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精治先生的《粮食学》大着最后两编即第五编和第六编。第五编为“粮食之营养”，共设6章、14节，分论“生物体之组成”“粮食品之成分”“食品之营养价值及其分量”“人的食量”“粮食品消费之改变”和“最近发现之重要营养素”。作者指出，人们膳食中的物质，含有水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纤维、灰粉或称无机盐及维他命，皆属营养素。但粮类不同，其成分也有所别。而动物之食品如肉类卵乳等则融碳水化合物及纤维。在对上述各种营养素作出一一的详细分述后，即对它们所含之营养价值及其分量进行了介绍。人们膳食的物质中可消化的养分会变为体力与体温，用以维持生活，其可消化之养分中各有热量，助肥满而生长。凡人每天需要一定的热量，均由膳食来供给。但不是所有每种食物尽含各种养分。一些食物充饥有余而养分不足，或养分有余而充饥不足。因此，对于个人食量的计算，应以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含磷脂肪无机盐及维他命之分量为宜。不过，这些养分又得适中调和，无害于消化器官，又易为吸收才有效用。作者对欧美国家和日本人的食量作了详细研究，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点之后，重点探讨了我国人的食量。当时的数据是：中国北部人之体量，19岁平均55.8公斤，南方人平均为50.7公斤，中部人平均为49.3公斤。因南北及中部人的体量有所区别，食量与膳食的营养成分与数量等也有所不同。作者对此也引用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并逐一列表为证。他认为，欧美、日本人的体量比中国人较强大，食量也大，对各种营养素的要求也较多，这与其所处国度的经济生活较为稳定大有关系。相对来说，中国人的体量虽南北有所小别，但总的是较为弱小，食量及营养素的缺乏是主要的原因，皆因经济生活的长期艰难所致。要改善此种状况，其中改善粮食的消费是主要一项。陆精治先生在“粮食品之经济”中认为，我国大部分人的经济生活不富裕，应讨论粮食品之经济这一问题。所谓粮食品之经济，即以最廉价而购得最有效的膳食。其方法是选择市价低廉之食品为主，同时要注意对食品营养分量的考析，还应注意改善烹调之法。中国的烹调法原比欧美发达，但应从科学卫生上作再造功夫，于减少因食而病之现象则是必须注意的。为了加强国民对粮食、膳食、营养等重要问题的关注，陆精治先生在《粮食学》的多处及在此处，均提出设立中央粮食研究所的呼吁，足见其对中国民食问题的思考是从头到脚的系统设想。

　　陆精治先生的《粮食学》大着最后一编为第六编的“新粮食之研究”，共设2章、12节。所谓“新粮食”，主要是在人们通常认知的粮食之外，用“发明生产酵母以供给粮食之方法”所生成的粮食。作者指出，自古以来，人们用酵母酿造或制造成各种食品的甚多。如欧战期间，德国海岸既被封锁，交通断絶，粮食奇缺，于是以生产酵母这种“新粮食”为代替品。而美国等在上世纪30年代的诸多实验已充分证明，此法于增加粮食是个新的路子。据此，陆精治先生对这种对“新粮食”的酵母之生产费用、生产方法、特殊效果等作了逐一的探讨后指出，酵母生产有十大功用：它不须依赖土地的生产力，是缺乏农地国家的福音；它不受风土气候等自然力的支配，是常受这种自然力损害的农国或地方的福音；改变了粮食生产自古以来仅靠农渔的办法而加进了工业生产的办法；可以减少城乡或工业国与农业国对通常所讲的粮食的依赖程度；可以减少农业内部的畜产业，为农业经营上的一大进步；可用较少之劳动力而生产较多的“新粮食”以补充人们对粮食供给的需求，从而引动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酵母生产出廉价的食料可缓和人们生活上的困难，而人口将有激增之势，但与粮食问题不会发生冲突；培植酵母生产的肥料全部有效，几无浪费，可见这种物资的有效性大增；酵母生产使农业内部的农产品需要减少，而耕地面积因之减少，可使周边森林、蔗园等面积增加；酵母生产使耕地减少，人口增加，多出之耕地可变为各种公园等，人民娱乐有地方，时间也会增加，工作时间则相对减少。作者认为，酵母这种“新粮食”的出现，可以说是“粮食生产之革命化”，是将来“极有趣味之问题”。此外，在食物的利用方面，陆精治先生还特对水产、麦及马铃薯、淡、氧、“粮食精”和“电力”等具体利用作了相应的论说，因这些方面也属其所指之“新粮食”的相关范围。

　　陆精治先生在《粮食学》之最后两编，是以“粮食之营养”及“新粮食之研究”为结的。尤其在“新粮食之研究”中，对“新粮食”的论述与探讨实为当时困惑的粮食问题作出前景性的预测，以减少人们的无望之状。同时，其科学性也不能小看，虽则是初步的研究，但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改变粮食问题而进行科学尝试的追想。因此，他把这种探索作为“新粮食”的“革命化”的探索是可以理解的。进一步而言，我们从其“新粮食”的探索当作“革命化”的探索中似可看到，陆精治先生之《粮食学》大着的问世，无疑是对民以食为天的粮食问题所作的首创性奉献和变革性的突破，自有其中国农学发展史上的应有之位。这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又是岭南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此外，作者在《粮食学》大着中，用了6大编、23章、135节的巨大篇幅外，同时还有187份相关的附表和31张附图来建构其宏伟的“粮食学”大厦，这是当时未有过的尝试，仅此可见其攀登农业科研高峰的学术追求。当然，他这种“革命化”、变革性的创新与追求，只能表现在农学发展史上的学术创新与追求，与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建立革命政权进而改造我国农业落后状态的“革命化”、变革性与创新性追求是难于同日而语的。而且，虽为一家之言，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尚需不断完善之处。不过，作为向以农业救国为初心的学者来说，在其大着《粮食学》上所展示的“革命化”、变革性和创新性追求，自有他的鲜明特点与社会效应，这又是不言而喻的，必须充分肯定和不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