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之中，传统价值体系是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传统价值观引导了中华民族走过几千年的文明之路，至今仍然保存在人们的思想精神之中。今日，全人类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大时代，迫切地需要推崇新型的价值观以塑造全球新秩序。中华文化中的传统价值，可为新型价值观的建造提供所需的资源。

　　当今世界危机不断发生，全球性挑战不断出现：恐怖袭击、民族冲突、地区动乱、环境恶化、经济危机等。人类怎么啦？世界怎么啦？关注人类命运的人均会发出这样的提问。

　　总体而言，人类历史是在进步而非倒退之中；人类文明主流从工业文明时代走进了讯息文明时代，人类社会因为工业化、信息化而进入全球化时代。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危机与挑战？是价值体系出了问题。自由民主模式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主导人类社会资本化、工业化的主流思想价值。1992年，美国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论断，认为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可是，20年之后的今天，这个“历史终结论”被无情的现实所否定，其错误的论断反而被终结。

　　自由民主价值观，曾经指引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曾经是现代人类文明的方向标与世界秩序的量度尺。当人类主流社会由工业文明走进讯息文明的历史新时期，自由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所存在的缺陷便表露无遗。当今，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处于发展不平衡状态，有的还处于农业文明前期，有的刚走进工业文明的门槛，而有的已跨过工业文明并到达信息文明的成熟阶段。由此，不同文明引致的冲突是产生世界危机的根源；也是检验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存在局限性的实证。

　　人类历史的潮流不会因曾经的进步而停顿，也不会因中途的危机而倒退。人类文明的大趋势正一浪高于一浪地向前运行，因此全人类的价值观也必须随之作出更新。由于全球化是全人类不可逆转的必走之路，因此处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民族必须充分融合，全人类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更完美的价值体系。面对全球的危机与挑战，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可给予深刻的启示。面对“普世价值”体系需要更新，中国的传统价值可以弥补“普世价值”的不足。

　　一、“普世价值”存在局限性

　　当今，世界上讲起价值观最脍炙人口的就是“普世价值”。这价值理念孕育于西方工业文明，被诩为全人类认同、超越宗教及国家民族、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理念。“普世”一词来自中世纪基督教的概念，“普世价值”的基本理念显然受基督教的影响，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无论在早期西方社会废除奴隶制度的时代，或者于近代工业文明时期，普世价值观对人类文明与进步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普世价值”的主要内容是：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由之再引伸出其他内容。

　　“普世价值”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否为所有人都接受的价值？实际上，“普世价值”并未普遍地被所有人接受，还存在着不少争论──

　　（1）客观论者认为：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每个人都有生存、自由的权利，人与人是平等的关系...。因此，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应受“普世价值”理念的约束。

　　（2）相对论者认为：“普世价值”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价值标准，是有条件的价值。不同国家或社会，人们对价值观的取向及对价值的衡量尺度不同。例如：生产力落后和生存资源短缺的社会，最重要的是生存权；为了绝大多数人均有生存上的保障，社会资源必须强制性地平均分配。还有：经济不发达及知识水准低下的国家，不可能实行民主，反而开明的独裁是国家制度较好的选择。

　　（3）和平论者质疑：为什么“普世价值”中不包括和平？其实，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绝对价值。如果世界没有和平，“普世价值”还有何意义？有人批评：近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的名义，挑起多场战争颠覆他国的主权；或者不顾实际的国情，干涉他国的内政，推行自由民主模式。由此，致使某些国家长期陷入动荡及战乱。对此，和平论者质疑，这是以“普世价值”为幌子，以自由民主为藉口，实质以战争手段操纵利益及掠夺财富。对“普世价值”的内容只字不提和平，不是疏忽之举而是有意为之。

　　（4）哲学论者以为：“普世价值”属于政治观上的价值；因此，必然有政治条件──不同的国家、社会、民族、文化等条件之下，价值则不同。比如，一个高度民主的国家，需要具备的条件是发达的经济水准、高等知识教育及良好的国民质素等基本条件。有这些条件，才可能现实利益平衡、理性处事和遵法讲理等。

　　（5）还有支持者认为：“人权高于主权”及民主化应“一人一票”选举，否则有违人权及民主等等。而反对者认为：历史上，民意曾经支持法西斯、种族主义；有时，民意祇为短期利益而不顾长期利益，或祇为个别国家利益而罔顾全人类利益，民主结果并非可靠无误。

　　“普世价值”引起赞同者和异议者的诸多剧烈争论。赞同者大力推崇其绝对性，指责那些有违“普世价值”的做法，是自绝于人类或反人类的行为，并将“普世价值”看作无形的人类法或国际法。异议者认为，“普世价值”是政治、文化的工具，用于操控世界的话语权。某些西方国家，利用“普世价值”的美好理念，制造各种堂皇的藉口干涉他国，实际是为自身谋取国家利益及集团私利。

　　从以上争论说明：一、“普世价值”存有许多异议及缺陷，不是绝大多数人均认同的价值，不可称有普世性。二、“普世价值”存在相对性，由于在不同条件表现的价值有差别，所以不具有普遍意义。

　　二、传统价值经历史检验

　　在怎样的宇宙观感应之下，会产生怎样的价值观。中华民族的传统宇宙观是天地人合为一体的理念，传统的思维是天道、地道、人道相副相通的整体观，因而传统价值观依循天地秉性而建构、形成起来。来自于整体观思维，中华传统观念认为宇宙之中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地存在。人与人、群体及社会也是这样。因而，传统价值会出现诸如：和谐、包容、中和及中庸等等理念。

　　在传统价值中，有两条最根本、最代表性的价值理念：一、基本价值标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的阐述是：自己不接受及不利的事物，不应当强加于他人；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不能对他人采用双重标准。二、崇高价值标准──“渡己渡人，利人利己”。现在的阐述是：为人准则，在自己追求进步、提高、解脱之时，应引导他人也得到进步、提高、解脱；处事准则，应做有利于他人也利于自己的事。实际上,处事有利于他人，最终结果是有利于自己；由利人而利己的行为，是最高精神层次的体现。为人能够做到“渡己渡人”，处事才能做到“利人利己”。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从社会性看，利人利己是人与社会关系的最高行为；从商品经济看，“利人利己”是人性的基础；从创造财富看，祇有“利人利己”的行为才是真正创造财富，其他损人利己等行为都是掠夺或转移财富。由此可见，“利人利己”是人性的高等层次。一个能“利人利己”的人，必是具备高度能力及高尚人格的人；一个能“利人利己”的民族，必定是具备高深智慧与文化的民族；一个能“利人利己”的国家，必定会成为伟大的国家。

　　无论是在哪个领域：许多成功、知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哲学家、教育家、作家等，这些大智大慧者不单以言行认定“利人利己”是人类的高尚价值，而且以非凡的成就印证了利人的最终结果必然利己。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种种事例，可以证实利人则利己的事实。

　　“利人利己”的传统价值，既体现崇高性又具备完美性。崇高性在于所想的不祇自己的利益，而且顾及他人的利益；所做的不只对自己有利，而且对他人也有利。完美性在于不是祇偏面地强调利己，而是同等地注重利人；将权益与义务相结合，使两者成为完美的统一体。这种价值理念的普世性表述：

　　基本价值的行为准则──任何人或国家追求自身正当的权益，不能损害他人或他方应有的权益；追求自己的生存发展，不能剥夺他人的发展权利；自己取得富裕强盛，不能造成他人贫困积弱...等。

　　崇高价值的行为准则──任何人或国家，创造的价值或财富不仅为自己所享有，也应当令其他的人或国家得到分享或受益；自己拥有生存发展权，也应维护他人的生存发展权；自己富裕起来，也应当协助他人摆脱贫困。

　　传统价值要得到兑现，需要有两方面条件：一、人本条件──当多数人都拥有高度的生存智慧和生存能力，所创造的价值和财富超出自己所需还能奉献社会、有益他人。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是人之常情与本性。有充足的物质财富，必将促进精神财富的追求。还有，多数人都拥有更高度的知识和智慧，所追求的价值和理想不仅丰富了自己，还会自觉地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和义务。二、社会条件──信息化和智能化。信息化的社会，讯息流通及知识普及，所有人从中获取各种知识与资讯，消除因讯息闭塞引致的愚昧与无知，民众的综合质素必然大为提高。智慧化的社会，由于科技知识的广泛运用，高度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令人类告别了资源不足、物质匮乏的时代，全社会因生存资源丰富、生存质素优化而趋于更加融合与和谐。

　　今天，人类主流社会已经到达成熟的信息化阶段，并将朝向智能化的阶段发展，社会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程度越来越高。人类文明大趋势，将令传统价值可以得到兑现，因为所需的人本条件与社会条件正趋于成熟。

　　三、两种价值理念的异同

　　“普世价值”与传统价值的内涵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将两种价值理念稍作比较，便看出两者的异同之处。

　　（1）权利与义务──“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自由、民主、人权及法治，并引伸出其他内容：公正、平等、博爱...等。这些内容主要强调的是人的权利，其中法治包含对权利的规范及制约。传统价值的核心内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价值、引伸的内容：仁、义、礼、智、信等；还有“渡己渡人，利人利己”的崇高价值，引伸的内容：众生平等、施舍行善、和谐包容...等。这些内容主要强调的是人的义务，其中更体现出付出与奉献精神。总之，普世价值以个人权利为先，而传统价值则是义务先于权利。

　　人类因互相需求而共构社会，所以每个人有社会权利，也必须有社会义务。特别在今日的全球化时代，全人类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的程度空前紧密。每个人的利益均是从社会中来，享有的权利均是社会所赋予，所以也应当为社会及他人承担相应的责任或义务。在原则上，从社会中获取更多利益的个体或国家，应当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或义务。这样，才能推进人类文明向前发展，才能令世人享有更高水准的普世价值。

　　（2）内涵相似──传统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内涵有许多相近之处，例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不但包含尊重他人的自由、人权的理念，而且增加责任的含意。儒家的五常与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相近的如：仁──博爱、义──公平正义、礼──尊重、信──契约精神等。道家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包含今日的环境保护理念。佛教的“众生平等”，不仅概括了普世价值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又包含保护动物的意思。还有，道家及佛家都推崇“渡己渡人”的理念，不仅体现助人行善的价值观，还从更深层次表达出，只有同进步、共荣辱，人类才能从根本上共享真正的“普世价值”。可见传统价值观之中，不但涵盖普世价值的内容，并且更为深刻、全面地体现人类的共同价值。只是传统价值理念的具体内容，应作时代的表述才合乎时代的精神需求。

　　（3）时间性和地域性──传统价值观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成果，经历几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至今，其价值依然不减，为今日的中国社会甚至国际社会所认同。可见，传统价值理念的根本精神，没有时间及地区局限性。然而，具体的内容及表述仍然披着古旧社会的色彩。而今，人类主流社会从工业文明过渡至讯息文明的历史时期，传统价值非常需要增添时代的内容与表述。这样，其价值体系才能更臻普适性。人类社会文明正在不断地演进──漫长的农业文明、中长期的工业文明、短期的讯息文明，面向未来是智能文明。如今中国及世界都应建构更崇高、完美及圆满的价值体系。经过历史检验的中国传统价值，应成为这个新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柱。近年，中国提出一些理念：和谐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均是从传统价值中发展出来的命题并赋予时代的内容与表述。现在，应该是到了对传统价值作全面的时代转化的时候了。传统价值体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道德等方面价值。这些价值是中华文明的成果，也属于全人类的成果；不仅适应当今的讯息文明社会，而且也将适应未来的智能文明社会。

　　普世价值观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经过中西文明的交汇传播至全球。为什么“普世价值”近世纪才在西方出现？早期，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及知识落后，社会现实祇有独裁、极权、专制及人治，不可能产生自由民主社会。近世纪，工业文明孕育了资本社会，促使生产力及知识进步起来，才开始发出普世价值的呼声。真正成功的民主社会均出现于经济富裕、教育发达的地区或国家，而落后国家所推行的自由民主均存在缺陷，所实践的普世价值多数难以成功。这说明普世价值的社会实践，需有合适的时间及社会环境。

　　（4）时代性与永恒性──普世价值经过延伸再发展出其他时代性理念，环境保护是其中之一。近代，出现环境保护的理念并得到所有人强烈呼应，是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农业社会的生态环境良好，没有污染问题；工业社会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工业社会的环境恶化更引起世人高度关注。环境保护的理念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时代性的价值观。未来，讯息科技发展所衍生的讯息干扰与污染等，将出现新的价值诉求及新理念。例如：讯息清洁理念，清理有害、虚假、干扰之类的污染讯息。

　　传统价值的内涵丰富，有些内涵已经作出时代的解读，结合当今的内容并体现出其价值的时代意义；有些内涵需要与时俱进，跟随时代变化而创新与发展。例如：传统价值中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不止包含纯粹的环境保护，还包含人适应大自然，以及人与大自然良性互动的理念。例如：人类应适度开发自然资源及规范人工改造自然环境，这样可以提前避免导致各种后遗症。传统价值的基本精神不会变，但是具体内容应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总之，传统价值的精神应与不同时代的实际相结合并在继承中创新，才能展现其永恒的价值又体现其时代的意义。

　　四、推崇传统价值的意义

　　今天，全球化浪潮不仅推动经济全球化，还将推进东西文化的汇合与交融。来自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大量输入到中国，而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也必然令中国的价值观念输出到全球。两种价值观念的融合，将更大地丰富与完善全人类的价值体系。“普世价值”产生于西方的工业文明，显现了西方的文化色彩，曾经照耀着近代人类的文明之路；传统价值孕育于东方的中华文明，表现出东方的文化特色，并且照亮了漫长的东方文明。经过历史长期验证的传统价值，时至今日其中的思想精神价值依然不减。传统价值理念具有普适性，只是在不同的时代需要作相应的表达。所以，无论在国内社会或者国际社会中，推崇传统价值均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内社会的广泛意义──

　　（1）中国要持续发展，需要推广一套更高文明的价值标准为精神引擎，以推动全体国民质素全面升级。祇有国民质素不断提升，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信息文明的时代，令所有人的知识、视野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与开阔。正如：数百年来，西方的工业文明产生“普世价值观”，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促进西方的经济、科技取得高速的发展与巨大的成就，并且推动了世界的文明与进步。百年来，中华民族以传统价值理念、自强不息的精神，从磨难、波折、积弱之中迈向富强与崛起。而今，乘借信息文明的大势，可以使传统价值理念再次释放精神能量，可为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

　　（2）国内的社会治理，需要拥有一套更高文明的价值标准作为社会指引，以维系社会和谐与稳定。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发展，经济浪潮冲击全社会及每个人。社会的大发展，伴随着大变化及大波动；只有有效的社会治理才能维护社会大平台的稳定，保证社会整体健康地运行。有效的社会治理，除了需要更完善的法制体系，还需有完美的思想道德体系。两者的结合，可令社会治理既有法治保证也有德治保障。

　　传统价值理念为社会的德治提供了完美的价值标准。例如，在经济大浪潮中，人人均想致富。怎样的致富方式才能被接受及受鼓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价值理念的精神，完全适用于当今的社会。这种精神可以做时代的阐释：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对财富的追求应给予肯定。其财富的来源既应合法也应合理，其创造财富的结果既利于自己也利于他人，而不是纯粹挪取社会财富或转移他人财富而致富。这样的致富方式才值得社会的赞赏及推崇，也才有利于社会经济有序健康地运行。

　　今天，讯息化为社会的德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讯息大流动令社会的透明度、舆论的监管度大为提高。如何在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中建构理想的德治体系，对社会治理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3）精神财富的资源宝库

　　中国社会要真正、全面富强起来，不仅要有丰富的物质财富，更要有丰盛的精神财富。传统价值中高尚的精神资源，如果得到转化、发展成为当代的精神财富，将推动整个社会迈向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大发展以来，社会的物质财富空前繁荣，而精神财富却未有同等地富足起来。社会上，普遍的价值理念注重物质财富而忽视精神财富。由于价值理念受扭曲，社会中存在过度的物质欲望而缺少精神理念的追求。因此，经济发展衍生不少后遗症：信仰遗失、道德滑落、贪污腐败、低级娱乐及环境破坏等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均衡发展，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古人说过：“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至理名言，对当前推动精神财富的创造非常有启示性。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令民生富起来，是地利；信息化时代令民智更聪明，是天时；精神文明的建设，将民心凝聚起来，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是中国推进精神财富再创造的完满条件。之前，中国从几十年创造的经济奇迹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未来，中国将从创造的文化奇迹中，树立起风靡世界的精神文明。相信这个预期，必然会成为现实。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相推相生、互为因果的关系；两种文明互动共振的结果，是文明发展最高的形式。所谓“一阴一阳为之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并举地发展，是中国社会走向高度文明的必行之道。

　　（4）推动国家统一的合力

　　传统价值是推进国家民族统一的最大动力。近代历史的原因，两岸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的经历与体验不同，因而价值倾向存在差别。几十年来，大陆人民价值理念倾向于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台湾人民的价值理念倾向于三民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然而两岸人民完全共同之处，都是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几十年来的不同价值倾向，与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理念，两者简直不能相提并论。经济状况会变化，政治路向也会改变，时代性的价值倾向也会随之调整。两岸关系，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价值理念的引力之下，终归祇会合为一体。传统价值，是两岸之间一条最为牢固的纽带。

　　随着中国社会文明与进步，在传统价值精神的聚合力之下，相信两岸存在的不同价值倾向可以并存以及融合。两岸不同的价值倾向，均成形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替时期，属于时代性的价值。而今，两岸均跨进信息文明的历史新时期，因应文明的升级，两岸对价值理念必然有更高需求。以传统价值精神为根基，两岸的价值理念可以整合，形成信息文明社会共同的价值理念。价值理念的统一，终将促成国家民族的统一。

　　（二）国际社会的广泛意义

　　（1）推崇传统价值，可令中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拥护；不仅为未来的发展营造和谐的环境，而且为民族的崛起取得更广泛的合作与支援。

　　历来，每逢大国的崛起，多是通过对外扩张及侵略而壮大起来，从而迫使其他国家民族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正在崛起的中国引起诸多的猜忌与恐惧实属常情，引来攻击与诽谤也是不足为奇。百年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奋斗，抵御了外来的侵略与掠夺；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摆脱了贫穷与落后，终于从积弱中走向富强。这一切，正是以实践与行动向世界展示“自强不息”的传统价值理念，并向世界传递出重要讯息，中国必将追求和平崛起。

　　当今，中国的周边邻国众多，在崛起的过程中，与邻国之间曾经出现某些磨擦或冲突，然而这些矛盾最终都可以和平地化解，甚至戏剧性地由对抗意识转化为合作意愿。许多例子表明，中国成功的睦邻国策出自于伟大的文化与崇高的传统价值。对待邻国关系，中国强调以对话代替武力，以合作取代对抗的做法，令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这正是传统价值理念中“协和万邦”及“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最佳实践。

　　（2）推崇传统价值，对维持国际秩序与社会和谐将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历来，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及生存发展之争。在科技、生产力落后的年代，主要冲突在于争夺自然资源及操纵市场，其形式是赤裸裸的战争。在科技、生产力发达的近代，主要的冲突在于生存资源的控制及反控制、国际财富的掠夺及反掠夺，表现形式是金融、贸易、科技方面的无硝烟战争。无论什么形式的战争，本质上都是损人或被损的生存斗争。

　　当今，全球化的大形势之中，文明的落差与发展不平衡，成为国际之间矛盾与冲突的主因。科技发达的国家已经到达信息文明的阶段，发展中的国家正走向工业文明的阶段，而落后的国家还处于农业文明的阶段。同在地球村，发达与落后的国家之间，已经裂开了巨大的鸿沟；富裕与贫穷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悬殊导致严重的两极化，这是世界动荡或地区动乱的根源。中华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对国际社会的治理与世界秩序的维护有深刻的启示。

　　（3）推崇传统价值，能够更完满地充实现有的价值体系。人类主流社会进入了信息文明时期，原有的价值体系需要更新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价值经历了漫长历史的提炼，并验证其中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有重大价值，是整合新的价值体系的重要资源。

　　“普世价值”产生于工业文明时期，曾经展现诱人的魅力而风行世界。但近代的实践证实，“普世价值”确实存在缺陷与局限，在国际事务中产生了正面的效果也带来负面的作用，致使“普世价值”的光彩正逐渐地褪色。例如：“普世价值”中的民主理念被简单地用于选举制度上，虽然民主表决不失为解决文明冲突的有效方法，但是却令部份人完全否定另一部份人的意愿或权益。民主的主要价值在于防止少数人独裁而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其效果却可能是极少数人的差额否决大比例人的选择。即人数百分之二的差额可以否定百分之四十九的意愿。如果民主的理念融合“中庸之道”传统价值理念，则民主理念的实践结果将趋于更完满，社会必会因之更和谐。

　　“普世价值”中的自由理念赋予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然而自由是相对的及有限度并且需要附加前提条件。即，任何人只有不干扰或不损及他人，才有权利拥有所要的自由，也才会被其他人认同及赋予价值。人的群居性及社会的群体性决定了个人的自由应受到约束──既应受法律的约束也应受道德的约束。如果自由的理念融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价值理念，则令自由的理念更加完整，社会矛盾也会相应减少。

　　由于“普世价值”的缺陷及局限性，令自由民主的理念在国际事务中屡屡被不正当地利用。有的政府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公然干涉他国的内政，也有国家用自由民主的旗号发动对外战争。几十年来，国际上一次次地出现局部冲突或战争，同时一次次地给予世人深刻的教训：自由民主被利用成为某些利益掠夺者的工具，令其他国家或地区陷入动乱不已的境地。

　　面对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普世价值”已经无法回应时代的需求，原有的价值体系应当更新。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是全球的新呼声，是全人类的新追求。这个理念得以实践，受惠的是全人类，所以特别地称之谓“普惠价值”。这理念是传统价值理念“天下大同”的当代表达。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普惠价值”需进一步发展成为完整体系，传统价值中有丰富精神资源可供发掘与运用。

　　五、传统文化与中国崛起

　　正在崛起的中国全球瞩目。怎样崛起以及能否成功崛起，不止事关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而且会深刻地影响全世界的未来。中国的崛起必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与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由两方面最主要的因素所决定：

　　（一）中华文化支撑和平崛起

　　历来，中华民族所推崇的是“王道”文化而反对霸道思想；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并且，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强调和谐，所谓“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等。历朝历代，中华民族主流对外关系是睦邻安邦，而非对外扩张及侵略。近代，中国外交关系中提出"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也是出于和谐的理念。当代，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正是传统价值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伟大精神的时代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的最高及最终形式，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实施的一带一路的举动均受到世界的热烈呼应，因此中国必仰赖中华文化、价值观而崛起。

　　（二）时代机遇契合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之初，正值人类主流社会由后工业文明进入信息文明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因经历了工业文明的洗礼而奠定了崛起的实力。

　　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全面走进工业化道路。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增加自然资源消耗，确实不利于长期性、持续性地发展。好在这时人类的科技高速发展，科技的运用不但开发了更多的新型资源，而且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因此，中国的崛起过程不会太大地受自然资源的制约，不会因为自然资源短缺而重蹈历史上大国崛起所走过的扩张、侵略及掠夺的老路。

　　信息文明时代的到来，中国成为新时代的受益者。其一、信息令中国十四亿人的知识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智力水平得到全面地提升。十四亿人的创造力成为中国得天独厚的无型资源与优势，也是大国崛起强劲的动力。其二、信息化推动全球化，为中国与世界的全方位融合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本质上是文化融合的过程，科技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及其他思想文化方面，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在农业文明时期，社会的主要资源是土地；工业文明时期，社会的主要资源是原材料；而信息文明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资源是讯息和知识。只要利用好讯息知识资源，社会发展所需的主要自然资源完全可以得到解决与满足。所以，信息化时期是中国崛起的最佳时机。

　　回顾大国崛起的世界历史，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之初，均受到守成大国的打压；崛起之后的大国，大多采取向外扩张及侵略的政策。因此历史上，大国崛起为世界带来动荡与战争，也为其他国家民族带来灾难及伤害。最突出的两个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英帝国开始崛起弥后成为第一强国，主导国际事务一百年。曾经统治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及人口，建立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当时的英国，乘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势而崛起；举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推行全球扩张的政策，势力遍及亚洲、非洲等；用黄金英磅建起金融霸权，实行殖民统治掠夺世界的资源及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强势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主导国际秩序至今将近百年。美国以强大的美元垄断及控制全球的经济，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帝国。美国凭着开创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崛起；举起自由民主的旗号，推行全球战略，军力分布全世界每个地区；以石油美元建起全球金融霸权，实行金融殖民，豪取巧夺地转移全世界的财富。

　　有趣的是，美国崛起之初曾经在欧洲兴起“美国威胁论”。欧洲人企图肢解美国以阻止其崛起，英国人介入南北战争有意分裂美国。这些现象与当今世界出现“中国威胁论”同出一辙：美国支持台湾及介入西藏、新疆的分裂势力，企图肢解中国以阻止中国崛起。历史的重演，其过程何其相似。尽管受到种种挑战，但是中国的崛起无法被阻挡。其深层的原因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价值理念无法被颠覆或取代。历史的经验证明：强大的军力不能征服世界，强盛的经济不能主宰世界，强势的政治不能控制世界，唯有文化与价值理念能持久地感召世界。

　　从大国的崛起看到，大英帝国发迹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崛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兴盛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发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兴盛于讯息产业革命时期。放眼看，中国发迹于后工业时期与讯息产业革命时期，将崛起于第三次世界大变革，并兴盛于智慧产业革命时期。是次，中国举起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推行的是全球共享、共赢战略，惠及所有贫富的国家或地区；得到的是中华文化与全球文化大融合，世界将整合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空前繁荣的大社会。这不是空想，更不是猜想，是智能文明的社会形态必然会经过彻底地重构与重塑,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最终必然整合为全球性的超级大社会。

　　世界最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汤恩比（1889-1975）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预测：“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祇有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有能力解决二十一世纪世界的问题”；还说：“将来这个世界会统一，统一世界的不是美国人，不是欧洲人，是中国人”。这里所指的统一，相信不是指通过政治、经济或军事控制世界，而是中国文化的高明智慧与价值理念团聚世界，实现人类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大一统。这个预测，显露出深邃的洞察力；有深度哲学思维的人，对此观点必然心领神会并且深信无疑。

　　六、价值观引领民族复兴

　　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理想与信念的最高体现，决定民族的整体大局，指引未来的发展道路以及成就民族的进步事业，最终关系着民族的盛衰。

　　价值观主导着一个民族追求的目标、前进的方向，从而确立相应的道德标准、判断标准与行为准则。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形成，有历史性的因素及时代性的因素；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条件之下，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

　　在农业文明时期，中国的农业经济经历漫长的年代。中华民族的基本、普遍的价值观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这可谓是普世性的价值观。农业经济社会，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是所有国民的根本追求。这样的价值观适应农业文明社会的历史条件，同时符合当时的生存环境的需要。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践行这样价值观的朝代，社会都呈现繁荣昌盛的景象。

　　到工业文明前期，英国开启了工业经济的时代。工业经济社会，自然资源及世界市场是西方工业国家民族的主要追求。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宣扬、推销自由贸易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适应工业文明社会的历史条件，同时符合工业时代生存发展的需要。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之下，大英帝国开拓了人类历史上最广的领地，从而实现了大国的崛起并且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后来，英国的自由贸易价值观变了形，沦为殖民侵略和殖民掠夺或不道德的贸易，中国的鸦片战争即由之引发。价值观的堕落，引起殖民地的国家民族纷纷起来抗争及独立。之后，英国的国运因此逐步呈现衰落。

　　后工业文明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国家，经济上大发展因而生活水准大幅提高。这时期，发达的国家民族主要追求的是良好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秩序。这时期，美国及西方工业化国家大力推崇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适应成熟的工业文明社会，同时符合工业化时代的生存环境的需要。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之下，美国建构起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金融体系，因而崛起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由此，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成为文明社会的象征，而被人冠上普世的名衔成为“普世价值”。实际上，这种价值观不具备普世性，并不适合于尚未进入工业文明的国家民族。而正当美国在全世界高调地宣扬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过程中，这种价值观却正在逐渐发生变质，自由民主成为美国频频输出战争的幌子，并且沦为操控世界利益及转移全球财富的工具。这时，价值观的变质预示着美国将开始步向衰落。

　　进入信息文明时期，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民族已经开启资讯、知识经济的时代。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并不缺乏自由民主的作用而是需要防范自由民主会否被不当地利用或滥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已经不是人们的核心追求，人们更重要的追求是资源分享（社会资源、科技知识资源等）的价值观。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正落后于时代，唯有新型的价值观才能适应信息文明社会的需要。正当此时，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新型的价值观。这宏伟的理念不仅写进中国的国家宪法，并且列入联合国的重要文件之中。

　　历史的经验说明，价值观的形成有其历史条件；价值观是否顺应历史潮流，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

　　（1）价值观是人类文明进程中自然形成的思想观念。不同的文明时期，人类社会必然产生不同的价值追求，因而形成与文明型态相符的价值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形态不同，因而所形成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就是说，价值观不是固化不变的理念，而是随着文明形态的演进而发展。

　　（2）价值观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衰。从前述的历史经验可印证，持有什么价值观，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发展格局、发展道路及命运盛衰。

　　价值观对中国国内社会所起的作用：一是，价值观发挥民族的凝聚力、精神的感召力。二是，价值观规范民族的道德标准、判断标准及行为准则，形成民族和谐、团结的同心力。三是，价值观一致的民族必定有强大的实行力，这是促成民族事业兴旺成功的关键动力。

　　价值观对国际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一是，新型的价值观可展现出民族魅力，建立起崇高的国际地位。二是，推崇新型的价值观能够最有效地发挥世界影响力，是国家民族的软实力。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价值观，不仅适应信息文明社会的历史条件，同时符合全球化时代的需要。信息文明社会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促使人们对生存发展有新的追求。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必然会分化、延伸出更多的价值内涵。价值观是社会文明演进的产物，新型价值观的产生是社会文明升级的标志。今天，中国正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为导向，引领着中华民族与其他国家民族走向合作发展的广阔道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展现出中华民族具备高大志向、宏大胸襟，以及空前自信的气度，展示出中国的国运正在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