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原国务院侨办主任郭东坡第五次来武汉，参加“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来华）创业成果汇报暨高新技术项目洽谈会”期间，笔者负责他的接待工作，会后特地安排他和夫人去黄冈“东坡赤壁”参观，在苏东坡的塑像下，我说，今天是郭东坡来参拜苏东坡，东坡拜东坡，千古佳话多。引来一片笑声。 

　　“您的这个‘东坡’名字是怎么取的？”我问郭东坡主任。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在我出生时，我的爷爷正好在村前东坡上收割玉米，于是就把我取名叫“东坡”了。然而，苏轼在人到中年以后，为何才给自己取了“东坡”这个响彻天下的名号呢？

　　一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列宋四大家之一，以代表作《念奴娇·大江东去》名传天下，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纵横恣肆，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为“三苏”，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之一，其中的《黄州寒食诗帖》闻名于世。

　　诗歌成就苏轼，诗歌也使苏轼蒙难。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御史府谏官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对新法隐含讥讽的句子，附会新法，构成“罪状”，指控苏轼对皇上不忠，“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毁谤朝廷，谩骂新法，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其时苏轼转任湖州知州才三月就遭被捕，并押解到汴京。他的家被查抄，书稿被焚毁，“老幼几怖死”，且牵连到一大批人被查被参，以前凡与苏家通好者，人人自危。

　　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古时御史台内外广种柏树，树上终年栖息着乌鸦，人们就将御史台称为“乌台”。这就像古代社会称医馆为“杏林”、称优伶处为“梨园”一样。

　　苏轼戴罪狱中103天，受审11次，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与此同时，守旧派与革新派中的一些人对苏轼展开了营救，就连王安石本人也出面说情：“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宋神宗惜苏轼之才，不忍杀之，幸好北宋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有人援引此条，终使苏轼逃过一劫。

　　苏轼出狱以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一干就是四年多，是他在多个贬所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之一。这个团练副使，是负责地方军事的助理官员，只是个从八品的小官，职位相当低微，还规定他“不得签书公事”，实际上是下到地方劳动改造。据说“倒苏派”的人责怪苏轼爱写诗讥讽新政，就干脆给他一个最湿（诗）的官衔，“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水部”也就是最湿（诗）的地方了，这也是苏轼后来在诗中写的“诗人例作水曹郎”了。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劫已变得心灰意冷，巴不得早日离开汴京这是非之地。于元丰三年二月把家眷安放在河南，带着长子苏迈赶往黄州赴任。

　　苏轼到黄州后，被安排住在城东的定惠院，数月后，家眷来到黄州，便迁居到长江边上的废旧驿站临皋亭上。全家连家眷和佣人共二十余口，苏轼被贬，俸禄很少，养活不了一大家人，缺衣少食，生活很是困顿。他在有名的《初到黄州》中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饶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知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厌酒囊。”在《寒食雨二首》中描绘了他家在大雨中的困顿潦倒的情景：“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自笑平生为口忙”，但却连温饱问题都没法解决。跟从苏轼二十余年的马正卿见他生活困顿，设法向黄州府要来了城东数十亩已经荒芜的军营地给苏轼耕种，以此补贴生活。苏轼希望靠开荒种地谋生，像陶渊明一样种豆南山，像白乐天一样植树栽花于东坡。于是他放下士大夫的架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带领全家人在黄州城东的东坡上披荆斩棘，开荒种地。苏轼把这块地取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居士”者，居家修炼之佛教徒也。苏轼经此一劫，他意识中的佛道思想急剧上升，曾到黄州的安国寺要求受戒皈依佛门，居家修行，世人尊称其为苏东坡。

　　二

　　苏东坡躬耕于黄州东坡，曾作诗《东坡八首》，记述开垦东坡的艰辛及其感受，其情凝于笔端，舒之胸臆，其景垦辟劳作，汗洒东坡，这种自强旷达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苏轼在《东坡八首》的序文中说：“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苏轼在东坡上披荆斩棘，如同楚人当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布满茨棘瓦砾的东坡上“端来拾瓦砾”，铲除蓬蒿杂草，开垦土地，他深感“垦辟之劳”，以致“筋力殆尽”，放下农具时，他喟然长叹曰：我的粮仓何时才能增高啊。

　　苏轼种田是非常认真的，他对开垦出的数十亩土地作了统筹安排，并筹钱购买农具耕牛，开挖水塘蓄水抗旱。在东坡低洼处开出水田种植水稻，在高坡地种植小麦，在边坡地广种桑枣松竹板栗，还要来“桃花茶”种子种在东坡上，做到“不令寸地闲”。

　　苏轼在农闲时还安排在东坡修建了房屋，因为房子是在下大雪时落成的，于是就命名为“雪堂”。并在房内四壁都画上雪景图，还写了一篇《雪堂记》，称住在雪堂内，“起居偃仰，环顾睥睨”，处处是雪；雪把自己同外边的世界隔絶，使自己成为“番外”之人，真是“得其所居”了。

　　展现苏东坡先生的东坡之情的，还有一首有名的《东坡》的诗。诗曰：“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这首诗进一步表现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喜爱之情，对世俗名利的不屑，但愿长醉山水间之意。

　　东坡是一个地名，它并不是什么风景胜地，但对作者来说，却是灌注了辛勤劳动、结下深厚感情的一个生活天地。苏轼加以整治，躬耕其中，这就是东坡。诗人在此不只经营禾稼果木，还筑起居室——雪堂，亲自写了“东坡雪堂”四个大字，并自称东坡居士了。这里倾注了他多年的汗水，倾注着他的爱、他的情，凝结着深深的东坡情结。

　　诗一开始便把东坡置于一片清景夜色之中。诗人偏偏拈出夜景来写，不是无谓的。这个境界非“市人”所能享有。“日中为市”，市人为财利驱迫，只能在炎日嚣尘中奔波。唯有“野人”，脱离市集、置身名利圈外而躬耕的诗人，才有余裕独享这胜境。唯幽人才有雅事，所以“市人行尽野人行”。这读来极其自然平淡的一句诗，使我们不禁从“市人”身上嗅到一股奔走闹市嚣尘的喧闹气息，又从“野人”身上感受到一股幽人守志僻处而自足于怀的味道，而那自得、自矜之意，尽在不言中。诗人在另一首诗里说:“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那虽是咏定惠院海棠的，实际是借海棠自咏身世，正好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诗所包含的意境。

　　同一时期，作者在黄州有一首著名的《定风波》词，与此诗可谓异曲同工，对照一读，十分有趣。词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一片随缘自适，顺其自然的旷达之情。正是这种难能的旷达精神，蓄养了东坡的自尊与自信，使他处于逆境而依然乐观豁达，处变不惊，“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三

　　苏轼被贬黄州，是他人生的低谷，然而却是他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在自号东坡以后，其代表作品多出自这一时期。诚如太史公所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毛主席曾在评述屈原时说过：忧愤出诗人，如果让屈原继续当他的官，他肯定写不出《离骚》这样的好作品。

　　钱穆先生评价说，苏东坡诗词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词里见。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在艰难的环境中时，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儋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词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

　　苏东坡对自己又是如何评价的呢？苏在去世前自题画像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一生做官以及游历过的州府达三十多个，几乎是大半个中国，其中仅担任过官职的就有近20个州，他生于眉州，任职的有杭州、徐州、湖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廉州、被贬黄州、惠州、琼州、儋州、舒州、永州，逝于常州，葬于汝州，但他评价自己一生的功业却只写到黄州、惠州、儋州，连“东坡处处筑苏堤”，一生修筑过三个“西湖苏堤”的杭州、颍州、惠州，也只说到惠州，说明他一生最看重的就是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都是他被贬之地，但也是他的诗文创作最具成就的地方。

　　黄州是他大难不死首次被贬之地，他在这里垦辟东坡而又自号东坡，练就了士大夫最难得的旷达人格。初始因畏祸不敢多写诗文，即使写了《赤壁赋》也不敢轻易示人，但一旦拿起笔就一发不可收。在黄州期间，他躬耕东坡，积极进取，乐天安命，从容旷达，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他游历了黄州及其周边的武昌、浠水、蕲春、罗田、黄梅、广济、麻城、黄陂、鄂州、大冶、阳新、嘉鱼、庐山等地方，挥洒出750多篇诗文和重要的书画作品，为中国文学和中国书法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从文学艺术、情感等多角度体现了苏轼的生命感悟、精神嬗变和艺术升华过程。

　　苏东坡还是一个有名的美食家，与有关专业人士创作出了许多以“东坡”命名的食品，如东坡肉、东坡饼、东坡肘子、苏果、苏糖等；东坡走过的地方，人们怀着对他的崇敬，以“东坡”命名了许多事物，如东坡村、东坡井、东坡桥、东坡路，等等，还有东坡帽，东坡之名出自黄州，而今却布满神州。美哉，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