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像人和人的关系一样，人和书有时也有一种奇妙的缘分。

　　记得四五年前的一个颇冷的日子，忘了是初春还是晚秋，我开车沿着一条小公路盘旋在美国宾州西北部的山区，途经一个小村落集市，看见路边有个小小的跳蚤市场，时逢周末，市场里竟也熙熙攘攘。于是停车路边，拿了一罐饮料，边喝边走，活动腿脚之便，随意地看着林林总总的旧货摊。无意中，在一个卖破烂旧书的摊子上，一本红色精装厚书上的三个黑黑的毛笔中文字攫住我眼神：金瓶梅。

　　这是本1940年出版的英译本《金瓶梅》，由老一代美国汉学大师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作序。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纸质略有发黄，但除了扉页上有个购书人的印章之外，书几乎和新的一样：

　　Tedna
　　Ted & Edna Teske
　　471 Meadow Road
　　Larimer, PA 15647
　　412-863-5403

　　很难想象，在这么一个大概连中国餐馆都没有的穷乡僻壤的集市上，居然有这么一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静静地和一大堆不相干的杂书厮混在一起，从日出到日落，不知被多少人的眼光掠过，也不知走过多少这样的山乡集市，现在居然出现在我眼前。随意地问价，一个美元。其实，如果回价50美分，小贩也会答应的，毕竟，在这地方，不会有几个老美会拿这书来消闲的。但我没有还价，递过钱，这书就属于我的了。

　　我也知道，我大概一辈子也难得会去读几回这本英文的《金瓶梅》——要看《金瓶梅》，我不会去读中文的吗？只是，在那种环境中，我和它面对面时，我觉得，我们冥冥中有某种机缘。对那个地方，那条小路，我只是偶尔一经的过客，居然就在那一天，那一刹那，我们在那里相遇，是巧合，相信也是缘分。

　　从那以后，这本书就一直平安地坐在我的书架上，和各种中英文的文史哲书杂在一起。当我的搜寻的眼光在书架上扫过时，很少会在它身上停留。但非常偶然的，也会想起初见它时那瞬间的惊讶和迷惘。

　　偶尔，我会好奇它的前任主人。扉页上的印章盖得很一丝不苟，夫妇两人的名字，地址和电话这些个人资料都印在上面，看来是个爱书的人，他们的书是不会象一般老美的那样，看过就被胡乱扔掉。否则，半个世纪之后，书不会还这么新。也许，只是在他们过世之后，这些书才被他们的后人三文不值二文的清仓给专收旧物的小贩，最后辗转流落到我身边。

　　其实说“最后”两字多少有点夸张，我们都只是这万物逆旅中的过客，谁也不知道各自将来的最后命运，我们现在，只是一种缘分而已。

　　二

　　1998年回国时，发下大心愿，把中华书局出的那套《二十四史》里唐朝以前的几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等都给背到美国来。这些书，有些原来家里就有，自己在北京临时又补充了两套，于是兴冲冲地满载而归了。回到美国清点战果，才发现里面缺一套《后汉书》。有心想让家里补买了寄来，又嫌费事，何况海运还得等差不多3个月。于是在图书馆借出一套看，只是心里多少有点怏怏。

　　那时还在纽约工作，偶尔闲时，也会去号称纽约第二中国城的法拉盛走走。一段时间没去，发现那里街上竟然雨后春笋冒出几家小书店，看招牌，猜想多半是大陆人开的。象这种赚不了多少钱的生意，除了那些要糊口，但又舍不得丢掉老本行的大陆文化人，哪个铜臭满身的市井之徒会往里面投钱？

　　有一家名叫大陆文化书店，开在一个小购物中心的地下层里，门面很小，但是里面除了大路货的畅销书之外，居然还有不少诸如《道藏提要》之类的冷僻学术著作。心里感叹着，又是个文化人的主儿。正乱翻书时，竟然发现墙角边蹲着一套12本《后汉书》，大喜之际，一看标价，又凉了不少。原价人民币120元，这里要价92美元。虽然按美国书的标准，这其实也不贵，但毕竟是小一百块钱，按当时汇率，合800元人民币左右，很有点心痛。于是拿着书向店员抱怨书太贵，是否可以打对折。她接过看看，不是什么热门书，说可以给我七五折。心里算了算，七五折也要60多美元，心痛得稍好些，但仍在犹豫。正好这时店老板不经意地踱出，和我闲聊起来，此君果然原来供职于上海某家颇有名气的杂志社。承他青眼，居然给了我四五折的超特优惠，12本书，一共44美元。

　　好奇之余，我不禁问书店老板，一套《二十四史》，想不通怎么这里就独剩下《后汉书》没卖掉。老板笑答曰，他们根本没定这玩艺，定了也不会有人买。是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莫名其妙发错了货，送来这么一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后汉书》。和对方交涉，人家说可以换，但得自己付邮费寄回去，想想不值得，就放在这里了，也没指望会卖出去，准备年底捐给某图书馆了事的。

　　书上了我的书架，思忖着这缘分也实在蹊跷得很，我本来独缺《后汉书》，却不料这书店竟也正好有这么一套，而且还是别人发错了货万里迢迢误打误撞送来的。如果没出差错，这书不定在国内什么地方晃悠，如果错送来的不是《后汉书》，而是《史记》或《汉书》什么的，我也不会买，那书就难说去了哪里。冥冥中，这书分明就是奔我来的。缘分这事，真是妙不可言。

　　纽约法拉盛多少年来只有一家华人书店：世界书局，还是台湾人开的，当然以卖台湾书为主。后来随着大陆人日益增多，出现了一家叫中华书局的兼卖大陆书的书店。不过我对那书店印象并不佳。书店虽然门面不小，里面摆设也洋洋洒洒，但就是懒得光顾，主要是坏了印象。记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走红时，很想找本来读读。先去了世界书局，人家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半年前就预定了此书，可是现在毫无音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于是只好去中华书局碰运气。当我在书店里遍寻不见后，只好去柜台查询，谁知那一副晦气嘴脸的女人竟然反问我：谁是陈寅恪？新出的歌星还是电影明星？没听说呀？气得我心里呸的一声，转身就走。

　　倒也不是说是个中国人就得知道陈寅恪，陈老夫子学问大，脾气大，却大不过二三流歌星影星的魅力。但一本书卖得这么轰轰烈烈，在书店工作却对此一无所知，还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这就让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三

　　大约七八年前吧，那时还是学生。也是这么个寒冷的冬天，学校放寒假，我来到宾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山城里。离校前，我正在写一篇文章。在一本相关的参考书里，我看到作者引用了一段马克斯·韦伯的话，正好与我文章的论题有关。于是很想找原书来读。韦伯是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他的著作世纪中曾在美国学术界大行其道，我要找的那文章出自英译本《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集》（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194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校图书馆倒是曾有一本，却大概已被某人不告而取携去，电脑上显示出：失踪。

　　人心理上大概有越是找不到就越想要的情结。到这山城之后，立即就去该地大学图书馆查询，可是该校连此书都没有——这倒也好，省得被人偷，只是苦了我这等“求贤若渴”之人。

　　出了图书馆，瑟瑟地奔走在寒风中时，依稀记起前面某条街上有家二手书店，虽然不存很大指望，反正没事，进去看看也无妨。

　　年底的酷寒中，街上冷清清，书店里也寥寥地没有几个人。店堂倒挺大，沿墙摆着一溜书架，各色新书旧书被分门别类地参差标签在各自的位置上。在靠街窗边的一角，居然有几个圆桌，还有一个小咖啡炉，平空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尤其是在这季节里。两边墙上贴着黑白照片式的大幅现代画装饰图案，奇怪地混合着怀旧和前卫的情调。墙下几个条桌，摆着林林总总的各种旧式艺术收藏品——没有一般美国人狂热的那些棒球卡之类恶俗物，而是一些能让人回味历史的物品。

　　书店的空间很大，书架摆得有点空空荡荡，也许从商业的立场，这是在浪费可用钱来计算的空间吧，但配上里面的摆设和装饰，那没用上的空间却给人以舒服的视觉效果，很有点象庄子说的无用之为大用的道理。这种文化氛围，应该属于纽约费城波士顿这种城市的某些地方，如果是建在一些人文荟萃的大学府周围，也不奇怪。而这小城只是个衰敝不堪的地方，在这个不起眼的小书店里，居然这么文化，多少令人有点意外。因此，虽然第一次来，却有种熟悉和亲切的感觉。

　　在文史哲分类的书架上浏览一番，果然没有看到我想要的书，欲转身离去，竟然有点留恋不舍这空荡荡的气氛，于是去倒了杯咖啡，慢慢地喝着。

　　走过来一个正在整理图书的老太太，原来这里的老板是她。说老，其实她大概也不过六十来岁吧，她穿着和神态显出的雅致，透过温和而不造作的微笑，和书店这环境实在是配得相得益彰。

　　她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忙。

　　我踌躇了一下，清清嗓子说在找一本马克斯·韦伯的书，心里还在想是否需要解释一下韦伯何许人也。

　　她略一迟疑，轻声问道：“是个宗教社会学家一类的人吗？”

　　肃然起敬之中，我立即答是，并告诉她，书架上没有找到，因为出版年代比较早，不容易有。

　　她看看我，带着些许歉意地告诉我，后面房间里的书架上还有些新到的书，只是没有完全整理好，问我是否愿意多费些劲去那里淘淘看。

　　刚走进那房间，还没来得及蹲下细找，就一眼看见我的“心上人”在那里！没错，就是它，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银河丛书，1958年版，1965年第十次印刷。

　　看见我那狂喜的样子，老太太不禁好笑起来。这时候我才顾得上问她多少钱，心想多少钱我也要买，但愿她不要漫天要价才好。

　　她接过书，稍一打量，说这书还没来得及标价，一般要卖五块钱，看我这高兴的样子，她愿意打对折卖给我，两块半美元。

　　我除了千恩万谢，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话了。

　　过了两年，在一个夏天，我又经过那里，又去找那家书店，想再回味一下当时的那种感觉。推门进去，柜台前两个发髻高耸的“庞客”男青年在摆弄一台轰隆隆的音响，周围到处是録像带和半裸女人的电影海报。他们看着我奇怪，我也在迷惑，以为走错了店门，赶快道歉逃出。可是在艳阳下沿街来回走了两趟，觉得自己既不是糊涂，也没找错地方，只好鼓足余勇再度进去询问。

　　那书店吗？早就关门了。对方漫不经心地告诉我。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知道！

　　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怪梦，可是回去从书架上把那本书找出来，扉页上分明写着购书日期和地点。查了电话号码本，也没见那书店的踪影，一段记忆和历史就这么消失了。

　　这么好几年又过去了，记忆和历史变得更加模糊。我怀疑，现在走在街上，即使见到那老太太，我是否还能认出她来。只有这本书，无言地告诉我，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冬天的日子。

　　书还挺新，里面有些段落被各种颜色的笔划了道道。红圆珠笔横线是我划的，其余的，则是书的前任主人留下的痕迹。

　　是谁？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书现在属于我。

　　四

　　《爱情的故事》（Love Story）一直是我非常喜爱的小说。记得最早看的版本还是文革时期70年代初内部发行的。浅灰色的封面，书名好像就叫《美国小说两篇》。除了这篇《爱情的故事》，另一篇是《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忘了翻译者是谁了，但译文之美，絶对大家手笔。

　　那时候，对美国文化历史知道有限，喜欢的只是那老得掉牙，却又翻新得不露痕迹的爱情故事，尤其喜欢其不事炫华，淡淡的笔触。故事并不轰轰烈烈，结局异常凄凉，都归结在“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的迷蒙意境里。

　　后来才知道，小说作者Erich Segal是耶鲁大学英文系教授——耶鲁大学英文系多少年来一直是美国在这个领域里最好的系科，难怪作者驾驭语言如此不凡。

　　初到美国，趁一个暑假，先到图书馆找来原文的书来读。虽然那时自己的英文并不好，读起来磕磕巴巴，但透过平淡而优美的语言，依然能再次为故事所感动。

　　美国人喜欢买书，却不象中国人那样爱藏书，看过之后，往往便弃如敝屣，几十元一本的书，在跳蚤市场上经常几毛钱就出手了。这就给了贫穷留学生如我辈的爱书人以可趁之机。《爱情的故事》，哈泼出版社1970年的初版，精装本，几乎是新的，让我只花了区区25分钱，就在旧书摊上搜到了，后来又买到其续篇：《奥尼弗的故事》。后来，《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也是这样上了我的书架。

　　《爱情的故事》，一个出身显赫家庭，不乏纨绔气味的富家子弟爱上了一个来自下层社会的优秀女孩子。一个老得掉牙的故事，但放在60年代，表现的却是当时青年一代反叛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潮流和心态。那种两代人之间既对抗、又亲情牵连的微妙心理，不知为什么，常让我想起《牛虻》里主人公牛虻亚瑟·勃尔顿和他父亲红衣主教罗伦梭·蒙泰尼里之间的关系。

　　而《奥尼弗的故事》，作为续篇，写于1977年，表现的却是反叛的一代，经过在社会上几年的身心磨练，开始认同他们曾经嗤笑和不屑一顾的父辈价值观念。但这种认同并不是投降或者同流合污，而是在父辈们身上发现与自己理想相契合的地方——他们并不是自己曾经想象的那样老朽和昏聩，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在造福社会。

　　《奥尼弗的故事》，语言没有《爱情的故事》优美，出版后也没有引起那样的轰动，但我觉得其思想比后者更深刻，字里行间的情调也比后者更沉郁，有种早秋的萧瑟情怀。

　　鲁迅《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是一个被作者否定的负面形象，也许是社会背景的差异和时代要求的不同，鲁迅希望年轻一代有更多的奋进，更坚决地对旧势力不妥协。但在新旧传承稳定的美国社会，新老两代人的相互理解和反叛青年逐渐回归溶入主流社会，似乎得到作者的称许，只是，理性的认知与感情的扺触，使得回归的气氛多少有点感伤——那是在埋葬了青年“狂飙时代”后暮色里的迷惘和空茫。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五

　　人脑筋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短路，到嘴边的话突然说不出来，烂熟于心的念头，瞬间便忘得干乾净净；有时候却像搭错了弦似的，脑袋里面会突然就冒出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今天晚上，阴魂不散找上我的，竟是去世已数年的中国作家王小波。

　　我和王小波说起来还是先后校友。只是我刚进P大，王小波正好拿了个硕士就回国了，无缘碰面。其实，那时，P大光中国大陆学生就有两百多，即使同时都在校，以他之脾气古怪和我之疏懒成性，我们也未必有机会和缘分认识。

　　王小波的成名作《黄金时代》最早的书名极其可怕地被冠之为：《王二风流史》，不论印刷、装帧和封面设计，都极尽恶俗之能事！那大概是在1990~91年之间的事吧，当时王小波还默默无闻，写的小说能出版，恐怕已经不错了，无法与出版社为这些形式上的细节较真。记得我是在导师许倬云教授办公室看到那本书的——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里曾多次提到许先生，对他推崇备至。当时许先生把《王二风流史》递给我，说是他一个学生送给他的，书的扉页有王小波签名题赠，还夹有一封短信，现在还记得大致内容，信上除了几句客套话之外，就是对自己小说的期许，号称要写出中国人恋爱和性欲的新角度新内容等等。还记得许先生笑着对我说：“王小波的口气好大呀，你拿去看看他写出什么新东西没有？我觉得写得还不错，但有多少新东西，我可就不知道了。”

　　许先生门生弟子遍天下，每年获人赠书无数，所以除了一些专业著作，像王小波的这种“闲书”，他一般不留，看见合适的人，随手就送了。于是，这本《王二风流史》就归我了。只是书在我手上没“风流”多久，一个朋友来聊天，看见这书，要借去消闲，我也没太当一回事，学着许先生的口气说，你要看，就拿去好了。若干年后，当王小波声名鹊起，我于是不免势利小人心态地想到被我送出去的那本风流史，每每想要索回，却又难以启齿。终于，当王二风流云散，驾鹤西归，我在电话里和那借书的朋友聊起此事，假装不经意地问起《王二风流史》的下落。不料对方一脸愕然（想象中对方的表情），称竟然完全不记得还有这回事了。他是志诚君子，既然说不记得，那书一定已经不在他那里了。我的沮丧，虽不至于到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的地步，却常常一旦想起就为之心痛。当年的《王二风流史》想来印数不会太大，能流传到现在的更不会太多。以王小波的声名，这书已经多少有点收藏价值了。我手里居然曾经有过这么一本，而且还居然有作者本人的题签。然而，却居然被我三文不值二文地送掉，而且居然还送得下落不明！书丢了也就罢了，也没指望它能卖大钱，或者去光耀我的书架，只是，识人识书没有眼光至此，夫复何言，这才是我最觉得遗憾的心结。

　　写于上个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