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1868—1912）开启日本国家现代化，其政治形式表现为：废止以天皇为主权者和以幕府将军为统治者的二元制，恢复天皇既是主权者，又是统治者的一元制。【加】诺曼(E. Herbert Norman)着，姚曾广译：《日本维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页。日本明治帝国在前后三十五年间建立了起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先是成功地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同时转变成压迫朝鲜与清朝（含台湾）的军国主义国家。其间历经了三次战争：1894—1895年淸日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895年开始殖民台湾，1910年强占朝鲜半岛参考萧樾：《世界政治地理学基础》，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112页。；最终在1931—1933年攻击了满州，割裂了中国。【加】诺曼(E. Herbert Norman)着，姚曾广译：《日本维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第7页。这个过程似乎见证了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就像罗马的两面神，既解放又压迫参考【英】J. Painter and A Jeffrey着，谢明珊、陈坤森译：《空间与权力》（Politic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Space and Power），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5－216页。：它可能是反压迫的解放性力量，又可能同时演变为压迫他族的残暴性力量。没有成为西方殖民国家殖民对象的日本，获得明治维新开启日本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一、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动者

　　明治维新的发生，可以从国内及国外两方面来考察。就国内来说，在萨摩为首、长州为辅的四个西南藩另外包括土佐、肥前两藩。的支持下，形成了一个反幕府的联盟。明治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某些下级武士和浪人，他们得到一些公卿的政治支持，例如岩仓具视、三条实美和德大寺；也得到商人（町人）的经济支持，例如大板和京都的町人。【加】诺曼(E. Herbert Norman)着，姚曾广译：《日本维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第18、28、36、51页。在下级武士之中，人才辈出：诸如长州的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井上馨、前原一诚和广泽真臣，萨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黑田清隆河和寺岛宗则，土佐的阪本龙马、板桓退助、户藤象二郎和佐佐木高行，肥前的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和大木乔任等均是。他们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官僚阶段，并控制了明治维新的政治舞台。在那些武士中，哪些人最关键？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存在不同论争：有学者认为大久保利通最重要。【美】 戴伦·艾塞默鲁、詹姆斯·罗宾森（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着，吴国卿、邓伯宸译：《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或译《国败论》Why Nations Fail ?），新北远足文化2013年版，第301—329页。亦有学者认为盖渠、西乡隆盛也是明治维新运动中的关键人物。盖渠参加了1871年的岩仓使节团赴欧访问，因有感于西欧国家现代化之成功，主张日本现代化之任务以内政为先，而与西乡隆盛等外战派分道扬镳。后者主张征伐朝台、以安慰没落的士族；前者被称为内治派，后者被称为征战派（即外战派）。本文认为阪本龙马、木户孝允（桂小五郎）、西乡隆盛等“维新三杰”很重要，其中尤以阪本龙马最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阪本龙马的撮合推动，就没有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和西乡隆盛所促成的萨长联盟；没有萨长联盟，就没有倒幕的力量；没有倒幕的力量，自然就没有日后的明治维新。换言之，没有“维新三杰”，就没有明治维新。参见李炳南：《明治维新／阪本龙马 vs 辛亥革命／孙中山》（未刊稿），2016年6月12日。

　　为什么这些下级武士和浪人成为日本现代化的先锋？有学者以为，由于他们摆脱了本藩的干涉和种种义务，而又身处西南海疆，因而得以学习西学（兰学）兰学：来自荷兰的学问。，因此特别适合于在抗幕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加】诺曼(E. Herbert Norman)着，姚曾广译：《日本维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第31－32页。他们是进步性的先锋、现代化的前卫。但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或百日维新则不然，洋务运动或百日维新的领导者，是旧体制中的士大夫，既受原体制之束缚，又缺乏外部力量的支持，故肩负不起维新责任。

　　二、明治维新的政治现代化方案

　　（一）“船中八策”

　　在日本的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的政治社会变革。其一，为公元646年的“大化革新”。 其二，为公元1868年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以西欧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依据，“脱亚入欧”。参考【英】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n）着，张晓华等译：《资本的年代》(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第304－305页。明治维新的代表性文件之一就是1868年3月14日颁布的《五条御誓文》，其内容为：【加】 诺曼(E. Herbert Norman)着，姚曾广译：《日本维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第93页。“第一条：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第二条：应上下一心，盛行经论。第三条：应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第四条：应打破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第五条：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此外，比《五条御誓文》更为重要的现代化政治方案文件是《船中八策》。《船中八策》是明治维新的最具代表性的文件。《五条御誓文》不如《船中八策》的具体详实；《船中八策》更能体现明治维新的日本现代化方案。《船中八策》先由维新三杰之一的阪本龙马所提出，后由岩仓具视所实践。因此，阪本龙马的《船中八策》和孙中山的中国现代化方案（《建国方略》）作比较，是一件有趣，且有学术价值的事，兹分述如下：第一策，大政奉还日本天皇之朝廷，是君主立宪的根基；同时并取消德川家康以来的幕府政权，幕末贤侯会议的准邦联状态乃告结束。就此而言，孙中山系采取共和立宪的主张，而放弃了君主立宪的途径。第二策，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使其参与国家万事。国家万事由公议决定，这是第二策的核心，这个核心是采用德意志帝国两院的议事机构。而孙中山的国民大会比较类似于苏维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第三策，招揽有才能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人才为顾问，并赐予官爵，借此打破了幕府所建立的森严的武士阶级社会。孙中山则借考试制度以抡才擢贤。第四策，与外国交际，广纳众议，并重新订定至妥之新条约。这一策是要避免列强瓜分日本于未然。孙中山的主张却不若阪本龙马之明确。第五策，整理律令，重新选定永世大典。这一策是为奠定近代日本法制国家的基础。就此而言，孙中山主张五权宪法，但未着墨于近代整体法律制度的建立。第六策，扩张海军。此项政策的目的在于建立近代日本海军，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成为东亚军事强权的关键。孙中山则在饱受军阀割据之苦后，才在苏联的协助下建立黄埔陆军。第七策，置亲兵守卫皇都。阪本龙马在日本明治维新史中，是保皇派，是习夷派、但非攘夷派；孙中山并非保皇派，是习夷派、但也非攘夷派。阪本龙马的革新策略，是借虚位的日皇，革实权的幕府，成功了；孙中山的革新策略，是借无权的知识分子革实权的清廷，只取得部分成功。第八策，金银物货应与外国平均，并制定其法。这项政策，使日本走向开放、面向海洋。就此而言，维新后的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则还是一个内陆型国家。

　　不过最重要的差别，是提出时机的不同。阪本龙马的《船中八策》，是作为一个蓝图向四贤侯指幕末时期的四大强藩萨摩、长州、肥前和土佐等诸侯。会议提出的，实则就是大政奉还天皇之后的整套日本现代化方案。重点是这个方案已先得到四大强藩四贤侯的同意，因此顺利地成为明治维新的蓝图。本文认为，这是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关键。至于孙中山推动的辛亥革命，则成功来得太快，革命势力还未来得及整合，清朝已经灭亡，此后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路走得并不顺利。就此而言，阪本龙马既是一个革命家，也是一个实践家；至于孙中山虽是一个革命家，但就现代化方案之实践言，就不算成功。

　　（二）自由主义运动

　　1884年新贵族的出现，实源于1880年代明治日本的自由主义运动，此运动虽有进步的性质，但也有保守的一面；这种情况是由它的成员所决定的。它的成员主要包括两类：一为分散各地的地主，一为失去地位的武士。就地主而言，他们是政府抽征苛重地税的对象，又是小商业资本家，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对明治政府的态度：一方面表现出反对抗议，另一方面却温和妥协。同上，第173－174页。就失意的武士言，他们则转而成为自由主义运动思想的倡导者，他们既是藩阀封建体制的残余势力，又是明治维新政策的受害者，他们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的态度：一方面虽表现出反抗意识，另一方面却又相对保守。

　　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明治政府终在1884年7月恢复贵族制度，新贵族（即华族）是由旧公卿(宫廷贵族)、大名(封建贵族)、和维新以来功勋卓著的人物等三类所组成；新贵族后来就成为1889明治宪法实施后贵族院的主要成员。这一措施实质上保证了旧封建势力对明治政府的大力支持。应该予以说明的是，这些措施来自于伊藤博文的建议和实施，当时伊藤担任1884年所设的制度取调局(宪政制度研究局)的总裁。同上，第186—187页。

　　明治政府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有限民主。请看以下有关选民资格的相关规定就可略知一二：同上，第89－190页。1.1890年只有在选举名册制定前一年缴纳直接国税(土地、营业及所得税)十五日圆以上的人方有选举权，选民共46万；2.1899年降至五圆，1900年再升至十圆，选民增加三倍；3.1920年再降到三圆，选民才增加到300万以上；因此，明治政府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其本质就是典型的资本阶级民主制度。

　　三、明治维新的经济现代化方案

　　（一）土地改革

　　明治初期的土地改革，也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与影响。先谈土地改革的内容。在“版籍奉还”政策后，明治政府就开始进行土地私有的合法化了；随着土地私有化后，土地丈量随之而行。这一切变革的目标都着眼于“地税改正”。1873年《地税改正法》公布，地税的三项基本原则：1.过去的征收标准是收获量，此后则以颁定的地价为准；2.征收税率一律为地价的3%；3.废除实物征收，改征货币。【加】 诺曼(E. Herbert Norman)着，姚曾广译：《日本维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第188页。

　　这个变革的直接影响：首先，确保了政府财政的收入来源的稳定，并使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其次，改征货币，则迫使部分米粮流入市场，因而促使市场制度发达起来。此外，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土地的私有化促使了土地的兼并，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这些多数剩余劳动力继续留在农村，部分成为佃农或家庭工业的劳动人口。而少数的剩余劳动力则向城市流动，成为日本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纺织业）的劳工，其中女工占多数。同上，第152页。

　　应该说明的是，留在农村的佃农比例很高，这对土地劳动关系影响很深：其一，土地日益细分，农业经营规模变小；其二，地租日益上升，佃农所得的产品比率仅为32%，地主55%—56%，国家13%—12%。 同上，第150页。这种高额地租，一则妨碍了地主将土地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过程，二则形成了半失业而贫穷的农村人口的阶层。本文认为，明治政府殖民下的台湾土地上的劳动关系应该也出现类似的贫穷佃农阶层的现象。这或许是国民政府光复台湾后，不得不进行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的历史原因。

　　（二）工业化

　　明治初期的工业化，集中于广义上的军事工业，如机器厂、兵工厂、铁工厂、造船厂和矿场等。这些工业在国家保护和补助庇荫下的温室产物。这种“重工主义”与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着重国际贸易以寻求资本积累的“重商主义”明显有别。尽管当时日本国内资本缺乏，明治政府领导人还是拒不接受有危及国家经济独立之虞的巨额外国贷款的诱惑。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那些明治维新领导人的远见。同上，第111、115、119页。至于孙中山的主张则不然，他在实业计划中，主张借用外债以促进中国工业化，这与明治政府的工业化政策显有重大的不同。质言之，孙中山对资本主义霸权的侵略本质的瞭解似乎有所不足。

　　对军事工业严加管制，而同时对他种企业给予适当保护，是明治初期工业化的最显着特征。这个特点的结果意味着资本和经济控制权渐渐集中于政府所支持的财阀手中，如三菱重工。此外，军事工业逐渐壮大，遂使原来失势的武士阶级有了新的政治舞台，这是明治军阀主义起源的根本原因。例如明治政府就曾经无偿地给了三菱创办人（土佐藩的）岩崎弥太郎十三艘船舶，以供他在1874年远征台湾作军事运输之用。【加】诺曼(E. Herbert Norman)着，姚曾广译：《日本维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第130、133、135页。质言之，这是近代日本“日圆”与“宝剑”互相依存、合而为一的过程。

　　四、结语

　　明治维新是19世纪60年代末在日本进行的由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运动。《船中八策》最能体现明治维新的日本现代化方案，与孙中山的中国现代化方案相比较而言，虽然具体政策各有不同，但在外交、法律、海军等方面前者更具进步性。明治维新的成功奠基于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改革。日本现代化方案的土地改革方案的影响极为深远，工业化也极为重要，对军事工业严加管制，同时对他种企业给予适当保护，是明治初期工业化的最显着特征。总而言之，明治维新的日本现代化方案就是欧化方案。这项现代化方案让她赶上了西欧殖民主义国家，但也同时让她步入了西欧国家殖民主义的老路。


　　李炳南李炳南，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