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唐代元稹《莺莺传》的解读，已经形成的两个影响广泛的共识其实是需要认真反省的。一是说张生始乱终弃，对不起莺莺，是一个不能原谅的负心郎；二是说张生在打算跟莺莺断絶来往之前，居然把莺莺说成褒姒、妲己一类人物，文过饰非，太不厚道。这两个共识的产生都有其内在缘由，但又确实是对《莺莺传》的误读。

　　先说第一个误解。

　　笔者的观点是：张生确实是一位负心郎，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负心郎，而是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与莺莺分手，他应该得到适度的同情和谅解。这个观点其实古代早就有一些读者持同样的看法，如北宋的赵令畤。他在《侯鲭録》卷五《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中感慨万千地说：“（张与）崔之始相得，而终至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岂独在彼者耶！”赵令畤还有感于崔、张的悲剧作了一支鼓子词：“镜破人离何处问。路隔银河，岁会知犹近。只道新来消瘦损，玉容不见空传信。弃置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在赵令畤看来，崔、张始终是一对有情人，惟其如此，他们被迫“终至相失”的结局才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是什么压力迫使崔、张不得不分离呢？《莺莺传》没有正面展开，但作者的侧面暗示仍算得上清晰有力。《莺莺传》强调：莺莺在私下与张生结合后，她并不奢望张生正式娶她；她说出的反倒是这样的话：“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愚不敢恨。”“既见君子，而不能（以礼）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这说明，在元稹那个时代，“私奔”是社会所严厉禁止的。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关注重要社会问题着称，其中一篇《井底引银瓶》即以“止淫奔”为宗旨。中国古代的婚姻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实就显示了习惯法的重要性。不遵守习惯法，不仅因为没有“父母之命”，得不到双方父母的认可，而且会因为没有“媒妁之言”,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代表了家族和社会的认可，这种认可是妇女婚后地位的基本保障。女子不遵守习惯法，私奔成家，最终被公婆驱逐，乃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莺莺呢，则是明知她的私奔得不到婆家和社会的容忍，故意断絶了与张生的联系。莺莺的判断是，当面对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时，张生一定会因为承受不住而抛弃她。莺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与其等着被人休弃，还不如自己放弃的好。

　　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来看，张生迫于社会压力而抛弃莺莺，可能依然得不到谅解。但唐人似乎宽厚得多。唐明皇迫于马嵬兵变，同意杨贵妃自缢而死，唐人并未予以深责，倒是对他“空做一朝天子，竟成千古忍人”的悲剧给予了同情，或者像李商隐那样长叹一声：“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或者像白居易那样放歌当哭：“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絶期”（《长恨歌》）。比照白居易和李商隐的这种态度，我们或许可以说：张生也和唐明皇一样值得同情，他是一个被外在力量所支配的悲剧人物。赵令畤将张、崔与李、杨并论，确有见地，也确有理由。

　　再说第二个误解。

　　澄清这个误解，需要明白一个基本事实：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女祸”足以与“宦官之祸”相提并论。元稹《莺莺传》因与“女祸”问题相联系而在当时获得了轰动效应，却也导致了后人的误解，正所谓得也“女祸”，失也“女祸”。

　　清赵翼《廿二史杂记》卷十九《唐女祸》指出：“贞观之末，武后已在宫中，其后称制命，杀唐子孙几尽，中冓之丑，千载指为笑端。韦后继之，秽声流闻，并为其所通之武三思，榜其丑行于天津桥，以倾陷张柬之等，寻又与安乐公主毒弑中宗。宫闱之祸，至此而极。及玄宗平内难，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虽安史之变不尽由于女宠，然色荒志怠，唯耽乐之从，是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酿成大祸而不知，以致渔阳鼙鼓，陷没两京，而河朔三镇从此遂失，唐室因以不竞，追原祸始，未始非色荒之贻害也。”李唐王室绵延相续的“女祸”，引发了唐代文化人的热烈关注，或是诚恳庄重地以此劝诫帝王，或是有意借这个话题耸动舆论，总之，无论动机如何，都表明“女祸”问题已成为中晚唐舆论的一个兴奋点。一个中晚唐时期的文化人，如果他不甘于在文化生活中被边缘化，就必然要围遶这个话题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当白居易发起新乐府运动、大量写作新乐府时，其中就有几篇聚焦于“女祸”。《李夫人》专为“鉴嬖惑”而作，告诫唐宪宗莫蹈前朝覆辙。针对周穆王惑于盛姬、汉武帝惑于李夫人、唐玄宗惑于杨贵妃的史实深发感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古冢狐》的题旨也是“戒艳色”：“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君看为害浅深间，岂将假色同真色！”这些诗写得如此庄重严肃，当然是说给宫中的皇上和朝廷的士大夫听的。

　　《莺莺传》是一篇传奇小说，并不负有补察时政之责，似乎不必像新乐府那样关注“女祸”问题。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其一，据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唐人传奇的写作要求“文备众体”，“以见史才、试笔、议论”。既然是“议论”，涉及的话题当然越重要越好，“女祸”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话题。其二，一种新兴的游戏文体，如果能把舆论兴奋点纳入视野，将获得一种出奇制胜的游戏效果。清初游戏八股文盛行一时，就是将严肃与调侃两个极端巧妙融合的结果。元稹写作《莺莺传》，确乎有意制造这种游戏效果。张生所说的话，其实是将白居易新乐府中的“女祸”观移到了传奇小说中：“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些话出自元稹的代言人——张生之口，与白居易所说“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旨趣相同。幷且，元稹也同白居易一样，特别强调“尤物惑人”的危险性，连张生也坦承“德不足以胜妖孽”，只要和莺莺在一起，他就抗拒不了莺莺的魅力；而“是用忍情”则是白居易“不如不遇倾城色”的另一种说法，所谓“不见可欲而心不乱”是也。要“不见可欲”，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断絶来往。

　　就文本设计而言，元稹《莺莺传》将莺莺与褒姒、妲己相提并论具有一箭双鵰的效果。其一，就“女祸”这个话题而言，如果一个帝王不沉溺于女色，人们必然会大加赞许；而张生迷途知返，理性地控制自我感情，同样也应该赢得赞许，因为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莺莺传》在张生发表“忍情”之论后，交代“于是坐者皆为深叹”、“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就情节逻辑而言足以自圆其说，虽然作者这样处理，其实带有明显的玩笑意味。其二，就俳谐逞才而言，《莺莺传》是作为“张生”的故事来讲述的，张生虽然有元稹自己的影子，而元稹却可以超然于张生之外。张生借莺莺一事来嫁接政治话题，机锋侧出，其诙谐意味让元稹的那帮朋友大为享受。可惜时过境迁，现代读者已经很难体会这种幽默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