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1896-1929）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壮烈牺牲，屈指已51周年了。每当看见62年前他和我们在日本留学时的那张照片，我的思绪就如大海的波涛，久久难以平静下来……

　　（一）成城初识

　　1917年上半年，彭湃由广州东渡日本留学，先在东京神田神保町十番地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寄宿，并在该地的成城学校学习。成城学校是间专为中国留日学生开设的预备教育的场所，主要是补习日语，兼以其他各种课程的基础训练，学制约为一年之久，中国的许多留日的文科学生，大都曾在此间学校补习过功课。正是在这间补校里，由于朋友黄霖生的介绍，我才初次认识了彭湃，那是1917年9月间的事了。

　　黄霖生是广东台山人。1917年上半年与我同行赴日留学，后又一起于1921年夏末回国。彭湃在海丰任教育局长期间，他曾应邀前往海丰任教，是彭湃早年的好友之一。抗战期间，黄移居香港，大部时间以教书为业。他们是在日本才认识的。那时从黄的口中，我听说过关于彭湃的一些事情，知道彭湃是海丰县人，年纪与我们相同，据说在家乡曾把配祀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驻军统领林某的石碑浮雕像敲掉了大鼻子，因此闹了一场风波。这件事，使我对尚未谋面的彭湃产生了敬仰之情。

　　不知不觉地，到了1918年4月末，彭湃和我们即将结束在成城学校的补习期，都面临着今后的去向问题。按当时补校学习的情况来说，我们一般均能用日语进行交谈、阅读和书写，这对于进一步学习各种专业就有了较大的方便。但是，选择什么专业比较合适呢？我们三人却有各自的兴趣和爱好。由于彭湃平时较重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便决心攻研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业。他说：“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的政治经济，与同道者一起，竭尽全力，秉志改革，方不负远涉重洋，到此求学之初愿。”1918年9月间，彭湃终于考进了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东京早稻田大学，成了该校专门部政治经济科的学生。

　　（二）国耻留照

　　1918年5月16日，当时的段祺瑞政府秉承其日本主子的鼻息，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个协定既是中日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共同对付苏俄的十月革命，又是卖国政府甘心投靠日本而日本则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罪恶条约，因此激起了爱国志士的义愤。

　　在此之前的4月末、5月初，我们中国留日学生便获得了这一协定的秘密消息，于是进行了集会和散发传单等项抗议活动，并组织学生救国团，旨在呼唤国人，警告日方，不使密约变为事实。时值中华民国“五·七”国耻三周年纪念前夕，当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干事在神田的中国饭馆“维新号”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日方发现，因而受到无理干涉和人身污辱，并由日警将几十名学生救国团干事捉去神田警署，投进临时监狱，一一搜去干事们身上的所有财物……

　　为了营救这些被无理扣留的学生干事，彭湃和许多留日学生闻讯赶到神田警署门外，一直等到天明，强烈要求日方无条件地释放被捕者。日警迫于被捕者的据理力争和声援者的强烈呼号，终于把捉去的学生干事一一释放。事后，彭湃对日警乱抓我学生干事的作为十分气愤，他说：“日本之自由、民主，何不忍吾辈之正当呼声，而动拳脚于白日，置华人于动物无异？！”在他的提议之下，我们凑了一些钱，买了许多样药物和水果之类的东西，到此次事件中受日警毒打致伤的一些干事那里去慰问。

　　由于段祺瑞卖国政府根本无视国人的抗议和阻挠，《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终于成为事实。5月10日这个日子，又成了段祺瑞卖国政府给国人带来羞耻的日子。留日学生面对这种局势，虽奔走告急，悲痛无比，也莫可奈何。也就在这一天上午，彭湃亲来找我和黄某两位朋友外出照相。我和黄霖生都晓得，他平时是极不爱照相的，更不曾主动提出过，唯独这一回例外。因此，我们都有点怀疑，加上正是大家心情极为沉重的时节，他偏偏要照相，岂不是怪事？彭湃见我们沉默不语，就说：“两位有所不明，今日三人留影，只在纪念国耻，走吧。”经他这么一说，我们才明白他的用意，便一同出去照了一张相。当时，我们把它叫作“国耻纪念”相，写明“民国七年中国军事亡国协定被迫签订之日，特合摄此‘国耻纪念’以示国仇之不忘”数字，作为终身难忘的纪念。

　　当时，留日学生救国团及时地发出了全体留日学生罢课回国，以示对日强烈抗议的决定。于是，留日学生2000多人便先后回到上海、北京等地，并在上海设立救国团总部，在北京设立分部，在各省设立支部，与国内各地人士联合请愿和进行各种救亡活动。在这一年的5月下旬，彭湃和我们一同回到了广州。

　　（三）救亡在粤

　　彭湃回到广州，日日奔走于拒约救亡的活动之中，并参加了《留日广东学生同乡会宣言书》的起草工作。

　　一天晚上12时左右，彭湃来到我在广州的住处，我几乎认不出是他了：只见他那乌黑的头发乱哄哄的，两个眼膜布满了血丝，身上穿的那套学生装不时发出难闻的汗臭，而且沾上了许多油污，简直成了一套工作服。要不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那张宽厚含蓄的大嘴，我定会把他当作一个不折不扣的“乞丐”看待的。他见我愕然地打量着他，便说：“有什么吃的，请拿来，快饿昏了。”我急忙到厨房给他找吃的。不巧得很，只有冷稀粥，又没有剩菜，使我为难极了。但他却笑着说：“谢谢上帝，你忘了我是潮汕人，那里的老百姓，哪家不是喝稀粥的？”于是，他便狼吞虎咽起来，不一会儿，把三大碗冷稀粥喝个精光。洗完澡，他要过我那套学生装穿在身上，一边扣纽一边风趣地说：“我那套给你作‘扺押’，再不够，那裤袋里还有一包‘宝贝’，算我先‘孝敬’你了！”说完就要出去。我见他累成这个样子，不忍他走。他说：“还有人在等我开会，不然，明天就没戏唱了。”他终于走了，颀长的身影一忽儿融进了凌晨的广州街巷之中……

　　第二天一早，我想把彭湃换下的衣服洗乾净，发现裤袋里确有一包东西——昨晚只不过是个玩笑，难道真是一包什么“宝贝”吗？我小心地把纸拆开，一看，原来是一份油印的《留日广东学生同乡会宣言书》，太好了！

　　要写一份宣言书的事，广东留日学生是一致通过的，想不到这么快就出来了。我迫不及待地一气读着。《宣言书》以《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的二十条为事实根据，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亡我的狼子野心，同时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人们奋起扺抗，真是洋洋数千言，字字血泪成，读之令人撕裂肝胆，声泪俱下。它的确表达了留日学生拒约救亡迫切心声，表现了留日学生们极为高尚的爱国热忱。难怪彭湃那晚是那样地风趣，那样地匆忙，这是工作的意义，工作的欢乐，使这个不知劳累的年轻人感到内心的充实和自豪的原故。

　　彭湃在广州活动一阵之后，就回到故乡海丰县，在那里组织学生开展拒约救亡的宣传工作。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压力，大部分留日学生不得不重渡东洋。彭湃是在同年6月中旬重返东京的。6月底，早稻田大学开学，他便迁居神田公寓松叶馆，也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就不在同间学校学习了（因我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但彼此见面机会较多。每次见面时，彭湃总是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一些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有时讲得既生动又活泼。在他的影响下，我和黄霖生也不知不觉地对这门功课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好几回，我们还跟着彭湃到早稻田大学去旁听有关的讲课。彭湃学的专业是政治经济，但对农学理论也有着较大的兴趣。在我们之间，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便是政治经济与农学理论。

　　（四）车站击章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的凡尔赛宫正式开场。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全都野心勃勃地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瓜分战后的世界。在这场丑恶的争夺与勾结之中，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的权益却遭到无理的践踏。当时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不仅不据理力争，反而在幕后与日本帝国主义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卖国勾当，甚至迫使我方出席和会的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因此更加助长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个分赃会议上的嚣张气焰。消息传来，彭湃和大家一样，在那些日子里，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打听有关巴黎和会的情况，密切注视着有关事态的发展变化。

　　到了1919年4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彭湃从中国驻日公使馆一位同情学生爱国活动的馆员中，探实卖国贼章宗祥将于当日下午从东京乘火车回国述职的消息。于是，他便约了一批同学，设法挤进火车站月台，专候章贼上车时举行示威抗议。这天下午5时许，当章宗祥大摇大摆地经月台上车时，早已站立在旁的彭湃兀地挥起一拳，直向章贼的背上打去。此时，我和同学们跟着举起拳头，愤怒高呼：“打倒卖国贼！”“打倒章宗祥！”“还我山东权益！”……口号声、怒骂声响成一片，整个车站月台群情鼎沸。随着口号声、怒骂声的此起彼落，我们又把早已准备好的一支支小白旗从怀中取出，像纷纷扬扬的雪片，掷向章宗祥的身上。那些小白旗上，全写满了痛斥卖国贼的口号。章宗祥事先没有准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惊险场面，吓得抖成一团，面如死灰，要不是几个随员在慌乱中将他扶定，就连抬步上车的劲儿也吓跑了。彭湃和同学们不停地呐喊，不停地丢小白旗。当章贼溜进车厢时，小白旗也一支支地“追”了进去……

　　这一次，是留日中国学生在日本与卖国贼进行的面对面的示威斗争，也是留日学生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以后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愤怒抗议。对于彭湃来说，从在家乡敲掉反动军阀石碑浮雕像的鼻子，到拳头击在卖国贼的背上，这决然不是感情的一时冲动，而是在日本耳闻目睹了许多忍无可忍的事实之后，对卖国的反动政府无比痛恨的思想升华。车站击章之后，我们问他为什么敢打章贼，他说：“章宗祥名为驻日公使，实则替日本人办事，做日本人奴才，置国家民族权益于不顾，亲与日本人共谋密约，卖国求荣，千古奇臭，非击其背，剐其身，啖其肉，不能泄我心中愤恨于万一也。”又过了一日，他把章宗祥在车上的狼狈相画成一幅漫画，同学们看了个个拍手称妙。有几位同学受到这幅漫画的启发，把北洋军阀政府里几个臭名远扬的卖国贼，如曹汝霖、陆宗舆等人的“尊容”，也画了出来，在私下里轮着看。还有的同学在这些漫画上写了几首打油诗，揭露讽刺卖国贼们的丑恶嘴脸，一时传为笑谈。  

　　（五）危难相扶   

　　1919年4月，原是日本皇太子成年冠礼与日本奠都50周年纪念节，因竹田驸马病故，日本当局决定将这两个节日改在5月7日和9日。然而，5月7日这一日是4年前日本迫使我国在“二十一条”上签字而发出最后通牒的日子，5月9日则是我国屈服日本“二十一条”无理要求的日子。这两个日子，正是我们的“国耻”之日，日本却在举国庆贺他们的“国荣”。且巴黎和会我国外交的节节失败，使身处日本的我国留学生们备感羞愤难容，便决定在5月7日召开“国耻纪念大会”，并讨论挽救山东权益的方法以及向各国驻日公使馆递交宣言书。

　　就在这时，我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留日学生更加紧了“国耻纪念大会”的准备工作。由于日本当局明令禁止各处租借地方给我们作会场，学生们只得向驻日使馆“进军”，因此选定了通向我国驻日使馆葵桥电车站和三宅阪电车站两条游行路线。

　　5月7日下午1时许，彭湃和我们一起赶到葵桥电车站。那里早已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都是前来参加大会游行的各校留日学生，约有一千五六百人，早在等候着统一出发的时间到来。2时左右，队伍准时出发了。只见浩浩荡荡的人流之前，数杆白布大旗迎风招展，大旗上书“五七国耻纪念”“直接收回青岛”“打倒军国主义”和“保持永久和平”等醒目的大字口号。大多数同学的手里，都挥动着一支小白旗，随着口号声一起一落，整个游行队伍活像一条白色的长龙，十分威武壮观。

　　当游行队伍经过美国、瑞士和俄国等驻日使馆，行至我国驻日使馆门前时，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约有八九百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警察，一面把所有通向使馆的路口堵死，一面展开长蛇阵，把游行队伍分段包围起来，然后如狼似虎地用警棍和皮鞭向我们猛打、猛抽、猛冲。许多同学当场被打倒在地，宪兵警察则纵马而过，马蹄纷纷落在他们的身上……

　　就这样，游行队伍被冲散了，无法再行集合开会，便设法夺路突围，往日比谷方向匆忙撤退。然而，宪兵、警察却尾追不放，被追上者则遭拳打脚踢，捕捉而去。当时，有一女同学面带鲜血，正在呼号救援，彭湃见状，毫不犹豫地跑回来，扶住那女子。就在此刻，两个警察飞马而过，凶神恶煞地吆喝着。眼看大家都逃不脱一阵毒打，彭湃果断地对黄霖生和我说：“快，排成一队，挡住他们，让她快走！”那女生刚刚离开，警察就上来了。彭湃怕我们两个遭打，用力把我们推向后面：“快跑！”话音刚落，只听得“嗦！嗦！”的皮鞭声，刀子般落在他的头上，顿时鲜血直流。黄担心彭湃落入虎口，便纵身向前一跳，护住彭湃，厉声对我说：“快拖走他，我顶着，快！”情况既这样危急，我只得离开黄，慌乱地架着被打得昏昏然的彭湃往撤退的方向而去。然而，黄却被两个警察挟住了，他拼力反抗，也奈何不得，结果被捆绑起来。警察又打、又拖、又骂，好不容易才将他拉进警署，后又投进临时监狱关了起来……

　　5月7日傍晚，正是东京沉浸在灯红酒緑、节日之夜的狂欢时节，彭湃和我却拖着疲倦的身子，好不容易才回到他的住处。我扶他躺在床上，用温水替他擦洗伤处。他的手、足有几处皮破血出，尚不打紧，紧要处却是头部受击最力，头皮破裂，半边脑袋发麻，耳鼓嗡嗡作响。我在他的公寓里临时弄了些药物给敷好，就让他静静地休息。

　　当是时，许多同学都陆陆续续地回到住所。据他们初步统计，参加此次游行约共3000人，另一路从三宅阪电车站集合出发的我国留日学生的游行队伍也遭到类似的破坏和践踏。很明显，日本当局对于我们此次活动是早有防范和对策的。他们的警察和宪兵几乎倾巢出动，打伤我们数百人不算，还抓去我们四五十人之多，这是较之1918年“国耻纪念”前所发生的后果还要严重。留日学生对此岂能善罢甘休？于是，大家一面设法营救被捕同学，一面分派代表回国向各界披露这些事实，进行爱国的宣传活动。

　　眼见志士流血被捕，彭湃心潮逐浪，义愤难平。在5月7日深夜，咬破右手食指，蘸血在一片白布之上疾书“毋忘国耻”四字，要我即日寄回海丰他的母校，让大家记住国耻，激励壮志……

　　第二天一早，彭湃不顾自己体伤身弱，坚持要同大家一起去探望被捕同学，没办法，我们只得由着他，便乘车来到神田警署。在那里，我们得不到理睬。又径自去我国驻日使馆，提出一定要见到代理公使庄景珂，面呈迅速释放被捕学友的要求。其时庄景珂又闭门躲避，不予接见，同学们就在使馆门前静坐示威，又被护卫使馆的宪兵和警察着力驱散。后经多方干涉，被捕学生大多数（约23人）终于在8日晚离开监狱，释放归来。据这些同学所云，日本警察将他们捉去之后，进行种种严讯和虐待，但同学们认定爱国无罪，絶不退让。黄霖生也在这时获得了自由。朋友们相见，分外亲切。彭湃热烈地握住黄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看见黄头青眼肿，遍体鳞伤，眼泪便簌簌地往下掉。这是我们多年共处，第一次看见他在流泪。彭湃把自己的外衣脱下，轻轻地披在黄某身上。一连几天，他都守护在黄的房里。黄十分过意不去，说：“你自己受的伤也不轻，得好好休息才对呀。”彭湃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答道：“我只擦破了点皮，已经没事了。比起你以及那些尚未出狱的同学来说，我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是的，我们还有一些同学尚未出狱，彭湃同大家一样，都在记罣着这些受折磨的人。直到5月13日晚，神田的临时监狱才把另外5位同学释放出来。其余7人，则遭日本当局的无理起诉、审判，徒刑从3个月到10个月不等。这是我们以后见到的情况了。

　　就在这一年的5月下旬，彭湃在精神稍愈之后即再次离开东京，由上海回到海丰县，组织白话剧团，主演救亡节目，查抄各种日货，把海丰学生联合会搞得热火朝天，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和称颂。

　　（六）追求真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资本主义急速地发展，同时也急速地暴露了因此而来的各种社会弊端。当是时也，又值民主之势滔滔而至，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也趁着这个潮流急速地抬起了头。在东京，“黎明会”“新人会”相继在社会上、大学里诞生，因此引起右翼团体“浪人会”和“黑龙会”的激烈反对，结果发生了许多公开的辩论斗争。同时，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劳资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鋭，加上出兵苏俄，使国内人民陷于饥饿和不满之中，工潮、农潮频频发生，这就给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许多有利条件。同时，1919年4月1日以后，日本当局为适应国内外政策的需要，实行了新的大学法令，对学生的思想控制有所放松，加之早大是私立大学，学生们的思想控制的程度较之其他大学更为薄弱些。因此彭湃在那里接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潮和参加各种活动也就较为方便。

　　1919年9月，早大学生发起组织的“建设者同盟”成立，彭湃便加入了这个组织，开始了对社会主义诸家学说和思想较为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不久，他又加入了“劳动者同情会”，经常帮助劳动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彭湃开始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者土界利彦、大杉荣等有过接触和交往。土界利彦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先驱者、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年译过《共产党宣言》，大杉荣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译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两个人在当时的日本较有声望，在青年中更有影响。我们在一起度过休息日时，彭湃就给我们断断续续地介绍土界利彦、大杉荣等人的一些事情。每当这时候，他的神色庄重、虔诚，语气中还带着崇拜的成分。当时，我们搞不清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许多流派及其状况，更没有同那些人物有过直接的会晤，听他这么一说，也约略同情起土界利彦和大杉荣等人来。在今天看来，无政府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我们不仅不应信仰它，更应同它作彻底的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那个时候，由于社会历史以及各种条件的限制，彭湃在同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接触中，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这又是不能苛求于他的。总的来说，那时彭湃的思想正处于一个比较复杂、曲折的过程，因此良莠难分，泥沙俱下。然而，不管怎样，有一条是难能可贵的，那就是只要能够救国救民，他都认为是可取可行的。在他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一旦发现无政府主义思想行不通时，他便毅然加以摒弃，而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事实上，彭湃自十月革命之后，就一直向往着苏俄。他对土界利彦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还有河上肇的《社会主义研究》等书极感兴趣。为了吸引更多的同学来学习这些理论，彭湃又同学友李春涛一齐发起“赤心社”这个组织。据我所知，“赤心社”的宗旨，便是以《共产党宣言》为“母本”，以苏俄革命为“先声”“赤心报国”“匹夫有责”——故名“赤心社”。之后，还不定期出版过《赤心》刊物。同年11月间，彭湃又加入了土界利彦等在东京组织的“宇宙社”。它是好几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各种思想倾向的人所组成的国际性团体。由于这种情况，彭湃开始受到日本当局的暗中监视，因此成了黑名单上的一位“危险分子”。

　　1921年5月中，彭湃刚刚考完毕业试，就得到祖母病危的消息，家里催他速回探望，他只得辞别诸位朋友，匆匆起程回国。当满载着旅客的轮船渐渐消失在茫茫无际的海天之中时，站在码头上送行的友人却悠然地产生了无限的惆怅。是的，我们和他结识在远离家乡的异国土地上，屈指间经过了4个年头，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岁月。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曾经一同学习，一同玩游，一同聊天，一同参加拒约救亡的许多活动。也在那些日子里，他把许多的精力都用在课外社会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之上，从而得到了许多意外的思想收获，幷且带给我们多么大的启发和帮助啊。彭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3年的功课，从成绩上来说，并不是很突出的。然而，他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最大的追求去探索人生的道路，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方面完全可以说彭湃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留学日本的任务了。

　　（范英记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