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道  人道  诡道

　　《庄子·在宥》云：“有天道，有人道……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周王室的衰落，失去对各诸侯国的控制，一些大诸侯国为争强称霸而发动战争，或侵吞兼幷弱小的诸侯国，或强迫弱小诸侯国结盟而自己充当盟主称霸一方，从而造成天下大动乱、大分化、大改组。老子正是生活在周朝走向没落，国家政治黑暗、诸侯争霸称雄、战争长期不止，百姓苦遭蹂躏的年代。这种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形势，促使身处不同环境的大智慧者深入思考，寻求治世之道，于是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

　　由于战争的需要，以“你死我活”为宗旨的“诡道”，在诸侯混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孙子及孙子的孙子孙膑是最著名的军事谋略家，是最出色、最典型的“诡道”实践家；而为着维护世袭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的需要，以“亲亲为大”的阶级制度为核心的“人道”得到孔子及其弟子不遗余力的、长期的宣扬，是统治阶级行为的指导思想；而为着众生万物的正常生存、发展，以大公无私、慈爱仁和为基本品格的“天道”，老子在离周西去时向关令尹喜作了精辟的传述而流传至今。

　　天道，亦称自然之道，大道。老子对天道赋予三个层次的意义：

　　第一，是指天体形成以前就存在于先天宇宙中的一种自然物，它无色无声无形，这在世传本《道德经》第21章中称为“精”；在《庄子·知北游》和《庄子·至乐》中称之为“气”；而在世传本《道德经》第39章中称为“神”，在世传本《道德经》第6章中老子说“古神不死”。精气神这种东西，古人称为“先天精气神”。在《庄子·天地》中称之为“能物”。“能”（音tài，态）者，形态之义也（注：参看《素问·厥论》：“愿闻六经脉之厥状病能也。”），“能物”即是形态物质。所以，把老子、庄子的观点融合在一起，就是说先天宇宙中存在一种无色无声无形的形态物质，这种形态物质，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形态能量，在《庄子·天地》中称为“能精”。形态物质即是无形的能量，而形态能量即是有形的物质，而从能量向物质转化，《庄子·至乐》谓“气变而有形”。庄子把有形的物质简称为“形”、为“物”。物质和能量的总和是不会减少的，只会发生形态转化。所以，在《庄子·达生》中说：“形精不亏，是谓能移（形态转移）。”这些思想正是现代物理学理论所阐述的“物质和能量可以互相转化”和“物质不灭”的观点。

　　第二，是指物事存在、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天然的、不以人的意志（或形而上学逻辑思维）为转移的规律，称为道理或自然法则。自然物与自然法则存在的空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而其存在的时间，无头无尾。人类能够认识这种自然法则，幷按照这种自然法则办事，则事业顺利发展；人类如果违背这种自然法则，其事业就受到挫折、失败，甚至自取灭亡。

　　第三，是指物事按自然法则存在、变化、发展时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化品德，称为天德、道德或自然品格。例如平衡、有序、和谐、谦卑、慈善、一视同仁、无亲无疏、无私奉献等等。老子之论述“抱愿以德”，就是说要以天道的“和”为核心的自然品格来处世待人。

　　自然物、自然法则、自然品格就是天道的三个层次的意义。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老子说：“上善者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近于道。居善低，动善势，行善源，与善填，演善信，适善能，正善至。夫唯不争，故无尤。”（引自校注者在《中国气功》2000年No.9“古籍阐微”专栏文章《<道德经>勘校》和2001年中国数字化出版社出版的《新勘<道德经>》第十五章）。这段经文，用白话来说是：

　　

　　在后天宇宙万物中品行最好的是水，水能善于为众生万物带来好处幷且不与众生万物相互抢夺，水善处于众人所厌恶的地方，因此水的本性近似于道。水善处于低洼的地方，善依地形地势变化而流动，善于在所流过的地方为生物提供水源，善于无私奉献以填补环境的不足，善于信守它固有的演化规律，具有善于适应环境变化的本能，时时处处都能做到公正无私。任何人只要不与别人相互抢夺，就没有过失也不遭人怨恨。

　　

　　水作为一种自然物，它的存在、运动、变化所遵循的自然法则，它按自然法则存在、运动、变化所表现的人格化品德——自然品格，多么真切地表达了天道三个层次的意义！

　　显然，人们如果能按照这段经文所表达的自然法则和自然品格修身处世，也就“得道”了。统治者如果能按照这段经文修身治国，则政治清明、社会和谐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

　　老子所阐述的天道，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天道的品格是大公无私的，是没有阶级、没有等级差别的，是好和而恶奸的，是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处于平衡、有序、和谐、正常的存在状态的。所以，历史上那些自私自利的统治者幷不接受天道的理念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以中国为例，自从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统治者为维护既得利益、维护等级特权、维护宗法制度，便抛弃天道而提出“人道”。“人道”亦即“仁道”，或称为“仁义之道”。从夏朝开始1814年的奴隶制社会和2168年的封建制社会，统治者热衷的是人道，即使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有道的明君，也超脱不了宗法制度和等级特权观念的束缚，只是能听从良臣劝谏，在许多重大事情上能按天道办事。

　　人道，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统治者的自私自利性所引发的产物。相传早在黄帝打败蚩尤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就曾分封自己的弟子、亲属为地方政权的执掌人，这是“亲亲为大”阶级统治的先例，是原始公有制社会中为“私”的早期表现之一。及至唐尧、虞舜，又恢复大公无私的品格，故能禅让帝位。禹之后，其子启继位幷分封自己的弟子、亲属为地方诸侯王，制“夏礼”，行“亲亲为大”的特权阶级统治。夏朝之后，商朝承袭分封诸侯那种“亲亲为大”的特权阶级统治，周朝也如此。夏、商、周之“礼”制，其核心都是“亲亲为大”的阶级统治制度，这在儒家经典《中庸》中说的一清二楚。《中庸》云：“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从至亲到一般的亲是有等差的），尊贤之等（对贤人的待遇是有等级差别的），礼所生也。”又《礼记·曲礼上》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此外，还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亲亲仁也”等一系列维护特权阶级统治的伦理关系。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仁义”所固有的阶级、等级本质。

　　2002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唐汉所写的《汉字密码》，书中指出：“仁”乃孔子儒学的核心概念，一部《论语》，五十八章共有105个“仁”字。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中录了两款古文和一个小篆的“仁”字……最初的“仁”字是一个会意字……“仁”，乃是有一千个心眼，或一千种心思的人。另一款的“仁”字……表示“仁”乃“上人”，即上等阶层的人。……“仁”的本义是指那些心眼多、心思密，因而“劳心者治人”的上等人，即那些与“小人”、“下民”相对而言的“上人”、“大人”。此即所谓“仁者人也”。

　　由此可见，人道或者仁道，是“上人”、“大人”之道，是为统治阶级、为上层等级特权利益的人服务的，不是为平民大众服务的。从夏朝开始到清朝以来，以“人道”治国是基本国策，是阶级特权的世袭统治。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成为主流执政思想，就在于能为统治阶级服务，故长期得到统治者的青睐！

　　诡道，是人道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类魔性的大暴露。诡道者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欺骗、杀害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诡道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泛滥肆行，是因为战争要杀人，杀死那些妨碍自己争夺权益、妨碍自己称雄争霸的“敌人”。诡道亦称为“兵法”。《孙子·计篇》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兵法，即用兵的方法，或叫做战争谋略和方法，也称为阴谋。有战争就有兵法，就有阴谋。所以，诡道与人道相依相随。轩辕黄帝与蚩尤打仗时运用阴谋。姜子牙助武王伐纣时也多用阴谋。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吕不韦为窃夺政权而把怀孕的妻子献给秦国庄襄王嬴子楚，玩弄阴谋手段（见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对秦始皇身世的阐述）……对于诡道者来说，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谋略、方法都可以采用。在人类社会中，有些人为了争抢掠夺，无处不用诡道。从国家、社会团体、家庭乃至少数人之间，从官场、战场、商场乃至任何场合，只要存在利益之争，就可能有诡道者存在。这也表明，自私自利的魔性，对人类灵魂的腐蚀已经到了多么普遍而深重的程度。

　　在人类社会中，从自然到社会，从进行物质生产到建设精神文明，凡是能够正常、顺利、持久发展的，必然是符合天道的。人道与诡道虽然也能取得一时的“胜利”，但终归不能持久。人类历史表明，农民、牧民、渔民、工人、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总之是一切从事实际生产、研究、工作的人，是天道的自然实践者；而那些位居高阶层的“劳心”者，那些特权利益的既得者，一个“私”字迷住了他们的心窍，因此不可能走上大公无私的天道，而热衷于“人道”和“诡道”。

　　天道是“独立而不改的”，天道存在的时空，“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虽然出现了人道和诡道，但它们存在的时空，与天道存在的时空相比，可以说是无穷小。人类的良知和理性，终将抛弃人道和诡道，而完全回到天道方面来。科学越发达，社会物质财富越丰盛，人类精神文明程度越高，则人道与诡道存在的时空就越小，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弘扬老子的学说，目的之一就是要促使这种趋势的正常进行。

　　

　　二、《道德经》版本数以千计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文化名著总销量最多的已不是《圣经》，而是《道德经》。同时，《道德经》也是世界外文译本总量最多的著作。

　　《道德经》版本很多，元代道教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1316年）在为杜道坚《道德玄经原旨》写《序》时指出：“道德81章，注者3千余家。”1917年王重民着《老子考》，收录敦煌写本、道观碑本和历代木刻与排印本，共存450余种；1965年严灵峰汇编《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影印140种，续编影印198种，补编影印18种，合共356种。50多年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新出版的《道德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道德经章句新编新解》的“代前言”中说：有人估计，“到目前为止，《道德经》注释本在4000左右”（曹金洪主编的《道德经·道德经的研注》）。2020年10月，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陈大明在《<道德经>诠释的创新之作》文章中说：“古往今来，《道德经》注家蜂起，蔚成大观。迄今为止，注释《道德金》的专著多达七千余部，关于《道德经》的译本达到1575种，涉及73种语言。”（见《文化创新周刊》10-03  02：55）

　　历史上不论是皇帝或文人、学者所注释幷自我标榜的《道德真经》，因为各种版本经文的用字、标点符号的位置，都没有完全一致的，谁都无法确定哪一种版本的论述真正符合老子的原意。特别是经文中存在很多录音不录义的字，即所谓“声训假字”，还有近形假字，故无论谁在读《道德经》时都不能望文生义，只能凭自己的悟性去猜想，正如谢宏宗在《道德经初探》“自序”中所说的：“谁也没有把握答案是否正确。”现在有许多后生人想读《道德经》，却不知道选择哪个版本较好！

　　两千多年来，不少文人、学士，还有官员、皇帝都在读《道德经》，而且所有读者都对《道德经》中的一些疑难文字作了注释或校勘。可以说，世传《道德经》有多少种版本，就有多少人在进行校勘。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注释者认识上的局限性，特别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上来校勘《道德经》，就难免要推行愚民政策，就难免用儒家、法家、兵家的思想（人道、诡道）来注释老子的自然之道（天道）。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由于经文残缺不全，而且存在一些假字、借字，除了帛书研究组进行校勘之外，199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高明撰写的《帛书老子校注》。由于高明是以众多世传本作为参考来进行校注的，故众多世传本注释者认识上的局限性难免被保留下来。

　　高明撰的《帛书老子校注》中,不论是帛书《老子》甲、乙本残卷经文，或是高明校勘、恢复而成“帛书老子勘校复原”的经文，与其它世传本比较，存在更多难懂的字。所以帛书《老子》甲、乙本经文中残缺的文字虽然得到填补，但仍然存在许多不符合老子自然之道（天道）的文字，仍然使人迷惑不解。世传各种版本用字又不尽相同，这使后世读者难以得到真经，他们谈“道”论“德”，遐想万千，猜测无度，有些学者说老子给后人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但这种任人遐想、猜测的空间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正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于2015年出版思履主编的《<道德经>全解》“前言”所云：“可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道德经》。”所有读者无不感到《道德经》真的是“玄之又玄”！

　　有学者认为，读古人的书，知其义者行之，不知其义者置之。所谓“置之”，即是“置之不理”。近年，还有学者提倡五十岁之后方始读老子的《道德经》，因为《道德经》中谜题太多了，而人“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此时读《道德经》才可能不误解其义。但是，历史上的事情幷非如此，例如王弼才活了二十三岁，俗话说“嘴边没毛，办事不牢”。但后学者对王弼所写的《老子道德经注》却比较有好感；另一方面，不论古今之文人、学者，或者官员、皇帝，他们虽然已届“知天命”之年，但对《道德经》的注释，仍然存在不少荒谬的论述。由此足见，即使五十岁之后才读《道德经》，也仍然存在迷惑。

　　又如李世民二十九岁当皇帝，就能运用《道德经》的思想治理国家，虽然也是“知其义者行之，不知其义者置之”，但却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昌盛、繁荣的国家。

　　这就表明，年龄不应该是妨碍人们学习《道德经》的羁绊，要想全面学习、正确理解老子在《道德经》中所阐述的哲学观点，最根本的办法是剔除《道德经》中那些“声训假字”和“近形假字”，找回能还原老子哲学观点的本义字。

　　所以，要恢复老子所阐述的自然之道（天道），首先要认清什么是“自然之道（天道）”，幷以老子的自然之道来校勘帛书《老子》残卷、《帛书老子校注》和世传本《道德经》经文的用字。正如《庄子·徐无鬼》所云：“以不惑解惑，复于不惑。”笔者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态来校勘《道德经》的，希望能在数以千计的文人、学士、官员、皇帝校勘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全面校勘，为了能够获得一部表达天道思想的、纯清的道德真经。

　　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论述的自然之道（天道），指的是：客观存在的物事，物事存在、变化、发展所遵循的客观规律，物事按照客观规律运化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化品德。也可以表述为：本源（自然物），法则（自然法则），品格（自然品格），简单而通俗地说就是：道，道理，道德。

　　

　　三、老子口述而无书写《道德经》

　　据史记所云，《道德经》是老子西去隐居时路过函谷关，受邀为关令尹喜讲“道”论“德”而留传下来的著作。笔者认为：

　　第一，老子西去隐居路过函谷关时（据传在约公元前516年），虽然答应关令尹喜之请而讲“道”论“德”，但只是口头讲述而非文字著作。为什么这么说？理由是：

　　（1）细读帛书《老子》残卷的经文或“帛书老子勘校复原”的经文，不难看出多有假字、借字、句子排列次序颠倒、口语韵味、说话时尾声拖长而造成误记……

　　（2）老子作为来去匆匆的过客，原先幷无系统思考、准备，只是临机而为，随想随说，关令尹喜及其助手记录，而后整理成书。

　　（3）由于记录者不理解老子所说的“道”是什么东西，仓促间又不便于向老子提出进一步咨询和讨论，更因老子年事已高，旅途劳累，体弱气虚，幷且带有地方口音，使听者难免有不甚清晰之处，所以因听错而用错字或因不懂而用发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记录“声训”，后人传抄又因笔误而产生新的错字，或者误校、误勘，使五千多字的书稿错字迭出。

　　（4）通读《道德经》可知，帛书《老子》与世传本《道德经》各章次序的排列幷不全同。就各章内容来看，帛书《老子》第72章（世传本第70章）内容类似于“序”，第35章内容类似于“跋”，而第1、第4、第6、第14、第21、第25、第40（世传本第41章）、第42章等各章是专论“道”的物质性和天体演化、自然法则的，其余的71章内容涉及“道”、“德”以及管理国家政务民事。但是老子幷未对《道德经》记录稿的文字进行核对，未对全书内容进行分类编辑，未对各章节次序进行系统整理、定稿，就出关西去了。

　　第二，老子口述“道”、“德”五千多字，早期称为“五千余言”，或称“老子五千余言”，或只称“老子”。后世学者引用老子有关讲道论德的话，文字上常常有所标识，例如加      成为老子，或加《    》成为《老子》。由于《老子》讲“道”论“德”，更由于所论之“道”、“德”博大精深，故被后人尊崇为《道德经》。

　　第三，从老子讲道论德的记录稿演变成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注释版本来看，《道德经》确实是经过后世诸多文人、学者、官员、皇帝相继补充、修饰才完成的。所谓“补充、修饰”，不论正确或者错误，都是一种校勘，这表明当今所见之世传本《道德经》（或《老子》），不论哪一种版本，都非老子一人之作，而是集众多学者之校勘而成书的，是汇集中华民族众多先贤智慧的代表作。

　　由于从关令尹喜的记录稿开始就不能正本清源，故《道德经》不能像《庄子》、《淮南子》，一经定稿成书，就一直保留不变的格式而流传着，实在是历史的遗憾。

　　现在，经过这次全面校勘的《道德经》，新经文共5204个字，其中勘字共635个，统计全书使用汉字共883个。

　　勘声和校义之后的《道德经》，愚民思想消失了，玄学思想消失了，法家“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之类非自然之道的东西消失了，有关老子“双重人格”的问题消失了。总而言之，《道德经》中原先存在的千年古谜，随着假字、借字之消失而消失了。现在的《道德经》，重新焕发自然之道的清新面貌，从而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天下人奉献一部道德真经。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校勘过程中难免有不确或疏漏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