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文化人士大营救

　　1937年“七·七”事变，掀起全国抗日战争序幕。国共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对战线的建立，使位于抗日前线的广东大部分地区，深深卷入这场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广东儿女表现瞭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涌现许多感人英雄事迹。这包括了东江纵队“抢救文化人”壮举，抗战双城桂林、香港，为抗日鼓与呼的文学艺术；在艰难中坚持办学的中山大学和抗日文化教育等。

　　自古以来，桂林便是中原文化南下进入两广的要冲，秦开灵渠为中原北方人逾岭最主要一条通道。民国时期桂林则成了广西的省会。由于地处中国大西南，这个当时仅有7万人口的省城，就成了连接西南、华南、华东以及港澳的交通枢纽。随着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的相继沦陷，它成为了抗日的大后方，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地缘的关系，日本侵略者用兵集中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南部。及至抗日后期，日军侵华战争陷入困境。为了打通中国大陆通东南亚的交通线，日军进攻桂林，直到1944年11月10日才占领桂林。此前数以千计爱国文化人，不甘沦为亡国奴，从北平、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地转移到这里，在桂林开辟了一个抗日文化战场。其时，香港尚在英国所占，日本尚未与美、英、法、苏等国开战，香港成了没有战火的緑洲。大批文化人又从北平、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地聚集香港，结果在广州两边形成桂林和香港两个抗日救亡文化中心，也是作为国统区与海外联络的主要交通枢纽，双方也发生了文化互动。桂林在抗战初期的7万人，迅速猛增到20万人，到1944年夏桂林大疏散前，更高达50万人。香港仅“七·七事变”至广州沦陷前一年，人口便增加了25万，广州沦陷后，人口激增到160万人，有的资料更称达到200万人。人口的增加更给文化的兴盛提供了机会，特别是来到桂林、香港的文化人，都是中国顶尖级的人物，他们的文化辐射力很强，这就深刻地改变了两地的文化格局，造就了两个强大抗日文化中心。

　　太平洋战争前，香港仍能给国内社会名流文化人士提供了一个避居、同时也是战斗的阵地。一如著名出版家邹韬奋所说：“我们到香港不是为了逃难而来的，而是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战斗的。”

　　因此，桂林与香港同作为“文化双城”的互动，从抗战爆发便开始了。香港学者关礼雄称此时香港“人物荟萃，一时无两”，并写道：“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战役”以后，香港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的超越了上海租界，因为后者已经给日人包围，而前者依旧四通八达。故此，香港的过客，包括了屈指难数的风云人物，名公巨卿，形势也就更加错综复杂。

　　国府的顶尖人物如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等，都有别业在香港。1940年2月，宋美龄因健康理由来到香港，宋氏三姊妹又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闲话家常，偶尔亦在公共场所露面，成为记者追访的对象。宋庆龄到重庆一个月，作了向美国呼吁的广播后，重回香港继续她“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工作。

　　单看一则在1941年10月中在香港报章刊登、邀约在港党国名人观剧的启事，便可以略窥那冠盖满京华的场面了。其中包括了上述那几位，另加上党国元老何香凝、李石曾、马超俊、王云五等；外交界颜惠庆、王正廷、许世英、董显光等：军事领袖如陈济棠、陈策、许崇智等；政要如叶恭绰、吴铁城、俞鸿钧、郑洪年等；财经界如陈光甫、虞洽卿等；社会闲人如杜月笙、王晓籁等；教育耆宿如钟荣光、李应林等。这也只是部分而已。

　　这些政界名流，亦有不少杰出的文化人士，宋庆龄更在香港主办《中国大同盟》的英文半月刊，一直坚持到日寇开始进攻香港的最后一刻。1941年12月9日深夜，与宋霭龄一道，乘船渡海，到达启德机场，上了最后一班飞机离去，她的大智大勇，令人感佩。

　　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宣告成立。担任干事的有楼适夷、许地山、欧阳予倩、戴望舒、叶灵凤、刘思慕、蔡楚生、陈哲衙、陆丹林等9人，“全体会员……誓愿在全国统一组织领导之下，策励精进，奠国民文艺之基，齐一步骤，赴抗日建国之路”。

　　时隔半年之后，1939年9月17日，“中国文化协进会”在香港成立。据有关人士称，它是一个“联合文化界各部门工作人们共同大规模的组织，但其更重要的特点是同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较有权有势，历届理事中有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的秘书、国民党机关报的社长、编辑、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广东省部分高校的校长等。这两个协会在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气候下，积极开展抗日文化活动，都为香港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内地文化人士到港后，或主编报刊，或创办杂志，或辛勤写作，大量进步的文艺作品在香港发行，一扫曾充斥香港文坛的风花雪月、铁掌袖剑之类。如《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文艺》由萧干和杨刚主编，在1938年8月至1941年12月3年多时间里，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鼓舞人民斗志的作品，其中有来自延安的作品150多篇，陈毅、刘白羽、丁玲、萧军、何其芳等的作品都曾在《文艺》同读者见面。由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的文艺副刊《星座》也成为当时“抗日文艺”的重要阵地。内地与广东的许多进步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许钦夫、萧干、萧军、萧红、艾青、袁水拍、沙汀、陈残云、叶灵凤、欧阳山等都曾在此发表过作品。此外，茅盾的名著《腐蚀》、艾芜的《故乡》等长篇小说也都是此时期在香港发表的。《雾重庆》、《希特勒的杰作》和《北京人》等名剧也在香港上演。其中《雾重庆》是一出揭露国民党统治区内那些官僚资本家、军阀、投机商人利用抗战大发国难财和政治倾向很强烈的话剧，受到香港观众的好评。

　　1940年10月，在桂林举行第四届戏剧节。署名田汉导演的《大地回春》，在历尽艰辛后终于上演，反应甚为热烈。田汉更顺势推出名剧《秋声赋》。这是一场五幕话剧，通过剧情表达了没有国就没有家，国家龢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知识分子应把个人前途与祖国命运结合在一起，才不会在秋天感伤落叶和哀蝉。田汉这部名剧诗词中有：“秋风吹起了愤怒的火，秋虫唱起了复仇的歌……，扫荡敌寇像秋风扫落叶，飘随在洞庭波……。”

　　欧阳予倩完成了五幕历史话剧《忠王李秀成》，写李秀成带领太平天国将士浴血苦战，支撑危危，而南京天王府里却花天酒地、勾心斗角，洪家大发国难财，洪秀全更对李秀成百般猜忌。后在广东临时省会韶关上演100多场，场场爆棚，轰动整个华南，为点燃、扩大抗日之火，作用甚大。当然，在反对派区高压下，抗战文艺的扬起，也是不容易的。但仍有一批作家完成了不少出色抗日作品，如司马文森长篇小说《雨季》、秦似坚守《野草》杂志阵地、夏衍长篇小说《春寒》、李育中诗集《凯旋的拱门》、陈芦荻诗集《远讯》、黄宁婴诗集《荔枝红》、陈残云日记体小说《风砂地域》等，甚至连红尘之外的佛教运动领导人巨赞法师也办起《狮子吼》杂志，鼓吹抗日救亡。

　　抗日战争开始，内地几份影响较大的报纸先后在香港出版。1938年3月1日，原在上海的《申报》出版“香港版”。4月，原创办于上海的《立报》在香港复刊，并选出茅盾主持副刊《言林》，同年8月13日，原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出版“香港版”，同年11月15日，加出“晚报”。此外，华侨巨子胡文虎兄弟《星岛日报》于同年8月1日创刊，同年11月，增出《星岛晚报》。该报曾聘请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为总编辑，并有杨潮（羊枣）等进步报人参加编辑。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大批文化、新闻界人士陆续从重庆、桂林撤退到香港。在廖承志的主持下，以范长江为社长、胡仲持为总编辑的《华商报》于4月8日正式出版。就国内外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言论。

　　这时期在香港出版的还有：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邹韬奋、茅盾、夏衍等《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笔谈》半月刊和《文艺阵地》；金仲华为总编辑的《光明报》；“救国会”同人主办的《救国月刊》；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金仲华主编的《时代文学》；郁达夫主编的《国讯》旬刊等。

　　香港原来的出版事业较为落后，抗战开始后迅速发展，书店达40多家。国内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如商务、中华、世界等在香港设立了分店。上海沦陷后，商务印书馆在北角设立工厂，有千余工人，每月出版新书20种以上，期刊有《东方杂志》、《少年画报》、《儿童世界》、《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和《键与力》等6种。中华书局的工厂在九龙城，每月出版书籍十余种。世界书局主要经营课本和参考书。除上述3家以处，还有星群、大公、时代、公文堂、布星等出版社。

　　双城，是爱国主义者的集结地，是爱国主义作品的诞生地，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地。仅以桂林而言，从7万人口毫无文化地位的小城，竟转眼成为具有50万人口、上百家报刊社，上千文化人聚集的重要文化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文化名人胡愈之1978年在回忆抗战初期的文化形势时说：“山明水秀的桂林，本来是文化的沙漠，不到几个月时间（指1938年10月到1939年上半年）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了。”

　　文艺评论家周钢鸣更概括桂林当年是“文人荟萃，书店林立，新作叠出，好戏连台”，并称赞为“繁花竞秀，盛极一时”。当时先后在桂林活动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有1000多人，许多重要的作品在这里创作而出，许多重要的剧作在这里首次上演和发表；出版和发行的书刊，在全国堪称第一。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桂林出版的。

　　而短短几年，曾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也同样成为东西方瞩目的反法西斯的文化前沿阵地。香港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的黄金时期，都最先发生在这个时期。而闻名中外的抢救文化人的伟大历史壮举，也发生在这里，屈辱的殖民地的历史，就因此闪出夺目的光彩。而香港当年汇聚的还不仅仅是文化人，更有宋庆龄、何香凝及“保卫中国大同盟”成员。这固然托庇于港英当局对香港的“自由港”的地位，但更在于危及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

　　但香港抗日救亡文化中心地位，不久被太平洋战争打破。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九龙，很快占领整个香港地区，实行法西斯统治，大批栖居香港爱国进步文化人士面临极大危险。在这紧急关头，中共在粤港组织开展了一场“抢救文化人”壮举。从1942年元旦开始，在党中央、周恩来指挥下，以廖承志为首包括东江抗日游击队（后为东江纵队）等抗日武装参加，在短短几天内，从香港抢救出近千名文化人，包括撤退到香港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家属、外国友人等。他们分成四条路线，脱离险境。

　　第一条是东线。被营救对象先从九龙出发，途经西贡镇，扺小港湾。乘船经大鹏湾渡海到鲨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再经东江水路，经龙川老隆到兴梅，大埔，最后到达闽西南。这条路并不安全，但仍避过种种艰险，顺利扺达目的地，除廖承志、连贯、张文彬、乔冠华等营救组织者以外，一些国际和国内知名民主人士，包括国民党左派元老等，也走此线获救，其人士包括农工民主党负责人李伯球、国民党政府驻港代表陈策少将、国民党元老邹鲁、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官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长马超俊夫人姐妹等。

　　第二条是西线。主要是陆上交通线。被救人员从九龙青山出发，经荃湾、元朗、梅林坳到达东江游击区。继在老隆汇合，转韶关、往桂林、重庆等后方地区。此线路程长，跋山涉水，有伪军、日寇封锁、土匪抢劫、十分险恶。由此线撤退的主要是进步文化精英分子，如茅盾、邹韬奋、廖沫沙、戈宝权、胡风、胡绳、袁水柏、张铁生、刘清扬、沈志远等。

　　第三条是海路。被救人员走海路从香港偷渡到澳门，再通过中山、江门、台山。或走澳门，再绕一圈北上，最后扺桂林、重庆。此路线短、方便，但风险大，日军巡逻艇、海盗不时出没。被救人士主要为影视界名人，如夏衍、范长江、蔡楚生、王莹、司徒慧敏、金仲华等。

　　第四条路线也是海路。从香港乘船到长洲岛，换大船到汕尾，一路上由游击队护送，克服帆船被日军没收发动机、海盗抢劫、断水断粮、随风漂流等险情，终得平安登陆。何香凝、经普春、柳亚子等，即属这一队人，后从老隆到韶关、经衡阳扺桂林。

　　这次秘密大营救成功，据统计有爱国民主人士、著名文化人等300多人，英、美、印（度）籍国际友人近100人。除了中共领导指挥得力，抗日武装配合，深层原因还在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文化自重、自觉而产生对日本法西斯的扺制、抗争，才成为一项自觉文化行动，并最终获得成功。

　　茅盾高度评价这次大营救，“是抗战以来（简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行动。”邹韬奋也专为曾生司令员题词曰：“保卫祖国，为民先锋。”

　　谭元亨在《投笔从戎——曾生的战斗生涯》（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一书中，引用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对这次营救行动的意义和被营救者后来在游击区的贡献：

　　“在党中央、周恩来同志指挥下，这场秘密营救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观，体现了党和部队与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对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部队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参与这项工作，也受了深刻的教益。”

　　“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来，对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很关心我们的宣传教育、文化和新闻出版工作。韬奋为《东江民报》创刊号写了发刊辞，后来又写了一篇社论《惠博沦陷的教训》，抨击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错误方针。女作家杨刚以通谷演义形式，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漫画家丁聪为报纸画漫画。韬奋讲《中国民主政治问题》，茅盾讲文学，胡绳讲哲学，沈志远讲政治经济学，黎澍讲中国革命史、戈宝权讲《苏联的妇女运动》和《社会主义苏联》。曾任军医处长的陈汝棠和病理学家吴在东教授给医务人员讲解解剖学、病理学等。美术家、戏剧家、音乐家都给我们部队作过专题讲演。这许多活动，使我们部队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鼓舞了斗志。”

　　柳亚子后在韶关南华寺赋有《流亡杂诗十首》，其中涉及这次大营救的七律云：龙门倾诉党碑颓，滨从如云又此回。明镜菩提非我事，寸心只觉报恩难。 

　　二、中山大学在迁徙流离中坚持办学

　　广州沦陷前夕，中山大学于1938年10月19日开始分批离开广州，迁往云南澄江办学。这次内迁分两路前往，一条走内地，乘火车到衡阳，转湘桂线到贵州独山，经都匀到贵阳，由贵阳转汽车扺昆明，再乘火车到呈贡，再骑马到澄江。另一线从广州、汕头、澳门等地到香港，继从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转乘滇越铁路经河内、老街到昆明。从1939年1月30日至2月28日，全校分15批750人搬迁澄江。另有几百名学生从广州北撤连县，继分散结伴从连江西行，徒步赴滇，经粤、湘、桂、黔、滇五省，历尽流离颠沛，始扺澄江。不但人员极度疲劳，图书仪器损失不少，终于在昆明以南56公里，选择交通阻塞、偏僻山城澄江为办学校址。

　　关于这次极备艰辛大迁移，当时参加押远图书仪器设备的图书馆主任杜定友教授，曾绘制一幅搬迁路线图，并附记述：“西行志痛：

　　使命：押送图书，脱离险境，由广州运至云南澄江。

　　行期：自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零时三十分至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凡一百一十五天。

　　行程：经过广东、广西、云南、香港、安南（今越南），停留十八站，凡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余里。

　　行侣：离广州时，同行者中大图书馆同仁及眷属四十三人，中途离队者十四人，受重伤者一人，病故者一人，到达目的地时仅二十七人。

　　交通：步行、滑杆、骑马、公共汽车、自用汽车、货车、火车、木船、太古船、邮船、飞机。

　　饮食：餐风、乾粮、面摊、粉馆、酒店、中菜、西餐、甜酸苦辣。

　　起居：宿雨、泥屋、古庙、民房、学校、街门、客栈、旅店、地铺、帆布床、木床、铁床、铜床、头二三四等（舱）、大舱、天堂地狱。

　　广州沦陷后一百三十天，

　　无县人杜定友泣记

　　这段见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97—98页）完全是一份中山大学迁校长征史、内中过程、险恶可见一斑，实为广东抗战文化一个缩影。

　　全校7个学院其教职工245人，学生1736人分散在县城附近庙宇、祠堂、租用民房等，营造一个相对安静环境，在动乱中得以弦歌再续。

　　时澄江办学条件甚差，疟疾流行，严重威胁师生健康，教学、研究亦诸多不便，但中大师生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体验时难，坚持正常教学和研究，同样有收获。以中大名气和感召力，仍有不少著名学者应聘来校任教。如古生物学家后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今院士）杨遵仪教授、测绘学家，后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王之卓教授、著名天文学家穆木天教授等都在这个时候应聘来校。学校经常举行学术讲座，各学院按学科安排，如文学院历史系朱谦之讲《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学说》，听众甚感兴趣和振奋。此说至今拥有越来越多信众。该系罗香林教授讲《五十年来中国之史学》，文学院长吴康作《康德哲学提要》等。学校还根据形势变化开设新课程，如地理系吕逸卿教授开“战争地理”，吸引许多热血青年前来听课。

　　艰苦生活，未能阻挡中大师生科研步伐。地质系师生多次到野外实习，采到大量岩石、古生物标本，满足教学需要。地理系在吴尚时教授带领下，足迹遍及澄江、晋宁、蒙自、个旧、曲溪、通海、江川、阳宗海、玉溪等地，考察那里地形、水文、植物、土壤和人文经济，写成报告，刊登在澄江复刊的《地理与旅行》杂志上。吴尚时以澄江为基地，研究附近地形，写出《云南澄江盆地之地形》、《云南中部地形》、《四川地形之商讨》等论文，提出不少开拓性见解。如对滇池成因，西南联大一些教授认为是地表侵蚀而成，吴尚时认为受新构造运动影响，大断层陷落形成，这个见解后得到公认。

　　1940年8月，以远离广东根据地，不利培养广东所需人才等原因，中山大学奉令迁回广东乐昌坪石，继续办学。临走前，许崇清校长写了《告别澄江民众书》，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澄江人民道谢告别，还有不少教授撰写诗文，编成《骊歌》出版，今已成为珍贵历史文物。其中《告别澄江民众书》说：

　　澄江民众公鉴：

　　本校于民国二十七年冬，奉命迁滇，以澄江山明水秀、风土纯朴，是为士林潜修之所，经呈准迁此。……以故年来本校员生，得以弦歌不辍，游息有所，皆拜诸君之赐也。兹以前方教育上之需要，奉令迁粤，席未暇暖，又备登程，别绪离情，彼此同感。回忆年余以前，本校员生，初客他乡，生活习惯、不无互异、幸赖各民众之热诚推爱，庇荫有加，使千里游子，于故乡沦陷之后，仓惶迁徙之秋，不致托足无方，尚能安居研读，幸何如之！

　　（在历数中大为当地所办事业后），“而骊歌忽唱，征马又将在途。……此后，惟有率领同仁，随诸君之后，努力本位工作，共负时艰，以完成抗战建国伟业。是则吾人之所以自勉，而重望成澄江父老兄弟共勉之也。”这一份情深意切、感人至深的文告，现存中山大学图书馆校史资料室。

　　中大迁回坪石，分散在粤湘交界各地，利用寺庙和新建房舍办学。教学秩序日渐正常，1942年学生人数从迁回之初1736人增加到4197人。对学生而言，时有报导，“的确是读书了，宿舍里，教室里，图书馆都有人看书”，“研究的空气和写作的空气都相当浓厚……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普遍建立起来，刊物亦如雨后春笋。这些集体活动，都说明中大学生的读书空气和生活态度。”

　　许崇清校长特别注重师资队伍建设，聘请一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他们是李达、王亚南、洪琛、梅龚彬、石兆荣、许幸之、胡世华、卢鹤绂等。1942年5月，金曾澄接任代理校长，设立特约教授席位，特聘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为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特约教授，并聘早年曾在本校任教的著名古植物学家斯行健为理学院地质系教授。有时外国学者到访，也安排他们演讲，如1944年4月11日，英国伦敦大学雷威克教授来校，为外语系讲《英国诗学》、《莎士比亚之诗及其戏剧》、同年5月1日，英国剑桥大学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来校讲《中西科学发展史比较》，1944年3月，国际地理学会会长，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地理系主任G·B葛德石应邀到校，讲《地理学与地质学之新发展》，《中国在航空时代的地位》等，都颇受欢迎。无论文理工农师范各学院都有这样著名学者从教和学术研究，取得成果更不在少数。如历史系朱谦之教授《历史哲学大纲》、《文化哲学》、《历史学派经济学》等，人类学杨成志教授《罗罗经典及文学》、《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等，法学院黄文山教授着有《文化学论文集》、《西洋知识发展纲要》，译作有《当代社会学学说》等出版。至地质、地理系师生，在系主任杨遵仪、吴尚时带领下，踏遍粤北、湘南山山水水，考察地层、构造、古生物、地形、河流水文，撰写不少论著和调查报告，如吴尚时等《乐昌盆地地理纲要》、吴尚时、罗来兴、何大章《浈武二河之水文》、《曲江之潦水与预防》等，特别是1943年完成广东省政府委托编写的《广东省政治经济图》6幅和分县图108幅任务。具有重要学术和实用价值，为中大成为地学在我国一个重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军进犯粤北，国民党守军不敌，粤汉铁路失陷，坪石处于被敌包围之势。迫于形势，中大再次仓促迁校，一部分走粤东，定于梅县；一部分突围，扺连县；还有一部分散布在仁化，在极端困难中继续办学。

　　这次仓促迁移，发生不少悲惨之事。台北国立中山大学校友会1974编印杨宗浩《坪石生活记趣》写道：“或有女生被强暴追杀，或有男生遭酷刑迫害，或被集体拉夫”，“有教授以箩筐挑儿带女者，有背负老人者。逃亡线上，男的女的老的幼的，褴褛凄凉，抢呼哀吼，足为逃亡图之实景写照。”如地理系主任吴尚时教授在这次逃难中，“乃避居于城郊村落，备尝艰辛。夫妇两人携带七岁女儿，背着三个月婴儿，肩挑随身衣物，混杂在逃难人群中，摩肩接踵，流离于曲江附近农村。白天躲进山头草丛中，入夜睡在猪圈牛栏里，忍饥捱饿，好不容易才脱离日军出没之地。”（见司徒尚纪《吴尚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5页。）即使这种险恶环境中，吴氏仍没有停止他的研究，在仁化县扶溪墟旁古夏村，他住了一个时期，写成《南岭何在？》、《华南弧》、《仁化县地形》，以及翻译法国地理大师马东男《自然地理学·气候篇》等，这些都是经典性研究成果，至今仍不失去其价值。吴尚时堪为战时中山大学献身科学事业教师之典范。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胜利。中大及其他高校师生10月陆续回广州复校，结束了7年的流离办学历史。这期间经历的苦难、精神折磨和提升，人才培养和学术成果，都大有可圈可点之处，永远铭刻于广东文化史册。 

　　三、冼星海音乐创作及其他

　　现代南方出了两位堪可称之为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的历史人物，他们一位出生在云南昆明，一位出生在番禺。他们不仅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双星闪耀，无人敢出其右，其音乐上的成就举世公认，而且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的音乐创作，更成为了整个民族奋发的号角，在一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永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记。这两个“乐坛双星”，便是聂耳与冼星海。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20世纪中国文化难能可贵的双璧。聂耳作曲、田汉作词《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的新的长城！”一首彪炳千秋的伟大歌曲脱颖而出，成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奋勇抗敌的战斗呼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被确定为国歌，代表了整个中国的伟大形象！

　　1935年，聂耳取道日本前往苏联学习音乐，不幸于日本神奈川县鹄沼海游泳时，溺水身亡，年仅24岁。

　　与此同时，另一位大音乐家冼星海，则是在珠江之滨出现。

　　冼星海（1905—1945年），生于澳门，原籍番禺。1918年随母由新加坡迁入广州，1920年进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1925年，由于对音乐的热爱，他只身上了北京，1926年春在萧友梅领导的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进修小提琴，半工半读以维持生活。1927年冬，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1928年冼星海获准免试进入了国立音乐院。1929年冬，他自费赴法国留学，一直到1935年归国。回国后，他积极参加与“左联”的文化活动，创作了大量电影歌舞，如广州流传的《救国军歌》、《只怕不扺抗》等，以及《夜半歌声》中的《热血》、《黄河之恋》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更追随进步人士组成的“战时移动演剧队”，辗转各地，写下了大批抗战歌曲，如《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

　　1940年，他到达延安，翌年任“鲁艺”音乐系主任。也就是在那里，他写了千古絶唱《黄河大合唱》及其他著名作品，如《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等。其中他作曲的《黄河颂》极富感染力，震撼力，百唱不厌，为中华儿女世代高歌壮唱，永无尽期。其词曰：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仓山下，奔向黄海之边，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呵！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呵！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呵！黄河！你一泻千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万千条铁的臂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1940年底，他到了莫斯科，完成了他的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等，1945年因病去世，年仅40岁。

　　冼星海在短短一生中创作了200多首群众歌曲，4部大合唱，2部歌剧，2部交响乐，4部交响组曲，1部交响诗，1部管弦乐狂想曲，以及许多器乐独奏、重奏（不少是民间音乐改编曲）和大量艺术歌曲。他毕生为追求中国民族风格、富于时代特色、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的新音乐而奋斗。他的作品，是中国音乐史上不朽的丰碑。

　　与冼星海在岭南大学同学的何安东（1907—1994年）是广东江门人，在岭大是冼星海的挚友，后来他接任冼星海为乐队指挥。“九·一八”事变后，他愤慨奋笔谱出《奋起救国》等著名歌曲。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更写出了《保卫中华》、《前进》、《芦沟桥》、《保卫大广东》、《全国总动员》、《大众的歌手》、《大刀杀敌》等一系列著名歌曲。这些歌曲充满同雠敌忔的气势，极具号召力，如由钟天心作词的《保卫中华》曰：“保卫中华，保卫中华，誓死保卫民主的中华，保卫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保卫我们全民族同生死的家。来，来团结起来的大家一条心，去，去，杀敌争先拼这一条命。鲜血如潮把这百年雠恨消，沙场含笑。看！残敌狼狈奔逃，日帝国冰山倾倒；看！东北河山抗日红旗依旧高高飘扬，听！四万万大合唱，自由，平等，解放！”这些歌曲在全国广为流传。广州沦陷，他随岭南大学迁至香港；香港沦陷，因他写了大量抗日救亡歌曲，被日寇投入监狱，施以酷刑，险遭杀害。后返回广州，继续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创作有小提琴独奏曲《解放组曲》、钢琴独奏曲《醒狮》，并致力于培养其子何东，使之成为我国著名的小提琴独奏家。

　　我国现代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马思聪广东海丰县人（1912—1987年）也是岭南音乐的杰出代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各种题材和体裁的音乐艺术作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马思聪仅11岁便到了法国攻读音乐，并如愿以偿考进了欧洲著名的巴黎音乐学院，且与冼星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0年回国后，即受聘于欧阳予倩创立的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音乐学校。第二年，他创立私立广州音乐学院，出任院长，后又受聘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并于沪、宁、穗、港多次举行独奏音乐会，开始了室内乐创作，最有影响的是《蒙古组曲》、《思乡曲》等。抗战时，写了不少抗日歌曲。抗战胜利后，又创作了《民主大合唱》。新中国成立前，他拒絶赴美定居，来到北京，担任燕京大学教授，华北文工团剧团长、全国音协副主席等职，后由周恩来亲自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培养大批音乐人才。1967年1月，马思聪遭“文革”浩劫，受残酷迫害，被迫从北京经广州亡命香港，继出走美国，最后客死他乡。马思聪始终坚持从民间音乐中寻找创作灵感，追求艺术创作的个性，力求以新鲜的和现代的音乐语言来构成开放性的民族风格，这与岭南文化给予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曾说过，“要拥抱的是整个世界”。

　　即使在流亡美国期间，他也没有接受美国的“救济”，而依靠自己的音乐艺术生活。他在美20年，仍创作大量音乐作品，如舞剧《晚霞》，歌剧《热碧亚》，以及一些小提琴、钢琴曲，并多次到美国各地、东南亚和台湾等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他在海外创作音乐作品，藴含着浓浓乡情，将其一首音乐曲名为《相见时难别亦难》。而他召开的音乐会，每次必奏《思乡曲》，反映马思聪对祖国一片热诚、赤子之心、无限爱国情怀，无愧为一位中华文化哺育出来的优秀儿女。1985年，马思聪由中国公安部、文化部平反昭雪，恢复名义。他本想回国，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行，不久病逝于美国。

　　马思聪说过：“今天中国的作曲家要瞭解土地上的一切。我们要向我们的土地吸取宝藏。我们除了认识一些民歌以外，还要瞭解生长在土地上的人民。只有深切的把自己强化变成这土地的一部分，才能正确地走上民族风格的路子，而从这里开阔自己的路。”马思聪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精辟见解，不但在他音乐创作上得到充分体现，而且说明岭南文化培育出来的文化精英，无论到了哪里，都对家乡充满深深的眷恋与乡愁，成为广东文化风格之一。故马思聪作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更是广东地域文化一位不朽的代表人物、海丰人民的伟大儿子。

　　著名的音乐理论家李凌（1913—2003），曾用名李緑永，是广东台山人。他少年时酷爱粤曲，1937年组织台山抗日宣传演出队，1938年到了延安，考进了鲁艺。1940年在桂林创办《新音乐》月刊。抗战后在上海创建中华星期音乐院并任院长，1947年又同马思聪等于香港创办中华音乐院，任副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音乐学院教务长、中央乐团团长。他从事音乐工作五十余年，出版了《音乐札记》、《音乐美学》、《广东音乐》、《新音乐论集》、《音乐漫谈》、《艺术随谈》等二十余集，还创作了管弦乐曲《南国组曲》、民族器乐组曲《乡音》等作品，主张中国音乐应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中外交流和外国音乐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民族音乐现代化的发展。 

　　四、战乱中的广东抗日文化和教育

　　抗战前，广东是国内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省份，抗战军兴文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的摧残。

　　自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失守后，大批文化人汇集广州、武汉、桂林，使之成为中国抗战初期的文化中心。在广东的文化人士筹组了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香港也建立了分会，是为抗战统一战线组织，承担着抗日宣传的重任。在广州，夏衍等组织了剧协，蒲风，雷石榆等组织了中国诗坛社，出版了《中国诗坛》杂志。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也来到广东，与广东文学青年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的创作队伍，对广东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许多爱国的文化工作者踊跃投身火热抗日斗争中去，使抗战初期的抗日文化运动，得到从未有过的大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这一时期，宣传抗日救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广州、香港等地出现。其中著名的有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1938年3月在广州复刊《救亡日报》，1973年10月创刊，欧阳山主编《光荣》；茅盾主编1938的5月创刊的《文艺阵地》等。《抗日路线》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文章。中共广东组织还派几名党员帮助抗日将领张炎在吴川县城梅緑创办《南声日报》，影响颇大。

　　1938年10月广州等城市沦陷后，几乎成为文化沙漠。日本侵略者则极力推行日本文化教育和殖民主义文化。大批文化人和文化运动被迫转向内地和战地发展，那里条件差，困难很多。但是广大的文化界人士凭着满腔爱国热情，坚持工作，使战时“文化下乡”、“文化入伍”的活动普遍开展起来。在战时的广东临时省会韶关先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曲江分会、中华全国木刻抗敌协会广东分会等爱国文化团体，举行过座谈会、文艺晚会等活动，出版了《文艺新地》（后改为《文坛》）、《抗战木刻》等刊物。中央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戏）剧宣（传）第七队（实由共产党领导）由桂林调到韶关，定名为第七战区政治大队（简称“七政大”），从事歌咏、戏剧、学术、文字等宣传及组训工作。而以戏剧为中心，上演最多的独幕剧是《放下你的鞭子》、《上火线》等。此外还演出过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曹禺的《蜕变》、郭沫若的《虎符》、于伶的《大明英列传》等一大批进步剧目。观摩者甚为踊跃。这些演出，对广大兵民进行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较大。1944年末，根据抗日形势变化，该队骨干撤离韶关投入东江纵队，和其他政工队员组成了鲁迅艺宣队，在始兴、和平、龙门、河源、清远、新会、新兴、台山、遂溪、海康等抗日根据地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与此同时，一些文化单位也在韶关先后成立起来，甚为活跃。如省立战时艺术馆，组织比较完善，分设戏剧、音乐、美术3部，曾演出、展出多次；省政工总队的艺术宣传队（1940年4月创新）其直属宣传队，举行过多次宣传演出；广东戏剧协会，继续出版《戏剧》月刊；此外还有广东青年剧社、复兴剧社、五十年代剧社、今日艺术出版社等单位也开展过多种文艺活动，取得宣传抗日的积极效果。

　　国民党广东当局也很注意战时文化工作。国民党省党部于1941年1月组织了“广东文化运动委员会”，由李汉魂兼主任，下设研究、辅导、编译、出版各组。它组织粤北音乐大合奏，抗战电影公演，粤北艺术工作者集会；出版《中山日报》、《大光报》、《新建设》、《民族文化》和《广东青年》等报刊；派人会同政工队员化装潜人沦陷区散发传单，张贴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画像，对民众进行抗日宣传，作用匪浅。

　　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的《新华南》杂志，于1939年4月在韶关公开创刊。共产党人石辟澜、谭天度先后担任主编，尚仲衣、李章达等一大批知名进步人士参加撰稿和编辑工作。《新华南》以其坚定的爱国、进步立场，旗帜鲜明的言论，精辟的见解，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赖，发行遍及两广、湘、赣、闽及东南亚，被誉为“华南人民团结抗战的号角”。后为国民党顽固派所忌，于1942年初被勒令停刊。但这个刊物对抗日的贡献不可磨灭。

　　实际上，在广东人民抗日部队和国民党军队中也出版了不少报刊和书籍、传单等，难以一一罗列。

　　抗战期间，广东教育受到重创。在沦陷区，教育事业因受到严重打击而一落千丈。战前的大、中、小学有的迁往内地办学，大多停办关闭，教师、学生大批流散、失业、失学。学校和就学人数大大减少，文盲却逐年增加，充斥城乡。敌伪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以毒害广东百姓，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虽然伪广东省政府下令各地学校复课，印刷大批奴化教育的课本、书籍，强迫学生学习日语，但受到广东人民扺制而收其甚微。为了装璜门面和培训奴才，日伪又开办伪广东大学、伪东亚联盟青年团干训班、伪中央宣传部训练班、伪广东妇女会训练班等等，给广东教育事业蒙上了污垢和耻辱。抗战胜利后，这些机构迅速土崩瓦解。

　　在粤北国民党统治区，战前教育事业较沿海地区落后，战乱更造成重重的困难。从沦陷区迁来粤北的学校、图书、仪器、标本、设备，几乎损失殆尽，恢复不易。然而，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州大学、国民大学、仲恺农校等校陆续北迁，却给粤北教育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使它成为本省教育的中心。

　　尽管战乱时期经济很困难，但广东省当局对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还是作了一定的努力，惨淡经营，仍有所有成就。一是省政府拨给的教育经费基本上逐年有所增加：1939年214万余元，1940年419万余元，1941年737万余元，1942年1442万余元，1943年1307万余元。1944年1869万余元，1945年4840万余元，为1939年的23倍。二是拨款给迁移的学校，充实设备提高教师待遇，设置公费生名额。三是发动民众捐资兴学，单是省立学校就捐得850万元。四是发展国民教育，增设乡保学校。五是健全及增设各级民众教育馆。1939年75所，1944年95所；图书馆1939年33所，1944年47所，另私立7所；创设科学馆、博物馆各1所，发展电化教育（电影、播音、幻灯），推行国民体育。如1943年12月在韶关召开有1400名选手参加的粤北运动会；增设战时社会教育流动团、中小学教师服务团、教师进修班等，扩大各种社会教育活动。如在群众中开展扫盲和读报等，都有助于提高各界抗日意识。

　　广东学校教育也有所发展，据有关统计，以小学教育而言，1937年全省有学校24031所，学生1545万人，到1945年，学校虽只有22927所，但学生人数上升到1959万人，增长27%。普通中等教育，1937年全省有学校241所，学生557万人，到1945年两者相应为403所和125万人，分别增长67%和124%。在高等教育方面，1937年全省有大专学校7所，学生5178人，到1945年，已上升到13所和10990人，分别增加86%和112%。这说明即使在国难当头、战火纷飞年代，广东教育事业仍有一定进步，这与广东省和各级地方政府，以及乡绅、宗族力量积极兴学分不开的。

　　在广东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重视文教工作，开办了各种训练干部的学校和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抗日军政干部。例如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都制定了具体的文教政策，其中规定：“第一，积极推动、奬励开办学校、识字班、夜校，使所有儿童、青年、妇女都有读书识字之机会，实行普及教育。第二，实施成年人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奬励自由研究，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员，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实施公务人员两小时学习制度。第三，在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在本区作宗教与文化的活动。”这些积极而宽松的政策，对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是有所裨益的。但是，由于这些地区原有的文教基础比较薄弱，在和平时期发展已经不易，加上战时的动乱，日寇、伪军、国民党顽固派的经常袭击和骚扰，在造成根据地经济发展的困难之同时，也造成文教发展的障碍，所以根据地文教事业只能服从于游击战争的需要，不可能有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