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我们这一代》的出版写个跋语吧！”在电话里，在微信朋友圈里，北京那边的李刚同学交给我这项任务。

　　本书上编“回忆録”已有序跋，下编“作品选”亦有序言，“卷尾的这个跋语写些什么呢？”我独自坐在电脑前沉思。

　　时值农历七月，汉口暑气蒸腾，夕照像一团火灼烤窗外公园的緑树和远处街市的楼宇。在这西天夕照与人生斜阳交相辉映的时光，我的思绪穿行在属于我们这一代的厚重岁月。

　　我们是被“苦心志，劳筋骨”的一代，犹如孟子所谓“生于忧患”——在“三面红旗”下，我们经历举国饥荒，竟至食不果腹；在 “文化革命”中，我们遭遇教育浩劫，率多上山下乡。

　　我们也是“志于道，据于德”的一代，犹如《周易》所谓“君子以自强不息”——从《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旋律里，我们感受到昂扬向上的鞭策，“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始终萦绕在我们的心头。

　　感谢在中国政治舞台三落三起的小个子东方巨人邓小平，是他在新时代的春天尚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呼风唤雨”，为“我们这一代”的横空出世提前发放了“准生证”。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消息：废除实行了多年的“推荐上大学”，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当晚，全家人围坐在煤油灯前谈论即将到来的高考，亲人们都很兴奋，我更是兴奋得难以入眠。”广西钦州偏僻山区的“回乡知青”林琳对秋天的这声惊雷记忆深刻。

　　“我在1966年夏天就应该参加高考，偏何姗姗其来迟。这次机会对我来说，是最后一班车。”“老三届”赵誉泳说：“妻子近乎胁迫地要求犹豫中的我立即报考，特意从山区三线军工厂赶回武汉，帮我寻找复习资料，替我打理生活，为我填写各种报表，促我安心复习功课，希望我能赶上这趟末班车。”

　　刚满20岁的杨厚兰已经担任湖北恩施山区民主村革命委员会主任，这位“革命干部”的求学梦想也被唤醒了。“我勇敢地报了名，”他说：“但是，直到考试前的一周，我才请假开始复习。”

　　在北京远郊“耗眼梁”（浩然笔下为“浩雁梁”）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张天文，当时正接受人民公社的政治审查，因为“四五”运动时，她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过周恩来总理。幸哉，“政治挂帅”的天在变了！闯过关隘，张天文如愿报上了名，获得参加高考的资格。

　　当年从11月28日到12月25日，高考的钟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陆续敲响， 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叶相隔16个年岁左右的570多万知识青年，组成史无前例的高考大军，汇集到洒满阳光的渡口。第二年早春，27.3万莘莘学子登上了学海之舟，其中包括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的65位同学。

　　“冬天的考场，／早已播下／春天的阳光，／走过冬天，／迎春花绽放温馨的鹅黄。／回归的燕子／衔来我的求学梦想，／清风絮语：启航，启航，／大江上／巨轮的汽笛已经拉响。”这是我走出山村登上东方红号客轮前往武汉大学报到时的心境。

　　“东湖水碧，是我们远航的起点；珞珈山青，是我们攀登的阶梯。前进!向着伟大的2000！”在大学新生测试作文《春天》里，自然之春、社会之春合奏出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旋律。

　　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这一代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我们步入大学校园的那个春天开始，坚冰逐渐消融，清亮的雪水裹挟着冰凌和泥沙一路向前，冲破一道道封闭落后的钢栏铁闸。四年后的春天，我们走向国家分配的岗位，阳光灿烂的大地已经掀起改革开放的大潮。这股大潮，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在我们人生的黄金岁月激荡不息。而我们在随后36年的一切努力，一切作为，毫无疑问地融入这个伟大的时代，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水滴，或者浪花。

　　二

　　文学是我们这一代人，至少是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这一代人的宿命。“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典论·论文》的这段说教几乎深入我们每个人的骨髓。

　　“刚刚在校舍里放下行李没多久，在中文系党委指示、辅导员韩德全老师具体指导下，一本油印的64页校园刊物《珞珈山》就诞生了。同学们既是作者、又是读者，编者也出自其中，65位同学组成了一个微型文学界。” 多年后，《珞珈山》编辑组成员张桦同学不无自豪地回忆道。

　　张桦等同学还串联全国13所高校学生社团创办了文艺习作刊物《这一代》。“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有什么特别贡献？——《这一代》，这唯一的一期，创刊号兼终刊号，由我们主编！”高伐林同学在《我们这一代》（2012年版）的序言中写道：“在那个特殊年代出现的这件事所藴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件事本身。被称作‘天子骄子’的年轻人那种为事业献身的巨大热忱，那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社会责任感，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不正是昂扬进取的时代气象中一道突出的风景么？”

　　高伐林上大学前就有诗作发表，被誉为“工人诗人”，上了大学，诗情油然喷涌，由《给我的老首长》、《给我的师傅》、《给您和我们大家》三首诗组成的《答——》，荣获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作品奬。高伐林先后出版多种诗集，既紧随着时代的步伐，又具有鲜明的“表现自我”色彩。

　　叶鹏、赵誉泳等同学也在校园里显露诗人气质。叶鹏的《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浓缩了那个年代文学青年在思想解放背景下爆出的思想火花。赵誉泳的《爱》大胆说出爱领袖，更爱妻子，因而在我们的“老八舍”引起了“香花”、“毒草”、“大白菜”的大讨论。

　　“只要沿着江河走，就一定能发现大海”，诗人王家新同学说，这句当年抄在小本子上的格言一直激励着他、温暖着他行走在文学的路上。在进入中国诗刊社直到1992年初登机飞往英国的那段时光，王家新的生命几乎完全地融入诗歌。我们读他的《我的八十年代》，可以瞭解他在“成为一个诗人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到了伦敦，他念念不忘在北京的那些日子，他写道：“静默下来，中国北方的那些树，高出于宫墙，仍在刻划着我们的命运。”

　　毕业后进入出版界的张水舟同学执着地沿着文学的江河行走，幷且发现了大海。“开始是写诗，”他说：“在漫长的苦闷和失语之后，我放弃诗歌而转向小说。”这一转便一发而不可收，先是魔幻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鬼窟》出版，陆续面世的还有长篇小说《凶年》、《疯狂过后》。

　　由湖北省委宣传部转岗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王汉广同学，退休之后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剑魂》三部曲和影视剧文本《西部风流》。

　　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处别墅里，以“洋文”教学的沈睿同学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写着中文博客。于是，便有了随笔集《假装浪漫》和散文集《荒原上的芭蕾》。沈睿的叙述是散文式的，但她的笔下总有活动的人物，包括动物；总有发生的故事，包括自己的故事；总有活跃的思想，包括属于她个人的女权主义。即使读她的《走向女权主义》这篇被学院派认作“论文”的文章，一直伴随读者的也有一个人与一群人的身影，其中的那“一个”就是沈睿。

　　最近几十年，文学强力介入影视。在影视界，张冀平、吴兆龙两位同学分别是玩电影和玩电视剧的“大腕”。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的张冀平导演了《情迷黄丝带》、《春分雷雨夜》、《大敌当前》、《草原之歌》、《被水浸湿的翅膀》、《逆水而行》等电影作品，创作的电影剧本有22部投入拍摄，代表作品有：大型战争故事片《南京大屠杀》；大型历史故事片《英雄郑成功》；国庆50周年大型献礼故事片《国歌》。

　　吴兆龙玩电视是半路出家。第一次跳槽到《中国电视报》当编辑，心有不甘，最终如愿调到央视影视部，参与审看电视剧和剧本，年复一年，也就“观千剑而后识器”。他1999年抓拍的《雍正王朝》和《牵手》名噪一时。随后与几个自命不凡的同道策划《走向共和》，磨砺四年，艰难问世。“做一部能留下来的作品，享受一段创作过程，获得一次话语权，满足一点成就感。这是我工作的乐趣。”晚生请教电视剧创作方法时，吴兆龙怡然自得地说。

　　三

　　循着《我们这一代》纪实作品的轨迹，读者可以走进我们所处的被称作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本辑开篇的《大国之思》仅是陈晋同学系列“红色撰稿”的一个章节。早在1993、1997、1998，中央电视台就隆重推出他名列总撰稿的三部领袖片《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其后，他的“涉电”作品开始转入对社会、对时代的观察和思考，《改革开放20年》（1998）、《新中国》（1999）、《使命》（2001）、《世纪宣言》（2002）、《走进新时期》（2002）、《世纪小平》（2004）、《大国崛起》（2006）……这些大型电视系列节目，既是文献片，也是政论片，更是为中国发展、进步推波助澜的宣传大片。 

　　我们这一代为我们的时代推波助澜是一种文化自觉。1989年3月18日到1996年5月4日，中央电视台每天播出一集王桥英同学担任总制片人的《神州风采》，七年多时间，2400多集，《神州风采》的内容汇集起来，就是一部当代中国的袖珍百科全书，许多中小学把它列为国情教育的重要教材。

　　在央视科教中心工作的刘少安同学一度做起了“孩子王”，在人们称赞鞠萍姐姐的同时，也应该想起幕后的这位“少爷”，尤其是不应忘记他操办的国际、国内“大专辩论赛”。这些赛事已成为中国新时代的重要文化表征。

　　在北京工作的同学中，谢湘从英姿勃发到老成持重，一直坚守在青年事业的岗位上，全力参与《中国青年报》“这本大书”的写作。她既有率队在长江一线抗洪的惊险经历，也有在非典时期深入学校、科研单位采访的执着勇敢；既有与骗人钱财的“中国第一月嫂”打官司大获全胜的记録；也有将湖北工业大学骗取湖北科学进步一等奬的丑闻公之于众的壮举……她说：“一位外国著名探险家曾这样解释自己的登山动机：因为山在那里。记者也是同样，每当各种各样的自然灾难、社会灾害发生，我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拼命向前，因为新闻在那里。”

　　在新闻战线工作的同学与谢湘的职业生涯类似。像《长江日报》的柯青，《十堰晚报》的杜华，《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社的方玲，武汉广播电视台的赵誉泳、王星和笔者，我们与新时代同行，为新时代讴歌，一篇篇新闻作品集合起来，足以成为所处时代历史册页的注脚。其中也有鸿篇巨制，比如，武汉电视团队1999年完成的大型历史文献片《共和国科学档案》，就是一部新中国科学事业艰难跋涉的电视史诗。

　　我们走进的这个新时代，思想解放是一个重要标志，而思想解放毫无疑问地为媒体人营造了宽松的政治生态，并使之得以践行“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的职业精神。一度活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后来创办艾迪尔广告公司的张桦同学以一篇报告文学《京华建筑沉思録》确立了他在新闻和文学两界的地位，今日北京重视对古建筑的保护，有他的一份功劳。先在《长江日报》社工作，随后跳槽湖北省公安厅《警笛》杂志的丁兴国同学也将新闻和文学两支笔并举，一篇篇通讯、报告文学匡扶正义，为民请命。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吴江南同学兼职《中国检察报》云南记者站站长多年，不仅披露许多大案内幕，还编导了《跨国追逃》等以真实案件为题材的电视剧。林秀珍同学是《健康报》的名记，她的作品多系国计民生，如，《器官移植尚需法律保障》（2002），呼吁破解医疗难题；《如何解开医疗之“结”》（2004），为解决医患纠纷支招……

　　媒体人是时代的影子，采制撰写的作品为时代存真。我们的同学在这条战线，既记録、鼓吹，也思考、追问，并用五颜六色的彩笔，书写各自的人生。

　　四

　　如果将《我们这一代》喻为一个文化的基座，那么，在这个基座上，层层叠叠垒砌的则是一座蔚为壮观的书山。

　　编辑《我们这一代》的日子，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于可训给天南地北的每位同学赠送了一套新鲜出炉的约400万字10卷本文集。这位当代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与文艺理论家，在文学评论领域，着有《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等；在新诗研究领域，着有《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等。他的学术论文对中国文学趋向的准确判断让业界信服，为引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方向竖起了一面旗帜。

　　也是在编辑《我们这一代》期间，陈文新教授的新著《明清小说名著导读》（第三版）、《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此前，他完成了近170万字的鸿篇巨著《古典文学论著四种》，这四种著述分别是：《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由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上自周秦，下至当代，18卷1400万字，历时六年编纂完成。

　　陈顺智和张杰同学皆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栋梁。陈顺智出版有《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刘长卿诗歌透视》、《魏晋南北朝诗学》、《东晋玄言诗派研究》及译著《中国文学史》、《中国诗史》等18种，共计三百余万字。其中，《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被学术界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运用文化学的批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标志性的学术成果”之一。张杰在文艺学研究方面亦从大文化着眼。他的《后创作论》对文学个体接受中的审美创造问题进行了深度研究。《心灵之约——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理阐释》在广泛吸收中西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有关中国传统诗学阐释的新观点、新思路，“展示出一种大格局和大气象”。

　　我们这一代曾经泛舟的学海，如今掀起了我们的蔚蓝浪花。在武大文学院担纲国学研究和教学的卢烈红夫子，毕业后一直埋头于故纸堆中。从北大拿到博士学位本可以到国家语委工作，但他毅然回到珞珈山，继续他的“章黄”事业。“章黄”指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他们对经籍“上探语源，下明流变”，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在我们国立武汉大学，黄侃传刘博平，刘博平与黄侃的堂侄黄焯同列中文系的“五老”之一，卢烈红有幸接近黄焯，耳濡目染，获得真传。他的《〈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训诂与语法丛谈》、《古汉语研究丛札》等著作继承和发展了“章黄”学派。

　　在南京，方晓红同学贡献的《大众传媒与农村》，以确凿的、详尽的数据显示了苏南农村和大众传媒的互动关系，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对数据进行梳理、诠解，提出了许多精到的真知灼见。她的另一部著作《晚清小说与晚清报刊发展关系研究》，展开了多维度（报刊、市场、小说）研究传统媒体生存与发展的视界。

　　在成都，曾经自叹“哲学梦残珞珈山”的张立伟同学，潜心研究文化学、公共关系学，近年一头扎进新闻传播学中，推出了与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头衔相适的大书《传媒竞争法则与工具》。

　　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同学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罗小东、中南民族大学的刘海清、叶绪民、长江大学的王三峡、湖北省作家协会的熊辉、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蔡靖泉以及在多所大学任过教的李运抟，他们都在各自耕耘的领域收获丰硕的成果。蔡靖泉着有《楚文化流变史》、《楚文学史》；李运抟有专著《中国当代小说世界面面观》、《中国当代小说5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旅程》、《追踪与批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60年》……

　　《中庸》论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象牙塔中的同学持之以恒地攀登在书山，劈波在学海，可谓得到了“道”的真谛。

　　五

　　《我们这一代》不是一部纯粹的文学和学术作品汇编，尽管上编的回忆録不时闪出文学的虹光，但大多烙上了作者的生命印记，这些印记与附着在文章之后的自传、简历或自述一起集合成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截面；即使下编的精品力作，也无不以它独特的韵律合成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交响。

　　因此我想，文章里打造的人生属于“经国之大业”，人生中书写的文章何尝不能成为“不朽之盛事”？

　　毕业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的刘传铁同学当时不会想到，36年后会出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传铁转岗的第一步是留学日本创价大学，回到母校任教；第二步是攻读经济管理博士学位，担任武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第三步是挂职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此后，历任武汉市外事办公室、武汉市汉阳区、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主官，尔后出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湖北省科技厅厅长、教育厅厅长。

　　职务的升迁只是表象，每一次晋升对从政者来说，都需要职前充足的知识准备并接受德、能、勤、绩的考核，履职后的创新精神，并创造出优异的工作业绩。

　　“老大哥”王庆存分配到中宣部后，很少抛头露面。2000年4月21日，在21世纪中国互联网大会上，他以国务院新闻办三局副局长、网络新闻管理局负责人身份宣示国家支持和重视网络信息传播的态度。他说，对于中国的网络新闻传播事业，这是一个年轻的事业，年轻曾经是幼稚，但是幼稚之后是成熟，正因为幼稚所以才充满希望。 此后，王庆存围遶中国网络事业管理和发展频频发出指示。自2003年起，他在诸多场合发言，官方介绍其职务是国务院新闻办巡视员。

　　 张天明同学毕业后在湖南出版界耕云播雨，不仅获得了一系列纸质出版物的成功，而且善于用产业的规则经营文化，用文化的情怀发展产业。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任上，张天明倾力筹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创了中国传统出版业大手笔进军数字出版的新局面。

　　本书上册辑録的“大舞台”中的作品也可以佐证笔者对人生这篇大文章的认识。

　　《“老坚决”援藏记》是张强同学对1988年10月到1990年底援藏生活的回忆。在湖北省外办工作的张强依然是学校里的那个“老坚决”，不过，援藏期间他变成了历经磨难的“强巴”。当他准备安下心来好好在西藏工作几年的时候，却不料身体发生病变。他说：“我当时一下像跌进了冰川深谷，突然想起了我援藏前英年早逝的同学陈忠。陈忠走了，看来轮到我强巴去陪他了。”带着遗憾，张强一步三回首地离开拉萨，离开这个一辈子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李刚同学在国家教育部坐了近10年机关。1991年选择下海经商，创建过文化市场研究所，参与筹建我国第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和中国第一家国际期货公司。8年后，又到一家央企搞困难国企的“整改”。《纠结的困难央企》便是他在这一时期的观察与思考。

　　刘跃先同学大学毕业考入北京。《难忘的接见》记録了胡耀邦总书记接见他们中央党校理论部研究生的一幕。他写道：“当时还是一腔热血的青年学子的我们，听到党的最高领袖的一番谆谆嘱托，似乎恨不得即刻发铁誓、立血书，为振兴中华洒尽最后一滴血。”

　　《维也纳金色大厅逥荡中华音符》是中国唱片总公司李聪辉同学对2002年策划组织“维也纳中国新春音乐会”的全程记録。“音乐会始终在热烈的掌声中进行，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中国音乐和奥地利艺术家的精湛技艺折服和震撼了全场的观众。”李聪辉写道：“回国后，中央领导在我们的汇报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把这个举措当作‘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典型。”

　　李栋同学的《文人也有致富经》介绍了他下海淘金的过程和致富的经验。大学毕业，李栋先后到武汉人大常委会政策研究室和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工作。1989年在深圳下海经商办民企，做进出口贸易和开厂生产家用纺织品，业余炒股、炒楼，炒成了一个富翁。他说：“我们这一代，最值得回忆的、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由贫穷到富裕或小康的30多年过程。我们很幸运得到了时代给予的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和许多人一样，积极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与李栋一样下海的还有张桦、张安东、杨可鸣等同学，以及入校不久转到数学系的徐传毅同学。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社会多了一些企业家，少了一些文学家；多了几个实业家，少了几个教育家。但这些企业家、实业家不正是我们的时代紧缺的么？

　　六

　　关于《我们这一代》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前述1979年的《这一代》，但那只是一本创刊号兼终结号的文艺习作刊物。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一代》与《这一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或如谢湘同学所说：“曾经从我们手中诞生的《这一代》，好比是我们中文系77级同学身上永远不可能抹掉的一块胎记。”

　　这块胎记从出生到现在，经历了无数个时光的洗礼。

　　高伐林同学回忆，30多年前，有次到中文系研究生宿舍聊天，78级研究生易中天念了曾卓的一首短诗：“当我年轻的时候，／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遥望六十岁，／像遥望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高伐林说，那时的我，离“六十岁”还很遥远，难以透彻理解诗人的心理内涵，但是，“而今我到达了”，当我们回头遥望我们的青春年华，遥望珞珈山的樱花桂树，方才真切地品尝到“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的滋味。

　　2011年武大樱花烂漫开放的时候，部分同学珞珈小聚，酒过三巡，胡晓晖唱起旭日阳刚弹着吉他演唱的那首《春天里》：“凝视着此刻烂漫的春天／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唱着唱着，他的眼圈红了，在场同学无不动容。

　　然而，已经越过、到达、临近60岁的我们这一代，依然秉持着武汉大学“自强弘毅 求是拓新”的校训。就在那次小聚后不久，胡晓晖飞赴彩云之南，征服哈巴雪山，在“金子的花朵”（“哈巴”的纳西语意）之上，竖起“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我们这一代全体在此”的铭牌。

　　“我们这一代全体在此”，全体伫立在这座高耸的雪峰之上！胡晓晖的攀登壮举，为我们2012年的毕业30周年纪念留下了深刻印记。另一个深刻印记由李刚、谢湘等同学策划组织，那年暑期，一本自撰、自编、自印的《我们这一代》(回忆録)悄然问世。这是我们第一次对过去时光的集体回望，也是我们对各自人生的阶段小结。

　　从2012到2018，这六年的光景，时代在进步，我们也在进步。

　　——在历练时空，胡晓晖的AT之旅风雨兼程，张安东的滑板之技稳健提速，杨可鸣的冲浪英姿亮相澳洲，刘晨锋的大江横渡雄风犹在……

　　——在文艺园地，叶绪民的书法俊逸隽永，刘海清的篆刻炉火纯青，熊辉、赵誉泳的绘画马啸凤鸣，张天明、李刚的摄影光影合卺……

　　——在学术领域，教授们的春华化作满园果实，博导们的夏彩染成漫山红叶，众多学问家臻于练达，他们的理论与哲思直扺真谛的彼岸……

　　所有这些无不表明，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天增岁月，只意味年轮圆满；回头遥望，正思量推陈出新。

　　当时光的指针转至2018年春夏之交，李刚、高伐林等同学运筹于网络，他们在“武大郎齐齐集”微信群发出倡议：“正式出版反映我们这一代人生面貌、学识水平、社会贡献的大书《我们这一代》。” 

　　“我们入校以来的4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陈晋、谢湘等同学高屋建瓴，他们认为，“这一代”的记忆也是国家记忆。改革开放这条道路塑造了我们，我们也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现在大家看到的由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我们这一代》，较好地体现了倡议者的编辑初衷和策划者的主旨创意。它向读者呈献的，不仅是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65位同学的生动存在，而且力图展示每一个“存在”的智慧密码和行为范式；它要告诉读者的，不仅是这一代如何走在人生的和社会的大道上，而且希望实证“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辩证统一。

　　作为这一代的一个分子和《我们这一代》的一名编辑，我还想补充一个心愿——诚挚邀约读者诸君沿着本书80多万文字铺成的路径，登临“高岩之峭岸”，放眼火热的时代；跃上“雌霓之标颠”，眺望更加美好的明天。

　　以上所叙，皆由心生。情长词短，聊以为跋。

　　2018年大暑拟稿，重阳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