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精治先生的大着《粮食学》，全书由“序一”“序二”“自序”，多位当年社会名流的“题词”，6大编、23章、135节和一个“跋”，同时还有附表187份、附图31张等形成宏伟的构架。本部分先对“序一”“序二”“自序”“题词”和“跋”等先作些介述。

　　陆精治先生的大着《粮食学》之“序一”作者系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胡氏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较大争议之人，但对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却甚为关注。1930年冬月，胡氏在家里接见陆精治先生等人，谈话间问起民食的相关事情，因而促进陆精治先生开写此书的决心。胡氏于1930年7月于陆精治先生之大着《粮食学》出版前便为其写序。序中说，民食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之一，世界各国靡不重视，但只有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的一时之政策方案，而未有过用科学方法作整个系统的研究，所以收效甚微。但“陆君此作，能本民生主义之精义，借科学之成规，为严谨之论著，顾力之宏，令人惊服，而文笔倏畅，推论缜密。”胡氏接着认为，提起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以人口增殖与食物增殖作比较的，不能不说有部分真知，可惜还不甚科学。本书（即《粮食学》）则作了科学的研究，其对中国和世界民生民食问题的解决是很有价值的。

　　陆精治先生的大着《粮食学》之“序二”作者系与陆精治先生一起留日的朋友、学友中山大学的黄霖生教授。他写道，粮食问题，不论平时战时，无古今中外，皆“为立国之根本，安内攘外唯一之武器矣。”我国向以农立国，由于执政者的放弃，国民的忽视，“虽以广漠之膄埌，若大之天产，反致饿殍载道，民食时虑不足，甚而息息仰给于舶来粮食之输入！”他举例说，据1929年国民党农矿部报告：国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之稻米、大麦、小麦等主要食料，每种之输入多则818.9万担，少则也486.1万担，这于地大物博的农业国，竟出此奇闻，实系咄咄怪事，而《粮食学》作者，“出于多年的国外研究所得，及实地之经验，乃成此巨著，以求中国民食问题之总解决”，是件相当有意义的大事。例如作者“一主张增加人口以解决民食，将马尔萨斯人口论一百三十余年来之论据根本推翻；二预计我国今后五十年内人口与粮食之增长及需求上之详细数字；三对‘新粮食’问题之研究与创见很具科学性；四对我国民食问题总解决之方案诸要端，尤为着者独具慧眼，能发前人所未发，允为近代著述界独到之特色。”黄氏在“序二”中对陆精治先生的《粮食学》大着所作的评价与肯定，于人们研究这部巨著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路。

　　陆精治先生的大着《粮食学》之“自序”，言及其“抱本书著述之志，已远在数年前，只因多年南船北马，西燕东劳，席未睱暖，遑论握管。”及至胡汉民院长之催促，便决心开始著述，以析所怀。仅因公务繁忙，不得不利用“冰夜执笔，虽然寒风刺骨，惨裂饥肤，然趣味反觉因此而陡增也。”如是穷年屹屹，物换星移，弹指计之，瞬届盛暑，本书乃告完成。作者在这里记载的，是关于想写该书的前因属“远在数年前”。这就是指其大着成于1921年6月归国至1925年写作《改进广东全省农业计划》及在国内数处任职农事的近十年之苦积，正所谓“久有凌云志，十年磨一剑”，尽管写作的日子是艰苦的，但也觉得有趣多多，在这一“自序”之中，作者重点简介了《粮食学》大着的几个主要特点，因与前述黄氏之“序二”近同，此处略之不另。

　　陆精治先生的大着《粮食学》之“题词”有多位当年国民党元老或社会名流为之。其中，“食为民天”是王宠惠所题。“民食问题为民生主义最重要之部分，此问题若不解决，则亿百建国大计俱无从着手。本书的讨论此问题之一部书。足见着者于民生主义深有研究。爰缀数语于卷端。”这一题词者系焦易堂。而从《粮食学》第一编起，每篇开头的题词者分别为：谭延闿（第一编的绪论）、于右任（第二编的粮食增产之政策）、李石曾（即李煜瀛，第三编的粮食之统计）、李济深（第四编的粮食之管理）、邵元冲（第五编的粮食之营养）、易培基（第六编的新粮食之研究）。其中人们熟知的于右任和李济深二人题词留下的墨宝至今还有其名人书法方面的价值存在。该书最后还有当时社会名流之一的黄介民，以《粮食学·跋》为题，认为民食问题之一不能解决，祸乱相寻无已，乃自然因果律也。“吾友陆精治先生留东续学有年，研究农科毕业，迩以从政之睱，创着《粮食学》一书作了系统之研究”，应引起当局和社会各界的特别重视，方能于天灾、兵祸、政腐之中求生也。

　　陆精治先生的大着《粮食学》上述的“序一”“序二”“自序”“题词”及“跋”等说明：一、《粮食学》大着之于1931年问世，是作者从日本留学归国后，近十年间主要从事地方农业任职与研究而写成《改进广东全省农业计划》一书之后的又一部大着，并成为陆精治先生一生之中极为重要的代表作。二、这部代表作一经写成，因其所论之重要性，立马得到国民党高层中有识之士的充分支持与高度评价，这于作者来说是相当不易的收获之一，亦于研究《粮食学》大着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三、指出了陆精治先生《粮食学》大着的主要贡献所在，即主张增加人口与解决民食并不矛盾，将马尔萨斯人口论一百三十年来的主要理论作了关键性的改进；同时对我国从1931年起五十年内的人口与粮食生产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作了预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的有关“新粮食”的创见以及对总体解决中国民食问题的科学方略，于当时与今天均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这正是为什么要重温陆精治先生大着《粮食学》的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