，为先进技术或产品提供强大资本；最后，广州已建立如创新谷、生物岛等一类人才或产业发展平台，为各方面创新人才的创新活动提供良好服务，保障他们顺利开展工作。
深圳作为新兴特区城市，无论历史压力，深圳政府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大力吸引海归前来创业，故成为不亚于广州的海归人才中心城市。据报导，自2000年至2016年11月，16年来，深圳每年引进留学人员均超过千人，2015年达7038人，2016年为1万人，至2016年底，深圳累计引进人才超过8万人，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引进人才，不少是高端技术人员，其中有1364人，入选深圳“孔雀计划”，172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引进“孔雀计划”、“珠江计划”创新团队82个，建立30个留学人员创业（产业）园，留学人员企业总数达3900多家（到2017年初达4000家），年产值千万元以上企业202家，超亿元产业值达62家。
佛山是珠三角经济重镇，近年每年约有2000多名留学生从海外回来，留在佛山工作。但至近10年累计才5000人，相比深圳相形见拙。至于经济强市东莞、中山、顺德、珠海等，海归人才更不在少数。珠三角已成为广东海归人才最大中心，正引领广东社会经济阔步前进。
广东发展需要各方面人才，海归人才群体结构，基本上能与这种需要相对应，达到人尽其才，发挥他们的作用。兹以佛山海归人才专业分布为例，大扺反映广东这个群体专业结构。佛山这个海归群体所学专业，经济学类占45%，管理学类占259%，工学类占113%，法学类占9%，教育学占48%，其他占4%。各个专业都有所涉及，但重点在经济和管理类，反映经济建设为广东发展中心，也符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宗旨。
除了引进海外人才，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还努力培养国际化人才，并使之逐渐成为培养国际人才的主流。2013年以来，广东省教育厅先后会同省农业厅、林业厅、质量技术监督局、海洋渔业局等出台一系列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意见，同时推动政府、高校、企业、行业协会建立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联盟。如省教育厅与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在2013年制定《关于加强高校标准化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其同致力于培养拥有国际竞争、国际规则，赢得国际活动话语权的人才。欲达此目的，有关高校建立起相应的国际化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例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就坚定不移地实施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以培养“全球化高素质公民”为目标，通过大力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创建国际人才培养基地，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建国际交流和合作途径，扩大国际项目覆盖领域，提高国际交流和合作层次与水平、提升引国际影响力。这些方面事例在广东已不属少数。到2013年，广东与美、加、英、德、日、韩、澳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签署10多项省级高级合作协议；全省高校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签署的交流合作协议超过900份。高校对外合作办学新格局逐步形成，时下有北京师大、香港浸会大学在珠海办联合国际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落户深圳，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落户汕头、中山大学与法国民用核能工程师教学联盟于2010年9月在珠海合办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于2012年11月经教育部同意设立中山大学一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工程学院；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Iwak研究所的合作项目落户揭阳等。此外，还有一大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经常性的国际学术活动在广东各高校开展，都收到培养人才，提高学术水平的效果。
扩大留学生队伍也是培养人才一个有效途径。广东一方面大力推动青少年双向交流，另一方面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广东学习。据悉，2013年，广东省政府设立来粤留学生奬学金，每年奬学金总额为800万元，仅当年就有596名来粤留学生每人获得1—3万元不等奬学金。2016年计划安排1188万元，资助905名来粤留学生。现在，广东已有58所高校有招生留学生资质。其中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列为全国省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广东全省高校2015年共有留学生236万人，比2012年增长124%。现在，广东人出国留学已蔚为社会风气，这说明教育国际化潮流正席卷广东各个地方，各个角落，不管怎样，对培养新一代人才总归是有好处的。
2.海归人才的优势
海归人才较之国内人才，除了专业技术的优势以外，还熟悉海外市场环境，具较宽广国际化视野，较强的外语能力和创新意识，较高的职业素养和跨文化适应能力。这些要素整合起来，使他们形成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在相关领域处于优势地位，为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较大贡献。其优势在于，一是海归人才掌握国际尖端资源和信息，他们归来，有利于将海外先进科技理论和技术中国化，转化为广东自主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例如留美生物医学博士袁宝宇回国后于2008年9月创办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地在动物体内制造出皮肤、血管、骨等组织，并正在研究更加复杂的器官，如贤、心脏等。这一革命性的技术引起美国CNN，美国广播公司等上百家主流媒体的关注。美国著名的《商业20》杂志将其评为“21世纪改变世界的六大技术之一”。袁宝宇博士也成为海归人才的一位佼佼者。二是海归人才，瞭解科技，产业发展的方向，有助于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从更宽广视野来考虑市场需要和创业定位，制定有关规划和布局。广东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历史显示，从最初的互联网和IT领域到以后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环保，以及资源、产业管理、教育培训、传媒、工艺、金融等领域，海归人才创办的企业、事业始终引领它们发展方向，不断推出新产品，涌现一大批涌立潮头企业群，如新浪、网易、百度、盛大、空中网等，饮誉于一时。三是海归人才带回先进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结合广东历史和现状，利于形成新的创新模式，产生更大的效益。有些海归人员在世界著名大学、研究所工作过、或参与世界500强企业工作，有些人进入企业高端、核心层次。他们在多个方面积累了先进的经营管理观念和经验，将这些精神产品带回国内，将有助于各种体制的企业事业单位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促进内向型企业、事业单位向外向型转化、转型和升级，取得它们期望的效益。
四是海归人才是国际科技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借此可从中国走向世界，并与之接轨。海归人才在海外学习、工作建立起多种社会联系网络，又具语言、人际交流优势，不仅可为中西之间架起交流桥梁，开放各种往来通道，而且他们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一旦与外界同行交流和结合，就有可能产生新物质和精神产品，在国内、在广东实现技术经济革新和新价值观念，从而卓有成效地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为了充分利用海归人才这些优势，并转化为新生产力，1999年8月开始，我国正式成立留学人员广州创业园，作为面向留学人员设置的专门机构，能为留学回国人员提供良好软、硬件服务。截至2008年，这个创业园已引进留学人员628人，其中博士382人，孵化企业504家，毕业企业167家，产业化165家，一批企业如朗圣药业、铭康生物、康盛生物等已购地建厂，实现规模化生产，取得建立广州创业园的初步效益。
3.海归人才对广东文化贡献
海归人才凭藉热爱祖国，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国梦的热情和理想，回到广东，分布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从事自己所学专业，为广东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从文化层面而言，这包括了教育文化、科技文化、制度文化、管理文化、技术文化等。他们在不同领域，大显身手，都有不俗表现，是当代广东文化一朵朵奇葩，开放在广东改革开放的田野上。
高等学校是海归人才最集中的一个部门，很多国外著名大学的海归人才多选择高校作为他们从事教学、科研的基地；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即为他们从事教学、科研主要单位之列，多成为业务骨干。如中大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现职教授和副教授24人中，属海归的有8人，有海外进修经历的8人，两者约占67%。这些教师，吸收海外城市地理、人文地理、区域发展和规划最新理论与方法，除了培养一大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城市与区域规划人才以外，还对广东城市化发展战略和决策，珠三角城市群空间关系、城乡建设用地，广州、深圳等城市空间结构格局等都做了不少研究。他们卓有成效的业绩，得到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在企业、事业单位，海归的贡献更是可圈可点。据《信息时报》报导，2009年，在广州创业和工作的留学人员约2万余人，分布在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经济和行政管理等多个领域，有许多人成为学科带头人，不少科技成果填补了学科的空白，部分海归成为公务员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归国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超过800家，涉及众多领域、威创日新电子、复能基因、朗圣药业、康盛生物科技、富通光科技术、荷力泰蜂窝技术、银讯光电科技、安凯软件等一批知名企业即为出色的代表。
2008年12月，我国实施引进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是目前我国级别和层次最高的人才工程。至2013年，已有9批3000多位专家入选，开始在国内相关科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高校是“千人计划”主要引进地。其中前8批落地全国高校的有502人，以北京、上海、浙江、江苏人数最多，广东为25人，占5%，居全国高校的第8位。“千人计划”海归人才，中山大学人类病毒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张辉带领团队长期从事HIV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和抗病毒药物的开发，为攻克医学难关，战胜艾滋病，使人类摆脱艾滋病的困扰做出重要贡献。另一位千人计划人才华南理工大学供应链和服务创新研究所所长赵先德带领的团队长期致力于管理研究，是中国企业质量管理、运营战略和供应链领域的实证研究的先驱与领军人物之一，成就突出。还有一位“千人计划”海归人员、广州市霍英东研究院吴景深教授，几十年来在工程材料疲劳及其断裂机理方面做了大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一种全新的脆性塑料增韧理论，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吴教授十分注重产学研相结合问题，长期担任NXP和AMD等多家大型半导体企业的高级顾问，解决了大量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材料学和力学问题，在同行中声誉甚隆。此外，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也不乏这种“千人计划”人才，他们同样为繁荣广东人文社会科学做出积极贡献，谱写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才辉煌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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