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为30集大型文献纪録片《共和国科学档案》第八集、第九集的缩写。这部纪録片摄制于199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50周年之际，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由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获第二届国家音像奬。

　　本文作者担负这部大片总编导和总撰稿的任务。2004年，作者以六千字篇幅总结这次任务的体会。抽取其中有关缘起背景、确定主题的部分文字，附于本文之后。

　　一

　　在老北京有名的“虻牛桥”遗址附近，一座并不引人注目的灰色大楼里，聚集了一批承担着神圣使命的科学家。

　　那是50年代中期，中国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的物理学家们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工作到深夜，他们忘掉了窗外四季的变化，孜孜以求新中国的原子裂变之光。

　　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时间应从1955年1月15日算起。那天，中南海的树木在寒风中摇动，毛泽东主席正在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介绍核物理和铀矿地质学是这次会议的一项主要内容。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四光之女李林回忆：“他们把铀矿包起来放在桌子上。有人说，哎呀，这是铀矿啊！结果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拿手去摸。我父亲赶来说，哎哟，摸不得，摸不得，那是有放射性的。赶紧去洗手，洗手。这有放射性，洗乾净手再喝茶。”

　　这些开国的革命家深知科学的价值和意义。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核武器计划，代号为02。

　　其实，关于“原子弹”这一概念，中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并不陌生。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又一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核爆炸的火光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同时使许多无辜的生命在瞬间毁灭。

　　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952年10月3日，英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

　　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人类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恐惧。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手指至少三次放在核按钮上。在朝鲜战争谈判期间，他曾公开暗示将使用核武器，并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了冲绳岛。

　　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回忆：“毛主席在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的防御。”

　　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以便聚集足够的威慑力量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这是中国政治家得出的结论。

　　二

　　中国研制原子弹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回忆：“1959年6月份，苏联撕毁协议了，争取外援就落空了，转头全靠我们自己来干。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全国大概有26个部委，地方有20个省、市，这么大范围内，接近1000个，就是900多个研究机构，大力协同安排，谁那儿什么东西搞得好，我们就找哪儿做。”

　　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回忆研制原子弹过程时说：“那时连一个示波器都不会造，人家也不卖。全面禁运，那你怎么搞原子弹？连个仪器都没有，你怎么做试验？所以那时自己做仪器，什么仪器都自己做。”

　　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兰英回忆：“给我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当初应该说只要中央计划定下来，任务下达下来，我们是一点也不讨价还价。因为即使有很多困难，我们也是自己去克服。”

　　是的，再大的困难，胸怀祖国的科学家都能克服！

　　迎着新中国旭日热风从海外归来的赵忠尧，主持建造了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研制第一颗原子弹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这台加速器几乎被那时所有的核物理学家使用过，它将我国核物理研究的能力提升到了新的水平。

　　同样从海外归来的王大珩与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的同志们一道，因陋就简，熔炼出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接着，光学设计、加工、检测等一整套应用光学的基础陆续建立。

　　为了核裂变之光在世界的东方闪现，地质部门开始了艰苦的铀矿勘探，在牺牲了十几个干部战士之后，终于发现了一条铀矿异常地带。但是，正规的矿山来不及为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原料。1958年，成千上万的农民漫山遍野采掘近地表层的铀矿，他们奉献了第一批150吨铀矿石。

　　从含铀千分之几的矿石中提炼高浓度的铀，是一个重要技术难题。被称为“化工四大家族”的上海有机所、长春应用化学所、大连化学物理所和北京化学所协调配合，提前找到通向成功的途径。

　　在塞外边陲的气体扩散厂，女科学家王承书率领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排除一道道难关，生产出丰度高达90％以上的浓缩铀235。

　　三

　　我们应该记住那个年代，记住那段历史，记住引爆东方巨响的科学家们和他们经历的艰苦与磨难。

　　1958年初秋的一天，人称“娃娃博士”的邓稼先，走进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办公室。这是他人生的重要一步，从此，他的事业和生命与铸造共和国和平核盾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接受任务前，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对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当即点头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妻子深明大义，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警卫森严的深深庭院和大漠戈壁。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胡思得回忆：“我们这个院建院是1958年。我们刚毕业，毕业以后就分配，当时这是二机部的九局，我们那时就来这里报到。报到的时候邓稼先的办公室只有三个人，连他自己，我们又有三个人去他那里报到，所以那时候最早只有六个人，后来陆续还来了一些人。邓稼先是调到我们这里工作的第一个有高级职称的科学家。他当时是副研究员，他很年轻，34岁，他主要负责理论设计。”

　　在艰苦攻关的岁月里，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凭着两架手摇计算机和古老的算盘，进行浩繁的理论运算，最终解决了原子弹结构和轰爆物理方面的全部理论计算。人们很难想象，为了那些关键数据，邓稼先他们演算的稿纸竟装了几十麻袋，堆满了一间仓库。

　　在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食不果腹。1960年，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因饥饿而浮肿者570人，北京方面的浮肿者79人。这是一些令人悲怆的数字，我们的科学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拼命地工作着。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回忆：“我们那时缺乏粮食，很多人浮肿，包括我也浮肿，但当时没有人因为缺乏粮食去抱怨。因为缺乏粮食，研究所的党组织组织一些研究员去附近的一些菜地里挖菜根，把菜根挖出来洗乾净，锤烂了，打成碎粉了，放在窝窝头里一起吃。”

　　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青藏高原，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等，忍受着头晕目眩等高原反应，吃着青稞面和蒸不熟的馒头，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核爆模拟试验，圆满完成了内爆波和引爆器的试验任务。

　　祁连山下，茫茫戈壁。苏联专家撤走后，这里的核部件制造厂负责人祝麟芳和他的同事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没有图纸，没有经验，有的是精神，是血汗。经过一千多次的试验，他们终于解决了铸造铀球时的气泡问题，奉献出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铀芯。

　　中国的核爆炸时间，由这些富于献身精神和勇于攀登高峰的科学家们推动！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四氟化铀车间投料生产。1963年4月，邓稼先的理论小组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12月，一比二核装置聚合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1964年1月14日，兰州浓缩铀厂取得高浓缩铀合格产品。5月1日，第一套合格的铀235部件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诞生。

　　四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新疆罗布泊，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将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引爆。世界屏住了呼吸，淹没在流沙中的楼兰古国，消失于时光里的丝绸之路和被历史凝固的匈奴铁骑，从悠远的时空隧道里投来沉重的目光。

　　这是一个被历史永远铭记的时刻。山呼海啸的巨响摇撼大地，罗布泊的沙漠上空，巨大的蘑菇云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一起上升！

　　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等在引爆一线的科学家激动地哭了，多少年的血汗和智慧，凝聚在了这一历史的瞬间！

　　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回忆：“喔哟，你在那个纪録片里看见了，那一响，你看不是有个镜头，大家不都在那里，离开相当的距离，安全的，原子弹响了之后，大家都蹦了起来，欢呼啊！”

　　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回忆：“我主要就是看成功不成功，是不是原子弹爆炸。假设那是原子弹爆炸，得要科学证明，不是吗？那时候证明可能是，那是用简易办法测量看没问题，要多少万吨，有多少吨位，才够原子弹爆炸的个儿，要是化学爆炸不会有这么厉害。”

　　那个日子，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光选记忆深刻，他说：“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不会记错的。那天正好是赫鲁晓夫下台。这也是世界上的某种巧合了，他下台，中国的原子弹响了。”

　　当罗布泊的巨响掀起之时，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在排练大型史诗《东方红》。这是一次同样含义深刻的历史巧合。这东方的巨响使世界感到了巨大震撼。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起爆的密码命令采用的是一个檏素的体育用语：投篮。的确，这是一次关键性投篮，它的命中改写了世界的比分牌。苏联专家的撤离并没有扼断中国的喉咙，相反使中国科学家全面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后来，毛泽东幽默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颁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五

　　还在原子弹理论的攻坚阶段，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的一幢普通的灰色屋宇里，科学家们开始了另一项秘密而伟大的历程，这就是今天已经解密的氢弹研究。

　　黄祖洽，钱三强的研究生。1960年被任命为“轻核理论小组”组长，首先开展氢弹的理论预研。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祖洽回忆：“1960年年末的时候，钱三强先生有一天把我找去，说领导决定，在同时搞原子弹的时候，我们在原子能所也成立一个小组，搞氢弹的预研。”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于敏回忆：“1960年底，成立了一个‘中子物理研究小组’，这是个代号，因为保密。任务就是负责氢弹的基础研究。钱三强组织了一批人，有黄祖洽同志、何祚庥同志，带领了一部分人，过了个把月的样子，他觉得还需要加强，所以就把我找去了。这是1961年1月份。”

　　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

　　在原子弹爆炸两年零8个月后，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中国西部大漠升腾起的蔽日黄尘，再次震撼了世界。

　　从原子弹到氢弹，苏联用了五年，英国用了四年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六个月。中国快速突破之谜曾长期被世界议论。其实，人们一旦知道数以万计的人们无私奉献的故事，就会明白，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一切奇迹都是必然的。

　　附：立意·立格·立势

　　——《共和国科学档案》创作叙论（节録）

　　做记者，尤其是地方电视台的记者，无不希望获取好题材。好题材可遇而不可求，这是事实；好题材就在身边，这也是事实。

　　机遇垂青有准备者。1999年，暮春三月，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从北京《科技之光》记者站打来电话，让我到北京去领受任务。到了北京，赵致真台长说：“你的任务是接手编导庆祝中国科学院建院50周年的文献纪録片。”

　　提炼主题是巧妇“炊”出精品力作的首要工作。对于纪録片的编导者而言，主题来自立意。唐代诗人杜牧《答庄充书》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立意的高下决定主题的高下，明道、济世为通用的尺度。清末民初王葆心先生的《古文辞通义》“究指篇”说，“吾谓处今世而研究文字，尤宜认定宗旨，旨要当以顾亭林‘作文须有益于天下’为归。”从拍片的角度，我们首先必须考虑为什么摄制这部片子？这部片子希望扺达什么样的境界？一旦传播，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三问”所归便应该是“有益于天下”。

　　1999年是中国科学院成立50周年，院方拨出专门经费做片，自然是想拍摄一部中科院的历史文献片，他们事先给出的题目分别是《中科院的故事》和《中国科学院50年》。这个站位显然低了些。经过几番思考，几轮磋商，我们决定做《共和国科学档案》。

　　在这部大片中，我担负着总编导和总撰稿的角色。我们向中科院负责这项工作的陈宜瑜副院长陈述：“在新中国的背景下写中科院，以中科院缩影新中国。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我们有责任奉献一部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像史诗。”这一观点得到陈宜瑜先生的高度认同。

　　在摄制的准备阶段，我们瞭解到，新中国的50年是中国科技进步最快的时期，甚至只有这50年，中国才真正拥有了现代科学。我们还瞭解到，新中国引爆了原子弹、氢弹，将人造卫星送上天宇；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五次对称性及Ti—Ni准晶相、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成功地进行了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换核糖核酸的人工全合成。我们更瞭解到，新中国科学的先驱者如何为科学大厦破土奠基、添砖加瓦，如何在科学的苍穹踏罡步斗，攀星登月。

　　思考在历史深处，瞭望在事件高处，感悟在心灵亮处，这是电视文献纪録片立意的“三合一”纲要，也是主题提炼的普遍法则。而我们对新中国科技历史、科技事件、科技人物的认识到位，也即是《共和国科学档案》的主题升华。

　　主题立起了，方向明确了，从编导到撰稿，从采访到摄像，从资料汇集到制片统筹，摄制工作随之全面展开。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半年来的团结奋战，终于完成了《共和国科学档案》这部洋洋30集的大片，中国科学院和中央电视台一次审片过关，随后连续30天以《科技之光》特别节目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