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传播

　　广东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省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瞭解及其在广东的传播也不例外。首先是广东先进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继从广东向其他省区传播。

　　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学说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亡海外的广东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人物。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于1896年至1899年流亡欧洲时，就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活动。1903年秋，他流亡东京之际，曾与日本《共产党宣言》的译者幸德秋水就社会主义问题交换过意见。1905年春，孙中山又一次到欧洲，访问了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及其领导人，要求接纳他的组织加入第二国际。1912年10月，孙中山到上海社会党总部，以《社会主义及其派别》为题，连续演讲了三天，盛赞马克思的《资本论》“发阐真理，不遗余力”，把马克思的“资本公有”与美国亨利·乔治的“土地公有”相提并沦，谓二者皆“实得社会主义之真髓”。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即德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梁启超同是较早接触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人物之一。

　　最早为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的，是广州的同盟会员朱执信。他以笔名“蛰伸”，在1906年《民报》第二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简要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要点，期望我国人民对马克思的学说有所借鉴。1912年他又在《新世界》杂志第二期发表《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盛称马儿克（马克思）为“世界之造时势者”；“《共产党宣言》又不啻20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吾党所宜崇拜之、景仰之”，故将其行为与学说“绍介于吾同党、吾同胞，知所信从而知所则效焉”。

　　1906年，另一同盟会员广东惠阳人廖仲恺，也在《民报》第七号和第九号发表译文《社会主义史大纲》和《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和对无政府主义的鄙薄。《民报》虽在日本出版，在广东却颇为流行。

　　“五四”以前，最早译介马克思学说值得一提的，还有广州出生的赵必振（湖南武陵人）。赵早年留学日本，从1903年起，陆续翻译了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和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等书；前者是我国最早译介马克思学说的译者，直到现在中山大学图书馆还保存有该书当年的版本。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爱国运动以后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伴随着迅速成长，出现了二百万以上的产业工人队伍，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有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引起了中国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无限惊奇和向往，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空前有利的外部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三天（1917年11月10日），孙中山革命民土派的《民国日报》，开始报导震惊世界的“俄国大政变”。接着广州《中华新报》也于11月23日刊出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并于26日发表短评，预言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将“较他国为尤甚”。1918年春，苏俄政府一反沙皇时代的侵略政策，宣布取消沙皇政府与各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此孙中山致电列宁，表示对俄国革命“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五四爱国运动高潮期间，在广州的湖北籍国会议员刘伯承（后为中共早期党员）等创办《唯民》周刊，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该刊第一卷第4号发表玉斋（胡相舜）的文章《俄国波尔失维克之新写真》，记述一瑞士医生的游俄见闻，客观地报导了苏俄政府在工、农、商业、法制、文教等方面的措施。

　　如果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广东人民在现实世界中开始看到马克思主义破雾而出的阳光，那么，留日学生杨匏安（1896—1931年）则为广东人民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集人类真知大成的智慧之果。

　　杨匏安，广东香山县北山村人（现属珠海市），早年游学日本横滨，开始接触当时流行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1916年回到广州。在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影响下，他从1919年6月至12月底止，在《广东中华新报》上，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发表了40多篇译述文章，包括《唯物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政治论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美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各种流派。其中最长也是最主要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从1919年11月11日起，连登19天，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问世。杨匏安这篇署名“匏庵”的文章，热情地歌颂了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功伟绩，开头盛赞：“自马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上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着《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且去来查尔（拉萨尔）而归于马氏；在近世社会党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况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也。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1848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1867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其学说也于此时大成”。

　　杨匏安这篇文章以主要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文中着重指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的变化之“最高动因”；任何社会的政治、法制和精神构造的变化，皆必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如果生产力受束缚，其结果必然发生社会革命。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唯物论和唯心论是根本对立的；唯物史观“为极有用之史学方法，又为空前的社会哲学”。

　　杨匏安还指出，资本家掠夺工人的“余工余值”（剩余价值），是近代社会发生阶级冲突的根源；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是工人阶级起而取得国家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因此，“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在社会生产方法中，乃是采取敌对形式之最后者”，阶级斗争亦随此生产方式的消灭而“同时告终”。

　　在广东继杨匏安之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陈独秀和他的北大学生谭平山等。实际上，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向导》等进步刊物，已通过不同途径大量传入广东。1920年3月，广东谭平山和他的北京大学同学陈公博、谭植棠等在上海出版《政衡》月刊，在该刊第二号署名“呜谦”发表了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国组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和《我之改造农村的主张》。他从中国国情出发，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于欧洲工业国家，“和我国的国势情形有些不同，故对于他的学说内容，也要从实际上略有变更方能适应于我国”。他说中国“是农业国，应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谋幸福”，认为中国建党也“当以劳农政策为根本政策”，因此，他主张“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农村，并说：“欧美各国之所以重视劳动问题……都是因为他们是工业国之故。若劳动问题移至我国，应该以农民为主体，内容就应变更了。故于‘劳工神圣’之外，更要特别注重‘劳农神圣’”。他认为农村的“根本改造”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改造。根本改造的“第一步的办法，要先从实际调查入手”。为此，他制订了一系列的调查提纲。一开始就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一基本点，这就使他的思想显出耀目的光辉。我国最早的农民运动家彭湃，就是在广州参加青年团的讨论之后，回海丰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

　　1920年夏秋间，谭平山等回广州，于10月创办《广东群报》，积极宣传新文化和社会改造。同年底至1923年6月，陈独秀三次南南下广东，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等文章，进一步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此前1920年末，陈独秀来广州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即后来的教育厅长），于1921年春重建广东共产党组织，谭平山任书记。《广东群报》成为中共地方党的机关报。自此以后，大量转载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的机关刊物《共产党》的文章，成为南中国宣传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具体表现有：着重介绍马列的生平和学说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报导国际、国内和本省工人运动状况，鼓动工人阶级学习苏俄工人的榜样，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革命；大力批判无政府主义，从思想上纯洁党团组织。最突出的是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声白在该报上六次通讯论战，后来又在《新青年》杂志上转载，在全国影响较大。这次论战尽管陈独秀的文章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对帮助广大青年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线，却起了重要作用，不仅促进了马列主义的传播，也为重建广东党组织扫除了思想障碍。

　　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战略思想产生

　　1905年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有效地指导了辛亥革命运动，并终于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但是，基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落入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手中。孙中山不得不重新发动“二次革命”，但许多革命斗争都失败了。孙中山在痛苦中找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共合作，重新高举革命大旗，继续开展新的革命斗争。这就需要新的革命纲领的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全体”。经过充分准备。1924年1月20日，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会上提出了“联俄、联工、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完成了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思想飞跃。从观念文化而言，这是孙中山思想文化一次新升华，也代表广东文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新价值取向。

　　孙中山深刻总结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彻底成功的经验教训，提出“联俄”作为新三民主义第一个内容，即“以俄为师”，“学习俄国”。近代历史表明，帝国主义不断干涉中国革命，支持国内反动派镇压革命势力，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前后一系列斗争，帝国主义都站在反革命一边。这使孙中山认识到“联俄”的重要性。他说：“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这是孙中山一生中的沉痛教训。因为他毕生向西方学习，为革命奔走于东西方之间，但并没有完成革命大业，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四处碰壁，这促使他毅然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孙中山说他在日本时虽然想改造国民党，使之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但因没有可效法的对象而未能完成。十月革命后，使他有可能借鉴“俄国的方法为模范”。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一份手札中明确指出：“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用来改造中国的经验，孙中山认为，首先是藉助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来支援中国革命，以加速中国的解放：次之，是学习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关于建党、建军、建设苏维埃政权等经验，吸取俄国的建党经验来改组国民党；用俄国建立工农红军的经验来建立黄埔军校；吸收俄国依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来扶助农民和工人。一言以蔽之，孙中山认为，在完成摆脱军阀与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中，学习俄国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各种经验，将是中国革命成功之道。

　　作为新三民主义第二个内容是“联共”。这是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最终未能成功的另一个经验教训。种种事实使孙中山感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必须改造它，增加新的血液，所以必须联合中国共产党，容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他说：“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在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他力排国民党内排斥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异议，完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同时取得了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国共合作是一个关键，也是国共两党顺应革命潮流，共同努力的结果。

　　新三民主义第三个内容是“扶助农工”，这也是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最终未能成功的第三个经验教训。孙中山从历次武装起义失败中深刻认识到，依靠农工是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创议建立农民部和工人部，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建立农民协会，指导农民运动开展。他在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毕业典礼上演讲说：“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革命便会失败”。孙中山特别强调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以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这样才能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来参加革命。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彭湃回到家乡海丰，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震撼全国。他组织的农民军在东征中发挥巨大作用，树立起全国农民运动一面旗帜。

　　对于工人阶级，孙中山更从当时中国近代产业发展，已经造就了一批产业工人的现实出发，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委任廖仲恺为工人部部长，指出工人将来“可以作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他勉励中国工人要学习俄国经验，为革命作国家的先锋。在国共合作期间，广州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广州各界成立的工会多达130多个，在广州沙面罢工、省港工人大罢工中，广州工人都是运动的主力和先锋，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壮丽的篇章。广东农民和工人运动的胜利成果，完全验证了孙中山关于依靠农工思想的卓越预见性和正确性。

　　孙中山从1905年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发表在《民报》上旧三民主义到1924年国民党全国一大会议上发表新三民主义，这一思想转变，是孙中山融合中西思想文化结出的丰硕成果。孙中山对此有深切的瞭解，他在《中华革命史》写到：“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之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即三民主义有三个来源，一是吸取中华民族思想的精华；二是吸取西方各种优秀文化成份，为我所用；三是中国国情和个人经验。三者融会贯通，形成自己思想体系。在这里，孙中山既毫无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盲目排外，又同当时流行的“复归”东方文化和“全盘西化”的思想潮流有本质区别。恰如孙中山本人在《三民主义的具体办法》一文中说的：“兄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实在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亦即三民主义是中西文化融合产物的最好脚注。这也是一种文化创新。孙中山将不同文化的合理成份熔于一炉，加以提炼，形成新的理论，这就是三民主义。这是近代广东文化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和普通规律，从太平天国、康梁变法到辛亥革命的思想产生和实践，都无不留下中西文化结合的烙印。

　　但是，无论是旧三民主义还是新三民主义都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理论体系，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做出修正补充，使之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从而使既成的理论不断发展以致至臻完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就是这样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的产物，堪为广东文化近代发展一个代表。当然，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也未能完成中国近代革命的任务。这是多种复杂因素造成的，并不能否定三民主义的思想价值和在我国、在广东文化发展史上一块新的思想界碑作用。有幸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未竟之志，根据中国国情，找到了比三民主义更高的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救国的真理，并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广东文化发展的伟大成就，同时再一次彰显了广东文化多元融合、创新发展文化风格。

　　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孙中山武装革命的一贯思想，并以此区别于历代农民起义。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选择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发动武装起义，最终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显示他建立革命根据地战略思想的重大胜利。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重新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继续开展国民革命，从而使他的革命战略思想产生新的飞跃，为现代广东文化增添绚丽一笔。

　　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现三民主义为中心内容。为此，孙中山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以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实现他革命战略思想的又一次飞跃。这包括：①紧密依靠工人阶级。为此，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设立工人部，由廖仲恺为部长，冯菊坡为秘书，内中有9名共产党员为干事。1924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孙中山亲到大会演讲，指出工人“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便可以做全国人民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一大”以后，广州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建立的工会最多达170个为全国之冠。②紧密依靠农民。孙中山十分注意发挥农民的革命作用。他说：“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的革命没有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为此，他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设立农民部，由林伯渠出任部长，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孙中山发动、依靠农民参加革命的一个破天荒的创举。正如他说的：“今日这个农民联欢会，在中国是破天荒的第一件事。我们做这第一件事，要得一个很好的结果：要得一个很好的结果，就要大家去奋斗，大家能够奋斗，就可以成大功。”“中国是以民为主的，我们要为人民谋幸福，便要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而“农民的总数在人民里头百分之八九十，是占大多数”，把农民组织起来，也是“谋自己的幸福。”1924年，孙中山亲自审定和颁布《农民协会章程》，并派遣农讲所毕业生到各地发动农民建立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农民运动很快在广东蓬勃发展，成为国民革命一支重要力量。③培养青年成为革命骨干。基于革命需要一支中坚力量，孙中山决定建立一武一文学校，以造就这样的革命干部队伍，这就是1924年成立的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1925年孙中山逝世，改称为中山大学），关于这两所学校建立过程和作用，容下述。 

　　三、两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开过，1月24日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28日，委任了七名筹备委员，其中包括邓演达、王柏龄等人，蒋介石被指定为委员长。这所著名的黄埔学校，校址在广州长洲岛，也称黄埔岛，岛上有陆军学校海军学校旧址。中国半个世纪的战争风云，亦可以说是黄埔军校的师生在一比高下。当然，孙中山立志创建军校，正是因为自辛亥首义后，几起几落，军阀一个个都靠不住的缘故——得有自己的一支革命军队。而要有这么一支军队，就当先办自己的军校，所以，苏联大使越飞一提这个提案——提案是共产国际马林拿出来，他马上就拍板筹划了。

　　2月6日，在广州南堤成立了筹备处，筹备处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等五部。3月20日，孙中山决定成立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早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廖仲恺就委托各省代表回原籍后，注意物色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的进步青年报考军校。通过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积极动员，大批青年踊跃报考。3月27日，各地报考青年1200多人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了入学考试。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接着，又任命廖仲恺为国民党驻军较党代表。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5月5日，在各地正式録取的三百五十名学生进校，编为第一、二、三队，开始新兵训练。10日，在广州的备取生和陆续到达广州的各方面保送的学生增编为第四队，进校参加训练。这时，全校学生达到499人。一批德才兼备的有志青年，得以在黄埔军校深造。

　　1924年6月16日，也就是孙中山蒙难永丰舰二周年的纪念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

　　孙中山亲自前往，发表了演说，阐明办学宗旨和办学方针。指出办这所学校，“就是仿效俄国”，“组织革命军”，强调“大凡建设一个国家，革命军是万不可少的”。他希望大家要“立志做革命军”，并“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并一再指出，“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军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立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

　　总理的训词的内容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后来，这一训词成为了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

　　军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将要学习的课程都与中国的民主革命息息相关，如“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政治工作”等等。军校的军政领导和教官中，也人才济济，如李济深、何应钦、陈诚、叶剑英、熊雄、恽代英、萧楚女、季方、严重、许德珩、聂荣臻……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可以说，黄埔成为铸造革命青年军官的熔炉。

　　黄埔军校还经常邀请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彭湃、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刘少奇等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以及各界知名人物到军校讲演论述有关革命的各种问题。政治部宣传科通过编印出版《士兵之友》、《壁报》、《黄埔日刊》等刊物，以及成立“俱乐部”、“血花剧社”等团体，进行生动活泼的政治宣传活动。

　　在北伐之际，军校政治部还负责出版了《革命军》、《黄埔潮》、《黄埔丛刊》、《军事政治月刊》等期刊，在军队内外、军校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国共合作办的这所军校，从1924年到1927年3月共培养2万多名干部。他们后来成为国共两党军事干部重要成员。

　　20世纪上半叶，一部中国的军事史、政治文化史，大部分都是由黄埔军校的师生写成的。国民党一方，如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李济深、邓演达、陈诚等；共产党一方则有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林彪等都出身于黄埔军校，或与之有深厚渊源关系。办校理念、学员品格、作风等，后被称为“黄埔精神”，蜚声海内外。

　　黄埔军校的师生，积极投入到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当中。特别是在1924年平定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两次东征，肃清陈炯明势力；进剿驻粤滇军、桂军叛乱，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1926年北伐，铲除北洋军阀势力，统一全国都起了先锋和骨干作用。黄埔师生立下赫赫战功，在中国民主革命、广东文化史上都留下最辉煌一页。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高度重视“文”的建设，以造就一支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建设所需的人才队伍。

　　此前，广东最负盛名的是1888年创办的岭南大学，1905年迁至广州康乐村，即今中山大学校址。孙中山经常到岭南大学演讲，阐发他的教育思想，寄予对这所大学的厚望。据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年，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应岭南大学学生会邀请，前往岭南大学怀士堂（今中山大学小礼堂）对学生作《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的讲演。后来他创办国立广东大学的思想，在这次讲演中已经表达出来。

　　孙中山到岭南大学讲演时，首先对岭南大学学生未来担当的重任寄以很大的期望。他对美国人经营的这间学校，“规模宏大，条理整齐，教育良善”感触甚大，认为与“其余的学校比较起来，不但是在广东可以说是第一，就是在中国西南各省，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由是，他提出美国人能办岭南大学这样的学校，“中国人何以不能自己创办呢？”孙中山指出，岭南大学的教育是美国式的教育，中国人办教育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的一切事业”，“可说是腐败到了极点”，国内“到处用兵，普通人民救死之不暇，有多少人还能够有力量送子弟去读书呢?”“即使在校读书的，又有多少人能像你们这样受高等外国教育呢！”他计算，岭南大学仅有学生一千几百人，而广东“人数号称三千万，如果提十分之一，也有三百万青年，应该像诸位都有这种教育的机会”。他指出：“人民受教育，是大家都要有平等机会的。就今日情形看，他们不能受高等教育的，是没有平等的机会”。他结合中国实际，透彻阐述了大学生与担当革命的责任，办大学与培养革命人才的关系。他当场明确指明岭南大学学生要担当中国革命的重任，他劝告学生要立志，认为“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而“无论那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他进而解释大事的内容，针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的情况，提出“救贫救弱，这个志愿，是人人应该立的!”要岭南大学学生拯负起“救贫救弱的责任”，使中国“转弱为强，化贫为富”。他特别强调“立志，要有国民的大志气，专心做一件事，帮助国家，变成富强。这个要中国富强的事务，就是诸君的责任”。由此可见，孙中山所说的救国救民，就是当时的大事，就是革命事业。革命事业这件大事，“不是一个人单独能够做成功的，必须要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志做去，那才容易。要有很多的人才，那么造就人才的好学校，不可只有一个岭南大学。广东省必要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要几百个岭南，造成几十万或几百万好学生，那才于中国有大利益。”可见孙中山创办国立大学的思想酝酿已久。1924年4月，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两道命令，一是“着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二是“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1924年2月9日，广东大学成立，校址在广州文明路。6月21日，在邹鲁任广东大学校长的就职典礼上，孙中山委托胡汉民以大元帅名义向学生致训词曰：“学海汪洋，毓仁作圣，大学毕业，此发其轫。植基既固，建业立名，登峰造极，有志竟成。为社会福，为邦家光，勖哉诸君，努力自强。”并题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办学宗旨和人才培养方向。孙中山在筹办国立广东大学的过程中，陆续制了各种规章制度，有的以大元帅令的形式予以发布。如《大学条例》共八条，先在1924年6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的《广东大学之宏观》一文刊出，作了文字修改后，孙中山再以大元帅令于同年8月13日公布，作为大学办学的规范。其第一条规定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研讨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副之”，与《国立广东大学规程》第一章《宗旨》的规定基本一致，可见《国立广东大学规程》是以《大学条例》为依据制定的。孙中山公布《大学条例》令，是与他对岭南大学学生讲话中提出的广东要办几十所、中国要办几百所岭南大学的精神相一致，说明他对办大学以培养革命和建设所需人才的高度重视和紧迫感。孙中山在北伐前，每周末下午到该校作三民主义演讲，共16次，给学生以极大鼓舞和启迪。中山大学为国家培养大批各类人才，为革命和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同样是广东文化一个摇篮。

　　孙中山为了救国救民，在其晚年创办了并称一文一武的国立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是他在有生之年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而这两所学校，正由于孙中山亲手创办而长期饮誉中外。

　　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广东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而中共的彭湃，国民党的邓演达则在推动农民运动，建设新的农业文明上，却有其异乎寻常的宝贵贡献。

　　彭湃（1896-1929年），乳名关泉，原名“彭汉育”，曾用过王子安、孟安等化名，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人。出身于一个工商地主家庭。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初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其实，还在1921年，彭湃从日本回到家乡广东海丰不久，曾试图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革命，却遭到失败。这使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工农方面来，决心唤醒工农，发动工农，创办了《赤心周刊》。但彭湃不久便发现，虽然一些办报人以“工农群众的喉舌”自居，可是“背后絶无半个工农”，影响极为有限，广大工农群众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启示，“絶不知我们做什么把戏”。为此，他感到要唤醒工农，发动工农，必须到工人、农民中去，尤其是要到占人口80％的农民中去进行实际工作。

　　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正把主要精力用在领导工人运动上，对农民运动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彭湃的想法即便在他的亲密朋友中也未引起共识。一些人认为，“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彭湃没有动摇，他自信农民定可以团结起来，决心到农村去实践自己的想法。

　　彭湃以满腔热情深入农村宣传革命道理。他为了和广大农民打成一片，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把父亲留给他的那份土地分给佃农，当众烧毁田契，自己和农民一样过着俭檏的生活。他用深入浅出的道理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演说，帮助农民提高政治觉悟，团结起来，为谋求解放而斗争。彭湃满腔热情地宣传农民、组织农民，这样，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当选为会长。当时农会已经拥有10万会员，形成一股暴风骤雨般的力量，向土豪劣绅展开了尖鋭的斗争。

　　为适应农民运动发展需要，1924年7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越秀南路53号（现93号）正式开学，彭湃担任主任。至1926年9月，农讲所共办6届，先后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担任过主任（所长），共培养近880名学员，对广东和全国农民运动作出积极贡献。而从政治文化层面而言，说明国共两党已认识到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文明的革命意义，也是孙中山依靠农工思想的胜利。

　　孙中山创建国共合作和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和实践，在大革命期间取得重大胜利。这表明，在孙中山身上充分反映了广东文化的务实性。它能根据变化了的革命形势作出战略调整，依靠革命工人、农民、青年军人作为斗争主力，解放自己，谋自己的幸福。当然这个“自己”，不仅指个人，而广及整个工农阶级及革命军人，这是从为社会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现实出发而作出的战略抉择，符合中国社会实际。而在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努力下，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文化也缘于这种合作而使自己的包容性上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四、“五四”新文学在广东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5月11日，广州东堤便举行了几万人的国民大会，到会者以青年学生为主，并得到了工农群众的支持。由此，也同时揭开广东现代文学的新一页。正如茅盾指出的，“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

　　孙中山的助手朱执信，在北京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拥护新文学，力主用白话写文章。他用白话写下了岭南最早的新诗和小说。他的小说《超儿》，发表在《新建设》1919年第1卷第2号，五千多字，是广东人中最早用白话写的新小说。《超儿》附记说明：“惟欲于人生问题，稍引起读书界之兴味而已。”小说尖鋭地抨击和讽刺了“支配别人”的封建道德意识及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且语言清新流畅，注重人物性格刻画，并初具近代西方小说的结构和手法，在新文学中亦是不可忽略的启蒙开篇之一。

　　由于广东诗界有梁启超等“诗界革命”主张，诗坛上革新之风日盛，新文学运动兴起，诗歌便首当其冲。由近代的“诗界革命”进到现代的新诗运动，也就一脉相连，势在必然。新诗运动，可以说是真正的诗界革命。诗人们继承了“诗界革命”的传统，终于以白话取代文言，打破了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

　　在广州，以《广东省学生联合会月报》为发韧，于1918年10月创刊号上，发表了《暴风歌》等多首新诗，引起了较强的反响。不久，广东不少刊物也发表了白话新诗。朱执信一马当先，彭湃更是身体力行，写下了《农民革命歌》、《田仔骂田公》等，以反映海陆丰的农民运动。

　　1923年7月，广州出现了第一个文学团体——广州文学研究会，它是由岭南大学的师生梁宗岱、刘恩慕、陈受颐、潘启芳、司徒宽、陈荣捷、汤澄波、叶启芳、甘乃光九人发起，亦于同年10月10日出版了《文学旬刊》，附在广州《越华报》的副刊上，实是广东新文学的第一份纯文学刊物。为取得全国文学研究会的指导，梁宗岱去信与他熟悉的郑振铎联系，不久，郑振铎复信同意他们以团体会员名义加入这个全国性的文学组织，改名为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

　　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成立之际，《文学旬刊》的主编陈荣捷写了一篇《诗之真功用》，其中主要观点，可看作这个团体的宗旨。他称，“那机敏可以迷人，巧妙可以惊人，丰富可以激人，音韵可以催人睡去的写景诗，我们嘲然不能不认它的艺术价值，但我们所要求的是最高尚的诗”。“想作一首高尚的诗，除非先得有高尚的实质和材料”，若“徒有形式之美，不算什么”。在反映现实时，不能“像照相馆挂出来的东西”，那样“不但不合写实主义，幷且不能袭现人生”，还须通过想象，表现“理想的要素”。因此，“文学的责任是表现人生的批评人生”。因此可看出，他们力主为人生，写实主义的文学，反对鸳鸯蝴蝶派及那些无病呻吟或徒有形式美的旧文学，这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是完全吻合的。

　　在广东现代新诗中，成就最突出、也是最早崛起的诗人，自然数梁宗岱（1903—1985）。他是新会人，出身贫寒，自幼随父浪迹天涯，13岁才回到家乡，就读于广州培正中学。自18岁始，他便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诗歌，被誉为才华洋溢的南国诗人。直到1923年赴法留学止，不到两年，写下了两百多首新诗，并成为文学研究会第一个广东会员。后来又与刘思慕等组织了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1924年12月，他在上海出版了诗集《晚祷》，这是广东人的第一本新诗集。朱自清对此曾有评价：“梁君之诗有独具的风格，与别的作家显有不同之处，喜欢研究新诗者不可不读。”梁称诗为“自我最高的表现”，是“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在当时反对封建束缚、倡导个性解放之际，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其诗中丰富的象征意象，也是与同时代诗人难望其背项的。如他的《散后》：“竹林啊!我每朝从你身边经过，把你一片叶儿摘下。你叶尖的凉露，就滴在我的手上——啊，我的泪啊。”把清美的竹露拟作凄苦的泪珠。他一度赴法国留学，自是倾慕那里兴盛的象征主义。不过，同在《散后》，他亦称“悲衷安慰人生道：我是礁石，我愿在你的坦荡荡的流水中，溅起无数的雪花似的浪花，使你越觉得美丽的。”分明又趋向了净化与美好，出脱于哀婉、悲伤之上。这也使得他的象征与暗示的手法，要自然、清新、晓畅得多。在“五四”时期粗疏、浅露、平直的白话诗中，这无疑是一种新格局，故“不可不读”。

　　同样受象征派影响，却仍能表现出自己的风格，在抒情意象上要清丽、明朗得多的，还有一位广东诗人冯乃超（1902—1983年）。他是南海人，出生于日本横滨，8岁即随母亲与弟妹回到故乡读私熟，其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夜，颇为革命的风涛所鼓舞。他潜心于西方哲学，亦热心文学，1926年辑成诗集《红纱灯》，是创造社后期的重要诗人。《红纱灯》中，写了一个森严黑闇的殿堂，在其中央，有一盏红纱灯，“缓缓地渐渐地放大了光晕”，从而使这里黑闇的世界，“撒满了庄重的黄金”。另一首《残烛》他更写道，“焰光的核心有青色的悲哀”，但却“飞蛾扑向残烛的焰心”、“我愿效灯蛾的无智，委身作情热火化的尘埃”。这几首诗，在哀伤的象征主义中，注入了浪漫的情怀，于黑闇的底色上点起瞭亮光。因此，也有人认为，冯乃超是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交融的现代诗人。

　　1926年秋，岭南大学出现一个叫“倾盖社”的新文学社团。其主要成员有钟敬文、杨成志、聂绀弩、刘谦初、董秋斯、蔡泳裳、刘应董等，以及一些本校的学生。他们出版会刊《倾盖》，附在广州《国民新闻》副刊“国花”上。“倾盖”即“闲谈”，是广州方言。但这份文学刊物很是严肃。如1926年10月16日的《南大青年》报导“倾盖社”成立的一则新闻，其标题是：“实感的反抗的新鲜及人间味之唯一刊物出现”。其内容为：“在广州文艺界里，每觉空虑，令人作呕，倾盖社同仁有鉴于此，树独立之旗帜，每月汇稿投诸广州《国民新闻》副刊《国花》一次，名曰‘倾盖’。闻该社社员常在京沪各地有价值的刊物投稿者，因本校现有社员四五人，故设总部于此。”此乃倾盖社成立的缘起。只是《国民新闻》现已无法找到，只能在当时出版的其他刊物上，如《南风》1926年第3期上，看到它前两期的目録。第l期发表的文章有《我们的“倾盖”》（秋士）、《寻求》（潜初）、《我的是幸福的》（聂绀弩）、《女魔的歌声》（钟敬文）、《谈讽刺文学》（成志）、《试猿“广州的学生那里去了?”》（刘应董）、《歌德自然论》（蔡泳裳）。第2期发表的文章有《夜话》（聂绀弩）、《革命是一种艺术》（刘应董）、《秋夜写怀》（钟敬文）、《拿波里海滨书怀》（秋斯）、《社论》（成志）、《狂言十番》（钟敬文）、《半截尸》（记者）。在《南风》1926年第2、3期上，又曾刊登了《倾盖》。第3期发表的文章有《“无为”译序》（洞中人）、《莫斯科之星》（绀弩）、《暗杀党》（钟敬文）、《歌德论自然》（泳裳）、《鸟王》（成志）、《才百分之一》（刘应董）。第4期发表的文章有《决心》（刘谦初）、《学位与学问》（秋斯）、《创造社出版部》（钟敬文）、《歌德论自然》（泳裳）、《哀罗星海》（桂熙）、《小童变成知更雀》（成志）、《编后》（记者）。从目録看，可以看出它的确是一面“独树立之旗帜”。如鲁迅所言的那样，“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这在广州文艺界中是独一无二的。在现代文学史上颇负盛名的钟敬文、聂绀弩等，正是从这里走向文坛。

　　而成为广东新文学第一位散文作家的，则是如今公认的我国民间文学大师钟敬文（1903—2002），他于1927年在上海书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荔枝小品》，这也是广东的新文学第一本散文集。文学史家张振金在《岭南现代文学史》中评述：“如果说，梁宗岱以自己的白话新诗冲破了旧体诗的束缚，确立了岭南新诗的正宗地位，那么钟敬文则是在散文的领域里，洗脱文言文的痕迹，开拓了新的局面。”在当时则誉为“新文艺小晶中的优秀之作”。他的散文平和、恬淡、静默、夹叙夹议中不乏热情，加以知识的广博，显得境界开阔，内容丰富，情景交融，颇有情趣，如《荔枝小品》、《再读荔枝》等。当时郁达夫称之为“清朗絶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是恰如其分的。

　　钟敬文原名钟谭宗，广东汕尾海丰人。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龢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贡献卓著，是我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现代散文作家。他少年聪颖勤奋，爱好诗文。1922年毕业于海丰县陆安师范。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学做白话诗。毕业后在家乡一带教小学，20年代中期到广州岭南大学国文系工作并学习。

　　1927年秋，钟敬文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与顾颉刚等人组织了民俗学会，编辑了《民间文艺》、《民俗》及民俗学丛书，同时写作散文与新诗，出版了散文集龢民间文艺论集。还在家乡小学教书时，就酷爱民闻文学，开始搜集、整理民间传说等。后到广州岭南大学半工半读，就羞手整理了《粤风》专集。1928年秋到杭州，先在一所高级商校教国文，后转至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讲师。此时除继续研究民间文学发表论文及译著外，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创作。在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期间，积极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文艺创作。着有散文集、《西湖漫拾》、《湖由散记》，新诗集《滨海的二月》，文艺短篇集《柳花集》，写了《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中国地方传说》等学术论文，并与人合创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民俗学集镌》等刊物和丛书。

　　1926年3月，欧阳山、冯慕韩等发起组织了广州文学会，并出版了《广州文学》周刊。这份刊物32开本，每期一万字，印数五百至一千，从写稿、印刷、发行到经费都由他们自筹的。自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以来，许多文学青年都卷入大革命的浪潮，广州原有的一些文学刊物，相继停刊，《广州文学》就成了唯一的文学刊物。它每月出4期，一共出版了17期，发表过许多新文学作品，如冯慕韩的《风雕深宵》和一些世界名著介绍等，欧阳山的中篇小说《玫瑰残了》，正是以罗西的笔名在该刊上连载。

　　1927年初，中大学生和广州文学会的成员，又组织了一个南中国文学会。欧阳山在《光明的探索中》曾回忆说：“我们的意图是：现在广州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我们的文学也应该按照革命发展的趋势去发展、壮大。如果北伐军取得某些胜利的时候，我们南中国有许多人可以联合在一起，从事文学活动的。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包括广西、湖南、江西、福建这些地方，当时在中大，在广州文学会也有这样的外省人，所以我们就决心把广州文学会扩大，成为中南中国文学会。”并准备出版《南中国文学》作自己会刊。其时，鲁迅已来到中山大学任毅。1927年3月14日，南中国文学会在广州东如茶楼召开成立座谈会，到会二十多人。鲁迅应邀前来参加，鲁迅认真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各种问题，并表示支持他们成立这个文学会和准备出版的刊物。但政治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南中国文学会也就胎死腹中。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由中大学生毕磊主编的革命文艺刊物《做什么》，鲁迅在《三闲集》中特别提到：“现在还记得《做什么》出版后，曾经送给我五本。我觉得这团体是共产青年主持的，因为其中有‘坚如’，‘三石’等署名，该是毕磊，通信处也是他。他还将十来本《少年先锋》送给我，而这刊物里面则分明是共产青年所作的东西。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4月28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是很瘦小精悍的湖南青年。”

　　早期广东新文学，从梁宗岱、钟敬文、欧阳山这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端倪来。它较早在艺术上接受来自西方的影响，却少些北方的那种慷慨激昂、气势如虹的壮观，但其清新、明朗、豁达，却仍与广东人的天性相一致。

　　以上提到的众多文化人中，钟敬文后来成为了著名学者、中国民俗学之父，欧阳山亦成为了著名作家。梁宗岱、刘思慕、聂绀弩等，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光辉，这当是广东现代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五、全国文化名人南下广东

　　五四运动后，到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领导下，广东成了中国革命中心，也是时代先进文化的摇篮，吸引大批知识分子到来，文学、绘画等异彩纷呈，硕果累累，特别是“珠江文化”概念的提出，使珠江文化成为流域文化类型之一，迈开了向深广方向发展的步伐。

　　在内地，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更令文化人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连著名文化人梁实秋也叹息道：“这时节北方还在所谓‘军阀’的统治之下，北方的国立八校经常的在闹索薪风潮，教员的薪俸积欠经年，在请愿、坐索、呼吁之下每个月也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学校情形也不正常，有些人开始逃荒。”大多数作家都在学校任职，学校发不出薪水；还有在文化上的专制压迫，新文学作品和刊物都遭到北洋军阀的查禁。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作品列为禁书，而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这类小品也难免遭殃。北京的主要刊物，如胡适的《读书杂志》，孙伏园的《语丝》、《京报》，徐志摩、闻一多的《晨报》以及北新书局等，先后被查封。

　　而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甚至迫害、屠杀文化人及进步学生的事情亦屡有发生。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就控告这“弥天的黑闇”。所以，文化人也不得不作出选择，无论为革命，还是为生存，唯有南下。于是，有一大批作家南下了广州。他们是茅盾、郭沫若、鲁迅、成仿吾、郁达夫、郑伯奇、张资平、孙伏园、冯乃超、李初梨、王独清、穆木天等。

　　1926年2月，郭沫若由瞿秋白等人引荐，广东大学（后很快改名为中山大学）聘请他为文科学长。与他一同来应聘的还有郁达夫、王独清，以及后来穆木天、郑伯奇。郭沫若的“创造社”成员几乎整体南迁。他们迅速在广州、汕头成立了创造社的分部，张资平则到了粤东，回到梅县老家。一时间，创造社已成一方气候，剧本上演，《洪水》、《创造月刊》在广州出版，广州这个革命策源地，给了他们一展身手的机会。

　　郭沫若来广州后不久，便发表了《我来广东的志望》一文，称：“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

　　他坚定地认为，在中国，广东是“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地方。”

　　在这里，郭沫若不仅高度地评价了“珠江文化”——显然，这是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相提并论的，而且极为深刻地概括了珠江文化的特质：这便是在“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是能担负“革新中国的文化”重任的——也就是说，珠江文化是中国文化具有的唯一的革新因素。他对珠江文化抱有极大的期望，其在《革命春秋》一书中，更对广州岁月有着精彩的描绘：“在未到广东之前，我自己虽然也在干着别的事情，但自己的生活和意识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到广东以后，这种情况便逐渐改变了。”成仿吾也说：“沫若近来忙着讲演，声如破罐。”广州当时流行一种论调：“革命和文学是冰炭不相容的，这两个东西根本不能并立。”主张这个意见的人，一种认为文学是“度越流俗”、“超然物外”；另一种认为文学“只是小姑娘的消遣品，只是堕落青年在讲堂懒爱听讲的时候所偷食的禁果罢了。”郭沫若写了《革命与文学》一文，指出：“文学是社会上的一种产物，它的产生不能违背社会的基本而生存，它的发展也不能违背社会的进化而发展。”在革命的时代，若你是革命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反之，则是反革命的文学。前者与革命是一致的，后者当然与革命势不两立。而我们现在时代所需要的是革命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文章的结尾，郭沫若呼唤青年，“你们不为文学家则已，你们既要矢志为文学家，那你们赶快要把神经的弦索扣紧起来，赶快把时代的精神提着。我希望你们成为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不希望你们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为创造时代需要的革命文学，“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你们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

　　成仿吾在广州写了不少论文，在《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中，他认为，文学是要反映人生的，“但革命文学不因为有革命二字，便必要革命这种现象为题材，要紧的是所传的感情是不是革命的。一个作品纵然由革命这种事实取材，但它们可以不是革命的，更可以不成文学。反之，纵然它的材料不曾由革命取来，不怕它就是一件琐碎的小事，只要他所传的感情是革命的，能在人类的死寂的心里，唤起对于革命的信仰与热情，这种作品便不能不说是革命的。”成仿吾还写了《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打倒低级趣味》等。这个见解是很精到的。

　　郁达夫却说自己“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情、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谁知鬼蜮弄旌旗，在那儿所见到，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所以没有写什么文章。但他根据自己在广州革命政府所见到的黑幕，写了一篇《广州事情》，发表在《洪水》1927年1月出版的3卷25期上。成仿吾在广州读了之后，写了《读（广州事情）》，发表在《洪水》28期上。郭沫若对此很是不满，他们认为，事情不管怎样，总不同于北洋政府。这样会易为反动派所利用，对革命不利。但郁达夫说的倒是实话，他在文章中说的，“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甚远。”不久，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就发生了，证实了郁达夫的远见。创造社的张资平，不曾到广州，而是回了家乡梅县。张资平先在蕉岭羊子山矿山任职，并写出了不少小说以支持《创造季刊》等。后张资平出任学艺中学校长，他当年是充满反帝反封建的激情。这也是他为家乡人民办的一件好事，不宜否定。

　　当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张资平便同郭沫若一道，投笔从戎，到北伐军政治部任职。当时，邓演达是政治部主任，郭沫若是副主任，张资平是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少校编译，随大军北上，也历经战火。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惨案，邓演达在武汉待不住，出走苏联；郭沫若大骂蒋独裁后，也远去日本。张资平则应成仿吾之约，到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工作。

　　然而，在文学而言，南下之际，真正潜心创作并卓有成就者，张资平是其中之一，尤其是他在1925年发表的小说《梅岭之春》，成为这个时期炙脍人口的名作，并入选20世纪文学经典中。所写的是女性追求自由、追求爱情上的勇敢大方，令人感佩。这种追求，包含个性解放中的觉醒，对于20世纪30年代而言，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具有很大冲击力，故张资平小说甚为畅销，极受欢迎。因它说出了被压抑被剥夺的中国女性追求自由与解放的心声。

　　1927年元月，鲁迅也来到了广州，他是应中山大学所聘而来，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开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与“文艺论”。

　　1927年3月1日，在中大开学典礼上，鲁迅作了《读书与革命》的演说。他来到广东之后，觉得地方上是新瓶装旧酒，思想还是旧的，不曾改革。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校的学生去攻击它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因此，他期盼青年“读书不忘革命”，“要担负几千年积下来的责任”，“把革命的伟业扩大！”2月18日，鲁迅受到香港青年会的邀请，在香港作了两次讲演。一次是在18日，讲题是《无声的中国》，一次是在19日夜间，讲题是《老调子已经唱完》。辛亥革命后，一批晚清遗老遗少，不满国民政府，避居香港，鼓吹尊孔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香港当局为了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利用他们，借保存“国粹”，进行奴化教育。鲁迅在《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中，抨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他说，中国虽然有文字，但大家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大多数的人不懂得，结果等于无声。所以，“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也才能把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鲁迅的第二次演讲《老调子已经唱完》，以古喻今，指出自宋代以后，那些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这就是“老调子”，他们的老调子没有唱完，而国家已经灭亡了。鲁迅尖鋭地指出，现在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不过是利用！一方面抨击了封建复古主义者倡存国粹”的危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利用“国粹”奴役中国人民的用心。港英当局对鲁迅的演说非常害怕，先是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内容。

　　鲁迅的讲演，鞭辟入里，振聋发聩，在香港无疑是一把烈火。

　　4月8日，鲁迅应邀到黄埔军校作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着重分析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大革命虽在进行，但它“对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影响”，“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为了建立革命文学，鲁迅强调作家必须具有革命的立场，要做“革命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鲁迅针对广东文坛的复杂情况，写了《革命文学》一文，告诫人们识别那些挂着“革命文学”的招牌的反革命文学。1927年春，广州一些共产党的叛徒与反动文人，组织了一个“革命文学社”，创办了文学旬刊《这样做》，与中山大学毕磊的《做什么》唱反调，他们嚷嚷什么“提倡革命文学，努力革命文化的宣传”，以“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为宗旨”。甚至在刊物的封面上，画着一个少年军人拿着旗子骑在马上，嘴里叫嚣着“严办！严办！”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革命文学”，是在“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是“视指挥刀的指挥转移的”，这种“文学革命家”，不过是“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他们虽然“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可惜这种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另一种文学，是纸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者“血、血”之类的东西。鲁迅告诫人们：“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痛快而安全的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严厉批判了某些小资产阶级脱离社会实际，空谈“革命”口号的错误倾向。鲁迅还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当北阀军攻克上海、南京，人们在欢呼胜利的时候，鲁迅于1927年4月10日在《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上撰文《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分析形势，清醒预示革命可能遇到危险，大声疾呼不可因胜利“便陶醉于凯歌中”，“忘却进击”，应“永远进击”，将革命进行到底，表现了鲁迅彻底革命精神。果不出鲁迅所料，2天后，即发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鲁迅以他犀利的文笔，指出“黑闇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在默默地进行”，警惕敌人的“乘隙而起”。由于他深刻的洞察力，很多事均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四·一五”广州大屠杀，他看好的中大毕磊等青年均“失踪”，而他也自称历来信奉的“进化论”，也由此轰毁了。

　　从1927年元月18日至当年的9月27日，鲁迅南下广州有8个月又12天之久，经历了大革命高潮到低潮的裂变，对他思想走向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代中国文学另一巨匠茅盾，不仅第一次南下粤海，笫二次也来了。第一次，他是在郭沫若之后一年即1926年1月来到广州的，他作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委的代表，来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二大”。会后，他留在毛泽东担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并接手毛泽东已编了四期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

　　《政治周报》有个专评专栏叫“反攻”，一直由编辑自己写，茅盾便写了三篇文章，发表在《政治周报》第5期。第一篇是《国家主义者“左排”与“右排”》，挖苦国民党右派打着“左派”的旗号来反对真正的“左派”。他们的右派面目，本已被揭穿，又死不认账，非说自己是“中”派，还巧妙地编出蛊惑人心的警句：“举起左手来打倒赤化的‘左派’，举起左手来打倒反革命的右派”。茅盾这篇文章以其行攻其言，通过他们当时的活动来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第二篇为《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最新的工具》，驳斥国民党右派对广东革命政府和工人运动的谩骂。第三篇是《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指出一部分消极的知识分子，觉得反对革命是背时的了，但又没有革命的思想，没有革命的勇气，为了继续在社会上混，便祭起国家主义这一“又彻底、又圆滑、又时髦、又不过激的好东西”。

　　同年三月中旬，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办的《广州文学》旬刊邀请茅盾写文章，分会同仁开会欢迎他，请他吃饭。会见之后，茅盾才知道分会的人有刘思慕、梁宗岱、叶启芳、汤澄波，都是分会主要负责人。茅盾在会上作了简要发言。会后刘思慕写了一篇《访问沈雁冰记》，登在他们的刊物上。

　　不久，茅盾又应邀对广州市的中学生作了一次讲演，因会议主持者介绍他是一位文学家，令他放弃了原来想讲的一套党八股，改讲和文学有关的内容。他讲述了希腊神话中从天上盗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火是人类文明的起源，火给人类带来了光明。茅盾进而说：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普罗米修斯，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