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题为“两岸共构文化中国”，副标题为“筑高墙、广积粮、不称霸”。本文将以最近中、美之间的“文明冲突”作为切入点，说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是西方文化的产物。面对美国的这种挑战，最好的对策是坚持“筑高墙、广积粮、不称霸”的原则，“两岸共构文化中国”。首先，我需要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所谓“文明冲突”和“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就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不是源自东方文化。东方的中华文化讲究的是“互利共生”，不是“文明冲突”。

　　一、“文明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当中国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中美已经掉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将无可避免地在各个领域展开斗争。川普上台后，中美在经贸、台海、南海、5G等方面的搏斗，都逐一表面化。最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连续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北极地区的发展、南海能源开发、华为的安全及太空领域威胁提出了严厉批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日前指出，蓬佩奥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基于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之理念”的战略，这里所谓“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国。斯金纳说，“这是一场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战争”；她又说，“上世纪与苏联的那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内部斗争，而现在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强大的非白人的竞争对手。”

　　（一）“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描述并分析古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基于恐惧和自身利益，必然要响应这种威胁，双方无可避免要发生战争，最后是玉石俱焚，双方一起毁灭。

　　这种论点在西方学术界可谓源远流长。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即在《外交季刊》上发表其著名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后来又将它发展成为一本专书。亨廷顿认为世界主要有八大文明，分别是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教、东正教、西方、拉美及非洲文明，从廿一世纪之后，人类的冲突不再仅是国与国之间，更多地将是文明与文明之间。在刚进入新世纪之初，911事件的发生，“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之说；在西方国家借“反恐”之名，将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之后，他们又发现新的打击对象，那就是“中国”。

　　（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明

　　我们可以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来说明：不论是“修昔底德陷阱”也好，“文明冲突论”也罢，其实都是西方人在其文化传统里构想出来的概念，跟中华文明“互利共生”的传统并不相容。德国哲学家雅斯培在他所着的《历史的根源和目标》一书中指出，在纪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的600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枢时期”。在这段期间，世界上几乎是彼此互相隔絶的地区，分别出现了许多思想家，由四位伟大的圣哲分别将其整合成独立而且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是：苏格拉底、耶稣、孔子和佛陀。

　　佛教在汉明帝（公元28-75年）时代传入中国，和中华文化传统互相结合，塑造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亚文明，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占了一千多年的优势。儒家文化最大的特点，便是擅长于吸纳外来文化。“辽以释废，金以儒亡”，许多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之后，都因为接受业已融为一体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而被儒家文化消化掉。

　　二、广积粮：“不患寡而患不均”

　　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抗元。攻占徽州之后，他亲往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请教治国平天下之策。朱升送他三句话：“筑高墙、广积粮、缓称王”。1969年8月，美苏两霸都挥舞大棒，威胁中国。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现在的最佳对策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在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说明当前“文明冲突”的世界大局时，中国应当提出的对策是：“筑高墙、广积粮、不称霸”。所谓“不称霸”是絶对不跟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所谓“广积粮”是积极解决国内“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所谓“筑高墙”，这是“两岸共构文化中国”。

　　面对美国“文明冲突”说的挑拨，中国必须坚持“不争霸”的基本态度。在本节中，我要说明的是：从儒家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广积粮”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要解决“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正当香港“反送中”运动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突然看到朋友传来一则讯息：目前深圳正在推动一项住房改革方案。预计到2035年的时候，商品房、人才房、安居房、公租房将分别占住房总供应量的40%、20%、20%和20%；后面3类住房的价格，将分别为商品房的60%、40%和20%。

　　看到这则消息，我立刻想到《论语》上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季路禀告孔子，鲁国的权臣季孙氏将出兵讨伐鲁国的附属小颛臾。冉有认为：“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责备他：“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一则对话，很可以用来说明两岸三地当前的政治和社会情势。今天不管是香港、台湾或大陆，都面临了严重的“分配不均”问题，这个问题在都市地区的表现，以“住房困难”最为尖鋭。香港地狭人稠，在几个房地产开发大户的连手炒作之下，房价贵得十分离谱，以一般人的平均收入和房价的平均值来算，年轻人拼命工作，即使不吃不喝，得储蓄二十年才买得起一个住房，这个数字在台湾则为十三年。

　　孔子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年轻人，都是处于“危机”的状态中，很容易因为某些因素的挑激，启动社会抗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乘虚而入，“见缝插针”，使得社会运动偏离原来的要求，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如此；当前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亦莫不然。

　　“反送中”运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传闻指称“外国势力”的干预，幷且呼吁中共出动武警或解放军，予以镇压。这种说法正如当年冉有所说的：“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我坚决反对这种主张。相反的，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政者都必须考虑孔子当年的说法：“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在我看来，深圳的住房改革政策，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釜底抽薪”之计，也就是孔子当年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如果香港的行政当局也能够仿效深圳，推动住房改革，就可能收到“既来之，则安之”的效果，万一因为某些特殊因素而发生社会运动，也不至于像“反送中”那样，蔓延扩散，难以收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十九大时，便曾经说过：“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赢得当时全场十五秒的掌声。据我所知，提出落实此政策之具体计划的城市，深圳似乎是第一个。将来香港会不会起而效法，或者是不是有其他城市会推广类似的政策，都还有待观察。然而，我敢于断言：未来华人社会的发展方向，必然是以中华文化作为主体，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达成社会主义的目标。深圳的住房改革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不思考本土社会和文化的特色，盲目地移植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文化，最后的结果一定不堪设想。这个问题必须再做更进一步的析论。

　　三、筑高墙：两岸共构文化中国

　　瞭解“不称霸”和“广积粮”的意义之后，本节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两岸共构文化中国”是中国今天该做的“筑高墙”。这个问题仍然要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一）三大断裂的格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之间立即爆发了惨烈的内战。中共在1949年获取政权，国内情势底定之后，旋即发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979年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又走上了“全盘西化”，盲目移植或套用西方的理论和研究典范。

　　2012年3月16日和17日，世新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举办“第五届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的翟学伟教授发表的一篇论文《从本土视角看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融合》，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分成三个不同的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少数学成归来的中国心理学家将西方心理学带入中国学界，并从事实证研究的过程。第二个三十年大约从1949年至1978年，大陆的学术先是一面倒，学习前苏联，后来社会心理学在大陆则是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从1978至今的第三个三十年，又由“海归派”带头，一面倒学习美国，呈现出三大断裂的格局。他说，“今天发展起来的社会心理学同初创时期的30年几乎没有关系。”“一些当年留美的学者已经故去或进入耄耋之年，他们经历了从西方引进知识，重学苏联与再回到自我否定的起点”，“这点很容易导致中国社会心理学没有传统，没有发展线索，没有传帮带，甚至没有带头人。而从头起步的研究者缺少积累，往往是个人只顾做个人的研究，外加个人兴趣也在不停地转移，持续性的研究则更少”。

　　（二）知识论的困惑

　　“研究兴趣乃至专业的不停变动，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研究上的泛泛而谈，或‘东一榔头西一棒’，照搬西方概念与方法与不断跟随社会特点，是中国内地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特征”。“30年的断裂期导致了一种研究学统的丧失，如果不重建良好的学统，这样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他认为：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在一批跨学科学者的支持下，台湾社会心理学界开始了“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进程。但由于大陆社会心理学界并未形成本土化研究的气候，也少有实质性的研究成果问世，至少在有苗头的领域缺乏积累与跟进。

　　社会心理学的情形如此，社会科学其他各领域的情况又何独不然？我跟大陆学术界的朋友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大陆社会科学界对当前的社会发展，确实是感到“实践很伟大，理论很苍白”。由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大多是“抄来抄去”，“大量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研究人员一方面是感到“知识论的困惑”，不知道这样的“知识”对自己的母社会是不是有用？能不能帮助自己的社会解决问题，抑或是制造更多的问题？伴随快速发展的奇迹，大陆也产生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像贫富两极分化、都市交通壅塞、生态环境恶化、雾霾等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大陆学术界又普遍存在着“本体论的焦虑”，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色是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文化特色能不能支持社会的持续发展？

　　（三）“天然独世代”

　　大陆如此，台湾的情况，又是如何？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之后，台湾的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也一律以美国为马首是瞻，“全盘西化”，盲目移植西方理论及研究典范。尤其是1994年李登辉在国民党内掌握实权之后，开始利用李远哲的“诺贝尔奬”光环，以台湾大学及中央研究院作为主要基地，发动一批所谓“自由派”的学者，启动“410教改”，叫出“广设高中大学、消灭明星高中、打倒升学主义”之类的民粹式口号，漫无章法地移植他们心目中的美式教育。民主緑营推出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动手改造国民教育，全面推动“去中国化”，并在2014年爆发“太阳花学运”时，台湾学界已经笼罩在“规范式西方中心主义”，或“规范式美国主义”的阴影之中，不断地塑造蔡英文口中所谓的“天然独”世代，而难以自拔。

　　整体而言，当前两岸的社会科学界基本上都同样充斥着西方理论和研究典范。台湾从李登辉到蔡英文都不讳言，自己是在搞“两国论”，所以要打着“多元文化”的招牌，移植西方理论，来搞“去中国化”。可怪的是，当美国国务卿已经宣称：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文明冲突”时，中国学术界仍然是捧着西方理论，幷且奉为圭臬，毫不质疑地以之教育下一代，这难道不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在“自挖墙脚”吗？

　　（四）“四个自信”

　　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只会套用西方理论，而不懂得如何建构理论来说明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现象，所以习近平主席才会在2016年五月发表谈话，要求“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他在讲话中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捱打”和“捱饿”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捱骂”的问题。他认为：“在解读中国实践，建构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这种现象确实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之耻。大陆虽然已经觉察到“推动儒学融合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但这样的反思主要是出自人文学界，还没有普及到社会科学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四个自信”的说法，希望大家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文化自信”方面，他在十九大报告中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五）两岸共构文化中国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陆社会科学界要如何落实习主席一再的呼吁，仍然有待观察。作为本文的总结，在此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学术运动，一旦找到了其哲学基础，就等于是找到自己的“道”，这个运动便已经宣告成熟。台湾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经过四十年的论辩与积淀，最近我撰成《含摄文化的理论：一种知识论的策略》（Hwang,2019），已经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我看来，未来一个世代，华人学术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两岸学者携手合作，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整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传统，“中、西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步达成“习五条”中所强调的“心灵契合”，这才是真正的“筑高墙”。如果中国社会科学界已经被西方理论所占领，而华人学者竟无一策可为对应，这当不是孔子当年所说的：“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凡我同道，宜再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