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广东社会学学会“三农”研究专业委员会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换届会议暨“农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学术研讨会，将促进本会“三农”研究专业委员会在回顾上届工作的前提下，更加扎实地开展新一届的工作，更加扎实地为我省、我国的“三农”建设、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作出新的努力与奉献。

　　广东社会学学会“三农”研究专业委员会于2006年成立，是本会多个专业委员会之一。发起成立这一专委会的是广东社会学学会和华南农业大学的部分骨干，其成员大多数是省内院校、党政机关和研究部门中从事“三农”探讨的理论工作者与部分基层单位的实际工作者。上一届的工作充分表明，广东社会学学会把“三农”专委会设在华南农业大学这一百年名校内，并使之成为广东“三农”问题研究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是经得起实践验证的。我谨代表广东社会学学会表示衷心的敬意！

　　我们知道，“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这些年的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方面的；现在要开展社会建设和社会工作，农村的问题尤其重要。

　　不讲别的，仅从中国耕地情况来说，死保18亿亩的底线、人均1.38亩的底线、仅为世界人均水平40%的底线；在广东，人均耕地仅占全国的29%，只有0.41亩。这是必须引起国人和粤人高度关注的大事。民盟广东省委的调研指出：我省每年的粮食需求3800万吨之多，但每年只产出1400万吨，缺口高达2400万吨。造成这一现象有许多原因，主要是耕地面积在近30年来几乎减少了一半。广东粮食缺口那么多，正如华南农业大学学者胡新艳所云，自给率只占35%，65%要靠外购（其中68%靠外省，32%靠国外进口）。上述广东两组数据虽不完全一致，但都说明我省面临耕地与粮食的严重问题，特别在世界粮食原本一直紧张的背景下，一旦天灾人祸，进口被卡、外购无路之时，广东1.05亿人口该怎么活法？这说明“三农”专委会对诸如此类重大问题进行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责任，就是说，能为广东或全国留下“三农”探索的足迹是项值得称颂的功业。

　　在广东，一批“三农”研究的老前辈己为我们树立了学术的榜样。其中有一位叫邓植仪（1888—1957），东莞人，于1935年担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与彭家元先生合着的《土壤学》标志着我国土壤学学科体系的创立。

　　土壤是人类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人们衣食的源泉，我国早在《禹贡》一书中就将当时九州的土壤类型、地理分布和土地分级作了记述。但近代以降，我国科学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就土壤科学而言，19世纪中后期国际学界已进入蓬勃的发展时期，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在我国，直到上世纪的20年代前后，随着一些农业专门学校的创建（如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广东的农业专门学校及中山大学农学院），近代土壤学才得以在我国开始传播。以邓植仪老前辈为代表的土壤学无疑是广东人的光彩、中华民族的光彩。他的事迹在2011年9月15日《南方日报》“广东老学人”专栏中作了长篇介绍，其人其事对“三农”研究的同仁大有鼓舞和启迪。

　　借此机会，我还要讲一下“三农”研究的另一位先驱陆精治（1896—1986）。他是南海人，解放后一直任广东省政府参事，主要从事农书的日译。他早年与彭湃留学日本，彭在早稻田大学攻经济，陆在帝国大学攻农科，并成为同年好友，一起参加日本左派活动和国内“五四”运动。毕业后，前者成为轰动全国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后者则从事基层农业方面的工作。

　　因上世纪70年代末，中央党史办和省委党史办在专门研究彭湃历史中缺少日本时段的史料而找到彭湃友人中唯一健在的老人陆精治，关于他与彭湃的结谊和一起参加“五四”运动的回忆就是在那时传开的。

　　他于1980年中便写成《回忆彭湃留学日本》的文章发表在《羊城晚报》，详细的则在多家刊物连载，后被收进广东省委党史办、中央党史办相关文献中。但包括这些文献采集时及前后许多岁月，陆精治老前辈却从未提及他写过重要影响著作的《粮食学》之事。

　　只是在他逝世24年后即2010年9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美国和广州的亲属们才从网上看到至今还在销售这部著作的信息，便马上花上几百元，如获至宝地网购影印本。我认为，这部著作不仅于当时也于当今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此前，即在1925年他29岁时所写的《改进广东全省农业计划》一书，由上海三民书店出版发行，这可说是广东第一部关于改进全省农业状况的设计。后在1930年35岁时，他又写出《粮食学》即《中国民食论》上下册的大部头，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发行。这应是作者在前书基础上的中国第一部专论“民以食为天”的粮食学巨著。它的体系架构宏大，从古今中外的粮食问题讲起，涉及诸多与“三农”紧密相关的学科知识，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国情，从而提出高度重视粮食问题以及化解中国粮荒的对策。

　　陆氏这部代表性著述，先后引起广东和中国当局的极大反应，一批国民党高官包括胡汉民、于右任、王宠惠、焦易堂、谭延闿、黄霖生等，或为序，或题词，或捐资支持出版，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不过，也因有这些“反动派”高官的评价，解放后便成为作者保护自己和家人安全而一直未能公开的“秘事”，家人一直都不知这部代表作问世已有80余年之久，今人更无从瞭解这部著作的情况，广东相关方面的史籍也根本没有提及此事。现在终于有了这部著作的影印本，很希望有热心者进行研究。

　　今天也巧得很，正是邓植仪老前辈探索《土壤学》成就重新宣传的一周年，也是陆精治老前辈探索《粮食学》壮举重新发现的两周年。这两位老前辈分别在《土壤学》（1935年）和《粮食学》（1931年）上的率先创建，如同广东该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一批老前辈一样，身上都秉有岭南文化敢于和善于天下先的优秀品质和学术精神，更是从事“三农”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我在这里所讲的上述旧事，是想说明：在“三农”领域作出过努力，不管你的文章或著作发表在哪里，名报名刊名社也好，平常报刊出版社也好，都不必介意，只要有用，历史是不会忘记的，迟早都会被他人或后人重视、发现而成为人类的知识财富之一，成为“造福乡梓”“造福世人”的利器之一。因此衷心地祈愿广东社会学学会“三农”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同仁，在新时期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和服务社会方面，“路遥知马力”“出水才看两腿泥”，不为一时之权势和名利所阻，不为一时之困境和冷遇所阻，不为一时之高低评价和获奬与否所阻，自觉自信地为“三农兴则国家兴”的“三农”（不光是农业）现代化而持续地发出应有的光和热。

　　最后，祝换届会议和研讨会开得成功，祝大家国庆、中秋欢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