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统区腐朽没落文化和法西斯文化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人们以为，中华民族百年来遭受的外侮和屈辱的历史从此结束，一个民族联合政府得以成立，和平建国，民主在望。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内战，而且延续了四年。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迟迟难以实现，中国又处在腥风血雨的争斗中。在经历短暂的和平之后，为拯救人民于水火，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10月，全国大陆获得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历时三年的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也和全国一样，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出现了抗争文化高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东受国民主力量和青年学生，以反饥饿、反内战为口号，充当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加速了其灭亡。由于这时广东分为国统区和游击区，因而出现两种不同的文化，但都以结束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和平民主新政权为目标，可称为抗争文化，是这一过渡时期广东文化发展特征和主流。

　　解放战争时期，在广东国民党统治地区，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和加强其反动统治、麻醉和欺骗人民，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大开緑灯，致使西方资产阶级的黄色电影、戏剧、小说、歌舞、人体表演等像飞蝗一样流入。各种场所大肆宣扬美国生活方式，肆无忌惮地散播色情、恐怖、荒诞不经的毒素。在此风影响下，文化艺术界，特别是电影和粤剧走上了商业化、买办化的道路。色情、庸俗、腐朽的内容到处泛滥，充斥国统区每一个角落，严重毒化人们思想，败坏社会风气，产生严重社会后果。

　　此外，在国统区，国民党广东当局打着“文化戡乱”的旗号，实行文化的法西斯专政，疯狂迫害进步文化人士，捣毁、封闭进步报刊、书店和文化艺术团体，使整个文化界处于恐怖之中。如1946年6月，拥有大量忠实读者的广州13家文化机关在一日之内全部被广州警察局钉封，包括香港《华商报》广州分社、《通报》广州营业处，以及在广州出版农工民主党机关报《人民报》，抗日名将蔡廷锴发起《现代日报》筹备处，共产党领导的兄弟图书公司等。国民党广东当局还勒令30多种杂志停刊，并以莫须有罪名或藉口在广州搜查逮捕进步文化人士300多人。对新闻报导实行严格封锁政策，国民党当局只准报纸登载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其他消息一律严禁，造成广州报纸“新闻荒”，无新闻来源，全省几乎只有一种声音。此外，对文艺上演，图书发行等实行检查制度，无所不用其极地摧残进步文化事业，使国统区变成暗无天日的世界。

　　国民党广东当局对国统区各级学校，也极尽摧残之能事。无论高等学校还是中小学校，普遍存在经费不足、设备简陋等现象。由于滥发纸币，物价飞涨，教职员工经常被欠薪，无法维持生活，难以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到处爆发求生存、争自由、要饭吃的斗争。除了省城广州，不少县城也出现反饥饿、求生存学生运动，一直到国民党政权在各地崩溃。 

　　二、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进步文化

　　在国统区以外的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中共各级党组织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仍利用一切可能机会与反动文化作不懈斗争，不断发展进步文化和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同时以极大政治热情，利用香港特殊地缘政治环境，全国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云集其中的有利条件，建立以香港为中心的革命文化，辐射到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收到良好效果。例如中共广东区委几经努力，于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正报》，同时出版进步书刊；次年1月4日，以共产党为指导，由爱国民主人士出面主持的带有统战性质的《华商报》，在香港复刊，与《正报》相呼应。广州是此两报的重要发行地区。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广州先后出现的进步的或与国民党内战政策相左的报刊，不下30家，其中较有影响的除《正报》、《华商报》之外，还有《愿望周刊》、《自由世界》、《文艺新闻》、《新世纪》、《学习知识》、《现代生活》、《国民》、《每日论坛报》、《建国日报》、《广州工作》、《观察》、《世界知识》、《广州文摘》、《真善美》期刊、《天地新闻日报》、《当代日报》，以及文艺性的《文艺生活》、《文艺新闻》、《中国诗坛》、《草莽》、《新音乐》等，香港的《人民报》、《星岛日报》等，也在广州发行。但这些报刊都在不同程度上与香港建立各种联系，与利用香港支持是分不开的。

　　1946年春，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和广东支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以及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机关报《人民报》社等团体云集广州，通过各种渠道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从而形成广州要求停止内战、取消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一支重要民主力量。他们先后利用声援昆明1945年国民党云南当局组织数百人暴徒，冲进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西南联大工学院等，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围攻和殴打，造成多人死伤的“一二·一”惨案斗争的机会，在广州召集会议，发表宣言，并在1946年1月30日成功地组织中山大学学生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履行停战协议，取消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停止新闻封锁和把美军赶出中国等，使广州响起了“华南大地的第一声春雷”！这容后述。例如中共各级党组织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仍在游击区和根据地举办类型文化补习学校，组织歌咏队、话剧团，以提高人民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同时根据战争的需要，培养革命知识分子和训练政治干部。例如在海南岛中共琼崖区党委开办琼崖公学，中共潮汕地委举办干部学校和军政学校；在其他地区则先后举办韩江干校，东江公学、梅州公学、南路青年干训班等，它们都为配合战争，迎接解放培养大批干部。

　　香港在这一时期充当了特殊角色，除了办报发行到广州等城市以外，还成立了不少文化艺术机构，加强对广东文化工作的领导。1947年，中共香港分局建立“群众运动委员会”，以夏衍为书记。在此前后，在港成立的还有“中国歌舞剧艺社”和“中原剧社”、进步画家成立了“人间画会”、进步青年成立了“红红歌咏团”等。这些文艺团体，演出革命化、大众化的文艺节目，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揭露、痛斥国民党蒋介石罪行，取得积极效果。如中国歌舞剧艺社远下南洋各地演出，推动了华侨的民主运动。解放前夕，中国歌舞剧艺社和中原剧社联合一些进步文艺团体，组成华南文工团，转入游击区开展革命文化宣传工作，对唤醒群众，打击敌人，迎接解放发挥重要作用。 

　　三、广东学生运动高潮迭起

　　解放战争期间，广东成为全国最后解放的省区之一，各种政治力量较量尖鋭复杂，国民党中央政府后又迁到广州，加剧了政治局势的变动和斗争。文化教育事业备受冲击，以中山大学师生为首发起的学生运动高潮迭起，扩及全省，使广东抗争文化达到高潮，写下了新旧政权转换时期文化转型最重要一页。

　　1.抗议美军暴行

　　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东单广场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的事件。消息传开后，先是北平，然后是全国，掀起一场反美抗暴的爱国运动。中共中央于1946年12月31日发出指示，提出“要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

　　美军强奸沈崇的消息传来，中山大学爱国学生长期积压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大家纷纷贴标语，印告同胞书，大声疾呼，要求人民起来，反对美帝侵略中国，怒斥美军侵华暴行。谢耀崇等同学以“108人”名义贴出一张匿名通告：定于1月4日在福利食堂举行时事座谈会，法律学会、政治学会公开发出通告，号召法律、政治两系同学出席，并欢迎其他院系同学参加。1月4日的时事座谈会是在广州地下党直接领导下举行的，福利食堂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与会者情绪高昂，从讨论沈案性质，到开展声援沈崇，抗议美军暴行斗争，发言极其热烈。会上组织了“中山大学同学沈崇后援会筹备会”。接着选举了包括中共地下党员何锡全等15人组成的“国立中山大学抗议美军暴行、声援沈崇案件委员会”（简称抗暴委员会或沈案后援会）领导这场斗争。

　　1月6日上午，中大1000多名同学集合在五座宿舍门前广场，召开反美抗暴学生大会。会上，群情激愤，个个慷慨陈词，抗议美军暴行，高唱《抗议美军在华暴行歌》，并根据1月4日晚时事座谈会讨论的意见通过决议，通电全国，抗议美军暴行；致电美国大使和特使，抗议美军暴行，要求严惩凶手，公开对中国人民道歉，改变对华政策，撤退美军；致函慰问被害者及其家属；决定1月7日和全市各校同学一起举行示威游行。

　　经过整夜的紧张准备，1月7日上午9时，中大1000多学生在石牌集合，与中大附中、医学院、先修班、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中华文化学院等校同学汇成2000多人浩浩荡荡的队伍。队伍前面，两位女同学高举着抗暴的大旗，两位男同学扛着大牌子，上书：“抗议美军在华暴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前面是女同学，后面是男同学。一路上，中大领队指挥大家高唱《抗议美军在华暴行》的歌曲，高呼：“我们不愿做奴隶！”“美军滚蛋！”等口号。途中，许多市民纷纷加入游行的行列。队伍经惠爱东路（中山四路）、永汉路（北京路）、泰康路、一德路、太平南路（人民南路）、六二三路，聚集在西桥，对面是外国领事馆区——沙面，国民党军队全副武装关住桥头的铁栅，不让队伍通过。

　　三名学生代表到沙面警察分局交涉。面对国民党宪兵闪闪发光的刺刀和黑洞洞的枪口，同学们个个面无惧色，并质问宪兵：“你们有没有姐妹、母亲和女儿?！…你们愿不愿意自己的亲人被美军强奸?！”“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示威抗议?！”

　　学生代表回来了，说“行辕张主任命令，不准通过”。同学们义愤填膺，大义凛然，冲破国民党宪兵设置铁丝网防线，“U．S．A Get Out！”（美国佬滚出去！）的吼声，响彻云霄。文学院历史系学生、抗暴委员会成员、湖南籍的周岳森同学，勇敢地冲上桥头，面对敌人摆设的铁丝网、机关枪和刺刀，大声疾呼：“同学们要用行动来表示我们的抗议！那里不准通过，我们就偏要从那里过去！”“沙面是中国的土地，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去?！中国的军队，为什么把枪口对着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我们不怕死，枪炮吓不倒我们！尽管我是独生子，我也要第一个冲过去！”同学奋不顾身把铁丝网路障冲垮了，几十个同学马上把守桥的宪兵抱住，扭转了他们的枪口，游行示威的队伍潮水般涌进了沙面。

　　他们到美国领事馆门前振臂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国佬滚出去！”“不准美帝干涉中国内政！”“暴力不能屈服我们！”“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游行队伍威风凛凛地经过整个沙面外国领事馆区，用雷鸣般的口号，钢铁一般的拳头，向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

　　游行队伍在胜利进军沙面之后，回到文明路中大附中大操场，举行了祝捷大会。会上，大家向在沙面东桥冲桥受伤的一位同学慰问，大会主席还以大会名义，把游行的一面大旗送给带头冲锋陷阵的周岳森同学，作为光荣的纪念。大会在高昂的抗暴歌声中结束。

　　通过这次教训，学生积极分子认识到：离开广大群众支持的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他们迫切盼望党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广州地下党针对积极分子的要求，批准成立“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会”（简称“爱协”），起草了会章和秘密工作条例，仿照地下党纵深配备、单线联系的组织形式，积极慎重地发展成员。1947年3月29日，在黄花岗起义纪念日正式成立，拥有会员约50人。在发展中大成员的同时，还派人到广州其他大中学校开展工作，建立“爱协”组织，以后改称“地下学联”，成为党在大中学校学生中的秘密外围组织。

　　“爱协”成立后，党组织加强对“爱协”成员进行群众观点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团结群众的纽带。同时，部署部分地下党员和“爱协”成员担任第一线的公开工作，准备在群众运动高潮到来之时，在地下党领导下，出面指挥群众，开展斗争。严格划分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迎接大规模爱国民主运动的到来。

　　2.中山大学“五卅一”运动

　　1947年5月6日，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华南游击战争的领导，成立了直接受中央领导的以方方为书记的中共香港分局。随着全国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共香港分局成立青年工作组，负责领导华南的青年革命运动。黄焕秋与广州地下党特派员钟明密切配合，支持广州学生运动的开展。在钟明直接领导下，中大学生革命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为压制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蒋介石政府于5月18日颁布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人民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并授权各地国民政府，对于广大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所谓“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置”，进行镇压。

　　就在《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颁布次日，上海7间国立大专院校7000多名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5月20日，京沪苏杭等地16所大专院校5000多名学生，为挽救教育危机，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请愿，提出要饭吃，要生存，反内战的口号，被蒋介石政府血腥镇压，重伤21人，轻伤97人，被捕20多人，造成震动全国的“五·二O惨案”。

　　消息传到广州，中大学生立即奋起声援，到处张贴“反对迫害，要求生存”等标语，通街大道挂着“反对内战反对饥饿”的巨幅横标。在暴风雨将临的时刻，广州地下党指示中大地下党和“爱协”要勇敢地站在群众的前面，有步骤地把斗争引向高潮。22日中午，中大地下党及时向在第一线工作的党员提出了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的紧急任务。

　　23日早，地下党决定以参加时事和福利座谈会联合签名的803位同学的名义，发起召开中大全体同学大会。

　　24日上午10时，有2500多位同学参加的大会在校本部体育馆按计划举行。广州国民党书记长、CC头目高信派遣特务分子混入会场。召集人宣布大会开始，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接着，“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的歌声震耳欲聋，矛头直指混入会场的特务！推选大会主席团时，特务们提出的人选仅得37票，进步同学提名的5位同学，以压倒优势的票数当选了，有力地打击了特务们的气焰。

　　大会发言时，同学们激烈地抨击了蒋介石政府内战、独裁的种种倒行逆施，喊出“要民主，要和平，向炮口要饭吃”的正义呼声。并把企图捣乱会场的10多个特务赶了出去。大会选举产生了由何锡全等45人组成的国立中山大学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会，地下党员和“爱协”会员占三分之一）。大会在工委会主持下，通过了为改善师生的生活待遇和电慰中央大学受伤同学，罢课三天声援京、沪、苏、杭同学，抗议国民党血腥暴行10余项决议。

　　大会一结束，罢课便开始。工委会组织同学访问教授，争取老师的支持。24日下午，工委会将大会决议以口头和书面方式向学校当局进行多次交涉，没有结果。学校当局否认工委会有代表同学交涉的权利，并对工委会进行威胁和恐吓。

　　为冲破统治当局的新闻封锁，打开广州以至华南大规模群众斗争局面，工委会于25日下午在市区文明路中大旧校址平山堂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中大学生罢课和声援“五二O惨案”的意义，对中央社的歪曲报导进行辟謡。广东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岭南大学等校学生，获悉中大学生罢课后，纷纷起而响应。

　　三天罢课胜利结束后，工委会于27日下午召开第二次全体同学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的决议。

　　中大学生罢课和决定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出后，中大附中、侨二师、中华文化、广东文理、法商、广大、民大和岭大等各校学生，都准备配合行动。统治当局对此十分恐慌，一面严密封锁消息，一面根据蒋介石下达的“六一”全国大逮捕手令，策划镇压中大学生的爱国活动。

　　广州地下党得知广东国民党部署镇压的措施，采纳了中大地下党提出的将“六一”游行提前一天举行的计划。

　　5月31日，天刚蒙蒙亮，晨呼队和歌唱队到各个宿舍唤醒大家参加示威游行。8时正，同学们手持写满口号的小旗子冒雨奔向广场集中。女同学自告奋勇站在队伍前列。反饥饿、反内战的旗帜在风雨中猎猎飞扬，雄壮激昂的歌声传向四方。

　　队伍出发前，在孙中山铜像前举行了庄严的宣誓。工委会主席领着大家宣誓：“为了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为了反对饥饿，要求温饱，为了反对压迫，要求民主，我们不怕暴风雨的到来，我们准备迎接可能的牺牲！”接着，队伍由一辆卡车引导，向市区出发。女同学高举着“国立中山大学挽救教育危机暨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大游行”的巨幅横标走在前面，跟着是歌唱队和全体同学的队伍。队伍到文明路平山堂中大附中操场，汇集了中大附中、中华文化学院、国民大学、圣心中学等校学生队伍，浩浩荡荡向市区进发。宣传队向市民和站岗警察散发传单和《国立中山大学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大游行宣言》。游行队伍的歌声和口号声互相交织，灌进广州市民耳中。醒目的漫画，描绘着国统区人民的悲惨境遇和饿殍形象。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同学扛着写着“内战千古——中山大学敬挽”的一个大花圈。当队伍走到长堤一景酒家时，突然遭到一群穿黑胶绸暴徒的袭击，一场反对暴力迫害的大搏斗便发生了。

　　由于地下党采取闪电出击的策略，使统治当局一直蒙在鼓里。当队伍进人市区时，他们才获知中大同学示威游行的消息。于是，便急忙以每人5万元的高价收买100多个流氓、地痞充当打手，埋伏在长堤的小巷里。暴徒见队伍前来，便手持木棍凶殴同学，击破卡车，捣毁宣传品。一时间，几十位同学被打伤，21位受重伤的同学不省人事，鲜血直流。在这关键时刻，中大地下党负责人胡泽群挺身而出，果断地取下工学院游行队伍大旗，振臂大呼：“打死那些暴徒，我们要反击呀！''并把一个暴徒击倒。顿时，“我们要反攻呀！”的呼声震天撼地，千百个同学赤手空拳同暴徒扭打起来，扭转了被动捱打的局面。路见不平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店员和菜农，将自己的扁担、木棍递给同学自卫，并呐喊助威。店员还把一位受重伤的女同学扶入店内敷药护理，不让暴徒入屋搜捕。很多受伤同学，为保护其他同学安全，不顾身躯疼痛，顽强地同暴徒对打。

　　由于太平南还有暴徒埋伏，工委会决定把队伍撤回去。归途中，同学们向广大市民控诉统治当局的血腥暴行，激起广大人民对国民党统治者的愤怒。下午2时，队伍回到中大附中操场，各校同学闻讯纷纷前来慰问。不久，开了一个临时大会，决定以罢课抗议。许多同学争着为受伤的同学输血和到医院护理受伤同学，并向受伤同学倾囊捐献医疗费。

　　中大学生队伍抄小路于黄昏之前回到了石牌，甩掉了军警卡车的追赶。

　　中大学生队伍刚撤离市区，国民党军警便四出抓人。气势汹汹包围平山堂扑了空，便在后门的候车室里强行拦截中大校车一辆，抓走候车的中大教工家属、学生和石牌村民48人。

　　是晚，工委会召开全体同学紧急大会，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的血腥暴行。大会作出决定：要求当局惩办凶手，释放被捕同学，医治全部受伤同学；全校絶食一天，捐款慰问受伤同学，抗议政府暴行；定5月31日为中山大学学生日，永远纪念。

　　6月1日凌晨两点，国民党的宪兵、警察、特务大批出动，到处抓人。在广州市区搜捕所谓嫌疑分子300多人。派出2000多名武装保安队乘几十辆大车驶往石牌，捕去中大两名学生和一名助教，梅龚彬教授夫妇、丘琳、廖华扬教授等也被绑赴三青团部。6月1日拂晓，全校师生开展了反包围的斗争，集体冲破了敌人设置的封锁线，包围了三青团部，拽下了墙上的蒋介石画像，缴获了一批文件，撵走了三青团和青年军的特务分子。

　　为反击迫害，工委会立即发出《国立中山大学全体学生为抗议“五卅一”血案及“六一”非法逮捕事件告社会人士书》，向广大人民说明事情的真相，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有力地回击了统治当局对事件的歪曲，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广东文理、法商、中华文化、侨二师等校纷纷罢课，声援中大同学。中华文化、广东法商、岭大、广大、南方商专等校以及广州各中、小学校学生和广州文化界人士、工人、农民、公务人员，还有云南大学、唐山工学院、杭州艺专等校同学，香港的中大校友、达德学院和中、小学校学生，港九中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香港中原剧社、虹虹剧社、新文字学会、文艺学会、文联歌咏团等，都写来慰问信或拍来慰问电，对中大学生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岭南大学和香港的学生、海员工人，还筹募了一大批捐款，给受伤的同学作医疗费并慰劳被捕人狱的同学。各界人士都纷纷谴责统治当局的血腥暴行。

　　6月10日，针对国民政府造法犯法的行为，法学院法律系和司法组的同学，当众焚烧了《六法全书》和《宪法》。他们在孙中山铜像座上贴着“六法千古”四个大字，其下是《为焚烧六法全书哭总理铜像文》。文曰：

　　呜呼六法，坚不及石头，力不挡木棍、刀枪，行不比汽车吉普，韧不过铁线麻缕。无鼻无孔，有气不能出，无眼无珠，黑白不能悉。今也珠江水涨，天泪与人血同流，南国震雷，神音与鬼声共号。大地易色，草木同悲，人间何世，存汝何益?呜呼六法，严酷残民，过无不及，爱国善行，竟至被执。……恶法加厉，善纪不立，下虽守法，上则无律，一纸手令，六法收拾。民求和平，制以兵战，教授学生，视目蚁蛰，人间何世，命不如物……。

　　祭文宣读完毕，一缕青烟，把《六法全书》和新颁《宪法》化为灰尘。

　　在善后委员会和教授会的不断努力营救下，被捕师生陆续出狱。15日，在工委会召开的全校同学大会上，通过了为顾及长远利益而参加学期考试的议案，这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便告一段落。

　　1947年暑假，工委会在香港总结了这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并编印成《血债》一书，发给每位参加“五卅一”运动的师生作为纪念，在广东省抗争文化史上留下珍贵历史文献。 

　　四、中大教授罢教运动

　　1948年12月，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背景下，国民政府行政院将南迁广州。此传闻经广州报纸公布，并称“国府迁穗，将影响文化圈”，引起中山大学师生忧虑与愤激，因为时在广州石牌中大校园，正是行政院拟迁对象。亦即中大必须搬迁他址，让出校园给行政院办公。中大政治学会就此作过民意测验，投票结果是反迁校的占教授人数86%，而学生投反对票达831%。这个结果，使广东当局不得不慎重考虑，迁校风潮暂告平静。但到1949年1月，新任广东省主席薛岳仍准备以中大为行政院办公地点。中大教授对此议论纷纷，彼此交换意见，教务长和总务长表示，始果迫迁，他们决定不干。有位教授说：“古人打败仗要卧薪尝胆，现在他们逃难却要找漂亮的房子来享受。嘿！难怪他们这么快垮台！”另一位教授也说：“今天反动派口口声声说要和平，要安定，他们却又偏偏破坏和平，侵扰人家的安定。人家战地的学校如北大、清华，共产党那边好好的爱护，反动派却要来侵占我们。”

　　1949年2月5日，国民党行政院迁来广州。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中大师生先是拒絶行政院占用校舍，提出反对迁校的抗议。2月7日，校园到处出现“只有日寇才占用过中大”，“誓死扺抗南京流亡政府占据校舍，扼杀教育”的标语，后又作迁校的民意测验，结果89%教授和83%学生反对迁校，迫使国民党当局放弃迁入中大企图，但最终还是占用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即今华南师大校园为行政院办公地点。

　　国民政府行政院南迁广州后，广州陡然增加一大批官员和家属，原已高企的物价为全国之冠。中大教授在薪金难以度日困境下，多次向有关当局提出改善待遇要求，均遭拒絶，老教授老国民党员张农痛斥教育部长陈雪屏：“当年参加革命的教授、学生、记者三大革命力量已被政府摧残殆尽。今天，官僚们大腹便便，教授学生则骨瘦膏黄，坏人享福，好人受难。”弄得陈氏哑口无言，教育部无视教授生活问题，结果出现了中大教授罢教运动，震惊广州、波及全国。先是张吴、吴声、陈植、徐贤恭教授等多次向教育部、中大校长请愿，未果。继于3月25日，由176名教授签名发起，总请假一周，实质是罢教。此消息一经传出，有评论说，它“像座火山喷射出它灼炽的熔岩，万马奔腾似的倾泻在南中国的大地上”。“准备着向旧社会再来一次更艰苦的最后搏斗！”此举很快得到广泛社会认同和支持，尤其是中大学生首先向教授们伸出援助之手，在同学中发动捐款捐物，甚至在3月27日节食一天，得2000斤米分送各教授家，以解教授们燃眉之急。罢教形势继续恶化，中大教授决定继续罢教，中大地下党部署各院系学生从校内走向社会，通过敬师义演多方筹措资金支援罢教，此举获得全体学生拥护和响应。中大学生在广州长堤青年礼堂演出三天座无虚座，后加演一日，演出剧目如一幕三场《师生一家》、独幕剧《风雨之夜》、舞剧《驼子回门》、大合唱《万象万新》、《光明颂》等，都有深刻内容，感人力量，得到观众高度评价。如《师生一家》取材于中大教授罢教，学生们热烈支持这一行动，在罢教中建立了深厚师生情谊，有观众感到它“完善无疵，简直无懈可击”，而《风雨之夜》，从一个小学教员悲惨生活入手，刻划他的不幸遭遇和几户穷人的患难之交，主人公在贫病交加之中，相互关照，折射了当时社会现象。剧作者告诉观众“阶级的爱才是结结实实的，人道主义自以为善的爱是空洞的，甚至是欺伪的。”在剧终前，这位小学教师深受阶级友爱启发和教育，“更是感激涕零”，暗示他将投入反对黑闇社会的斗争。这出戏对动员广州群众起来参加推翻国民党统治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次演出，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评价：“我们要向中大的义演学习，更要向中大看齐”，“此次中大同学的壮举，无论从任何方面去观览，都会使你感兴而愉快。”而且影响很大，演出结束第三天，广州艺术专科学校，广州小学教师，都起来罢教，声援中大教授罢教斗争。广东文理学院、广东法商学院、广东省立工专，以及广州一中、二中、市一职、市师范、市女师范、广雅、执信、仲元中学、仲恺农校、农业职业学校等大中学校师生员工，都纷纷为声援中大教授而开展罢教、怠教等活动。这次罢教，“影响所及，广西、京、沪、四川几处的大学，也先后在罢教了。”4月8日，在香港出版的党领导《华商报》发表《中大教授罢教求生》评述文章。4月10日又刊载华南学院3月29日的《致慰中大教授通电》，都指出中大教授罢教有理，热情支持这次运动。4月18日，中大教授发表《告社会人士书》，宣布这次罢教斗争结束，并将社会各界和师生义演所得款项和实物，全部拨为中大员生工警合作社股金，共度难关。中大教授罢教为广州解放前夕广东抗争文化的高潮。半年以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灭，新中国成立，广东文化进入崭新发展阶段。 

　　五、华南作家群体在穗港活动

　　抗战胜利后，广东文化也决非乏善可陈，一无是处。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杨义《华南文化勃兴和本土作家特色》认为，“抗战胜利后，1946年，广州文坛出现短暂的繁荣。司马文森、陈残云复刊《文艺生活》和《文艺新闻》，黄宁婴、陈残云、洪遒复刊《中国诗坛》，周钢鸣，洪遒办《国民》，黄秋耘办《青年知识》、胡仲持、华嘉办《现代》，周行办《草莽》，于逢、易巩办《文艺世纪》。这些刊物的竞相出现，表明华南本土作家已经具有相当的实力，可以独立地支撑一片文坛，和抗战时期那种多少处于附庸地位的情形，已是今非昔比了。”

　　当时还有一批内地作家寓居香港，如郭沫若、茅盾、夏衍、胡绳、冯乃超、林默涵、周而复、钟敬文、黄药眠、聂绀弩、胡风等人，阵容之盛，不亚于抗战前期。《华商报》于1946年1月复刊，萨空了出任总经理，刘思慕任总编辑，廖沫沙任副总编辑，其后还总编辑邵宗汉、杜埃。《华商报》副刊《热风》、《茶亭》连载作家黄谷柳《虾球传》，侣伦《穷巷》等，充满岭南乡土色彩的作品。1948年邵荃麟等人创办侧重理论批评刊物《大众文艺丛刊》、茅盾、巴人创作《小说》月刊，岭南作家华嘉、黄新波、黄宁婴、黄秋耘、洪遒、陈芦荻创办“人间书屋”，出版《人间书屋》，出版《人间文丛》12种，《人间诗丛》6种，《人间译丛》6种。这些文学活动及其成就，彰显华南作家具备很强创作能力和开拓能力。建国后，这些本土作家成华南文艺界中坚力量，树起广东文化一面面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