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原定都南京。他打算在北方重建一座京城，就找来大臣刘伯温商量选地，刘伯温说：“就叫铁臂将军徐达办这件事吧。”徐达奉诏而至，刘伯温告诉徐达：“凭着你的神力往北射上一箭，箭落在哪儿京城就建在哪儿。”徐达应声走出殿外，扬面向北，张开了千斤铜弓，搭上雪翅金箭，“嗖”的一声，一道白光破云而去。刘伯温领人登船，顺着大运河北追而来。

　　如今，在北京钟鼓楼附近的后门桥下，立着一块大石碑。碑上方方正正地凿着三个大字：北京城。传说这就是金箭入土的地方。

　　天苍地茫，上下三千年，北京，迷人的北京，作过六朝都城，有着如此神话传说的北京。

　　当着手写这篇文章时，我怀着不可遏止的渴望，登上了景山——北京中轴线上的最高点，想看一看这座可爱的城市。它离得很近，又好像很远。俯瞰下去，故宫华美的屋顶铺成一片金色的波浪；身旁，柳荫簇拥着白塔，频频招手；美术馆舒展双臂，袒开热情的胸怀；远处，长城犹如一支缠绵的旋律，沿着漫山遍野的红叶曲折回环；佛香阁对镜描妆，小心翼翼地梳理着自己高翘的飞檐。北京，气象非凡的背景，令人骄傲，使人自豪，是昂立在东方大地的一组最伟大的群雕，是酿就中国古老文化精华的灵魂。1985年，它接待了93万外国友人；这年平均每一天，它迎迓了5万外地游客。他们兴高采烈地来，是为了瞻仰她的风采；他们恋恋不舍地走，是因为它永久的魅力。

　　然而，北京就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吗？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多少年来，人们不分昼夜地建设它，又随心所欲地毁坏它，在它身上发挥着惊人的智慧，也施放着同样程度的愚昧。抱怨！从上到下，从老到幼，从过去到今天，人人都满怀着对它的热爱和眷恋抱怨它。于是有人写北京的公共汽车，惆怅不已；有人写北京的水源，更是触目惊心。此刻，当我同样站在景山顶上，把目光投向挤满大街小巷的老房旧屋时，心底涌起的也决不再是赞叹。我曾小心翼翼地从它们当中穿过，也曾从市政府的新楼一头扎进破败的大杂院。比起那些金光灿灿的大屋顶，它们更令人亲近，但也更令人陌生。在她们的身下，埋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遗憾、矛盾、争执甚至是危机？一路访去，步履沉重，如碾道行路。北京，住在北京，北京的住房，怎么会是这样？

　　然而，当我面对乱麻似的一切时，竟感到茫然。它们从哪里发源，到哪里结束，扭结的中心又在哪里？终于，按照专家的指点，我钻进了资料馆、档案馆、图书馆，从尘土蒙面的文件堆里翻出了38年来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透过那些毫无表情的阿拉伯数字和图表，我渐渐发觉，北京城建的种种矛盾实际是从这里起源，因为这些由巨手所圈定的规划本身就标出了——

　　第一章　一条粗重的曲线

　　40多年前，瑞典地理学家喜仁龙来到北京，他留下了这样一段美妙的文字：

　　循着通向城头的马道拾阶而上，就可以踏上一个趣味盎然、无与伦比的场所。在这里你可以漫步几个钟头，欣赏那目不暇接的奇妙景致：掩映在万緑丛中，黄色屋顶闪闪发光的故宫和庙宇；覆盖蓝色和緑色琉璃瓦的华美住宅；带有前廊的朱红色房屋；半掩于百年古树下的灰色矮小平房；横跨有绮丽牌楼的商业繁华的大街；以及一片片有牧童放羊的开阔场地。城内种种景象，无不尽收眼底，惟有洋式或半洋式的新式建筑，才敢高耸于这古墙之上。这时，立于城头上的哨兵吹响尖厉的军号，向街上瑟缩的人们宣告，民国的又一天开始了。

　　这号声后来成了结束一个时代的声音。1949年1月中旬，数十万解放大军突然包围了北京，为了保护这座古老美丽的城市，攻城部队事先精密地调查了全城的每一处古建筑，规定哪些建筑区域絶不许动用炮火。从望远镜里远眺北京的共产党人清楚北京的价值，更清楚北京的历史，他们絶不想像蒙古的骑兵和朱元璋的红巾军那样，渴望用一把火把一切过去都烧成废墟。

　　感谢他们的清醒，也感谢傅作义将军的清醒，北京幸免了第三次被摧毁的厄运，而且顺理成章地作了新中国的首都。

　　然而，历史的发展几近乎残酷，它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放火或许有放火的好处，烧掉了古代文明固然是愚昧，却可以给新时代的文明腾出一块净土。

　　1949年5月，在刚刚成立的都市设计委员会的办公桌上，铺开了第一批关于北京城的设想方案。它们奇异多状，有的把北京设计成一块单调而又绚丽的魔方，有的像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有的像娃娃玩的小风车儿，有的则像一个头尖底圆的大鸭蛋。

　　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是当时最大胆、也最保守的一位。他重弹30年代提出的“旧城惟上”的老调，坚决主张在京西五棵松一带重建新城，它南起丰台，北至圆明园福海，形成一条新的南北中轴线，与老北京的旧中轴线比翼双飞，长安街则像一根巨大的扁担，把它们挑在大地的肩上：一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另一头是古老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梁思成的设想被否定了，理由是没钱。其实这大概只是原因之一。

　　对于刚刚解放的北京人来说，能够丰衣足食、摆脱贫困是叫人渴望的目标。他们像群孩子一样热情地涌进天安门广场，仰脸向居高临下的领导者发出衷心的欢呼。这的确是令人陶醉的时刻，尤其是对那些从穷乡僻壤出发，走过30年枪林弹雨，最后终于登上天安门的政治家而言，俯瞰着古老而新生的北京，他们的胸怀很像开国君主，又远比开国君主雄阔。惟余莽莽，顿失滔滔，是破除一个旧北京，建设一个新北京的时候了。毛泽东同志甚至兴奋地说：希望站在天安门上放眼一望，对面都是浓烟滚滚的高大烟囱。而这正是当时人们所梦想的工业社会的最佳蓝图。

　　于是，都市设计委员会所提出的全部方案，起码在两点上保持了絶对一致。第一，认为北京不仅要成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应该成为一个巨大的工业基地，工人阶级在首都人口中要占有优势比重。第二，北京作为“中央之国”之“中央”，规模絶不能小，城区人口应该从一百多万增至四百万。虽然国家计委再三提醒中央要对北京全力发展工业和人口问题慎重考虑，修改后的计划却有增无退。人口数字被改写成五百万，重工业产值指标迅速上涨，不仅超过了天津，甚至超过了上海，终于成为仅次于沈阳的第二重工业中心。

　　历史有如人生，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而这正是解放后北京建设最关键的一步。它究竟是青年布尔什维克宏伟的理想，还是一杯腐蚀古城的强酸？是那些“万里长征人终还”的巨人们宝贵的热情，还是可笑的幼稚？“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现在作出结论或许为时尚早，但结论并非没有，那就是北京的命运并不像诗人赞美的那样，是闪耀在人们手心里的一块宝石，雕凿它的是政治，欣赏它的也是政治，只有政治，才是北京真正的上帝！

　　工业的确给北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带了同样的灾难。

　　仅1958年一年，在北京城区内，就建立了700家街道工厂和两千多座大转炉，烟尘蔽日，机声隆隆。从此，新建的住宅区内明确规定了增加街道工厂用地，而同时，住宅里的厨房却一律被取消，所有的居民都集中到公共食堂里去用餐。

　　1958年至1960年这三年间，北京新建工厂厂房近300万平方米。然而这三年间，居民住宅每年坍塌都在千间以上，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解放时的4.75平方米下降到3.24平方米，减掉的这1.5平方米，恰好是一个老百姓睡觉所需要的面积。

　　人口也以大跃进的速度暴涨。1953年预计的数字提前20年实现，北京的住房愈发变得拥挤不堪。当时负责北京城建的是所谓“三结合”领导小组，他们急中生智，在“学习大庆人，建设乾打垒”的大红横幅下，十几万平方米简易楼房平地而起。它们确实简到了头，没有上下水道，没有暖气煤气，有的连厕所都没有，至于窗户，只不过是在砖墙上掏出来的一个洞而已。近万户居民就龟缩在这样的房子里，在煤烟熏黑的楼道里做饭，沿着陡窄的楼梯到楼下去倒水打水上厕所。

　　实际上，这条粗重的曲线所蔓延的范围远不止此，北京这部形象的中国文明史教科书突然被贴上了“象征封建皇家统治”的大白标签，一次次没有计划、却有明确目的的篡改，在许多古代文化建筑周围悄悄地进行。

　　西南城古老的天宁寺塔旁，昂然竖起了180米高的大烟囱。

　　宣武区报国寺的大殿里支起了车床，喷开了气焊。

　　白塔寺的山门不见了，代之以一幢灰蒙蒙、木呆呆的方框大楼。

　　北海西岸，一栋神秘的大厦像位傲慢的不速之客，使湖面顿失浩阔之感，也使西岸的五龙亭矮成了一束盆景。对面的中南海里更是大兴土木，叫人一言难尽。

　　白灿灿的北京饭店新楼虎视眈眈地侧立于故宫的红墙之外，几百个黑糊糊的窗眼盯着在故宫里漫步的游客。

　　最大的损失，莫过于那古老的城墙和城楼了。

　　北京的城墙，历史悠久，多次变迁，最终定于明代。它全长约35公里，“下石上砖，共高三丈五尺五寸，堞高五尺八寸，址厚六丈二尺，顶阔五丈，设门十六，门楼如之”（《顺天府志》）。喜仁龙这样称赞它：

　　纵观北京城内规模巨大的建筑，无一比得上城墙那样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的确，无论哪一个老北京人都难以忘记城墙的魅力。远看，它宛如一条连绵不絶的长城，其中点缀着一座座挺拔的城楼，像是一首交响乐突起的一个个高潮。日暖之时，城头上长着一簇簇树丛灌木，增添了几分生机。秋高气爽的十月早晨，可谓是景色最美的时候，特别是向西望去，在明净澄澈的天空下，远处深蓝色的西山和似隐似现的红叶，把城墙衬托得格外美丽。谁也没有想到，解放后，城墙的去留却成了一场政治争论的焦点，一些认为必须要“彻底革命”的人认为，城墙的存在就是封建的延续，必须要拆，而且要拆得一寸不留！

　　当然，“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毛泽东语）依旧是梁思成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利用城上驰道广修花坛藤架，使之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上花园”。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学术斗不过政治，梁思成的“城上花园”同他的“新旧北京”一样受到了冷落。尽管年过花甲的他为此声泪俱下，但仍然无济于事。周恩来总理握住他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你的想法还是好的，不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呀。”

　　争论在持续，城墙却一点儿一点儿地在变短。终于，在1969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发表以后，北京古城墙的末日来临了。成千上万的戴着红袖章的人，扛着镐头铁锹登上已经被拆得支离破碎的城墙，把一块块城砖撬下来，背回去修防空洞。尽管时而有人被砸死或者摔伤，人们依旧干得热火朝天。

　　一个雾蒙蒙的黎明，一位搞了一辈子建筑设计的老先生悄悄地来到城根下，艰难地攀上北京的最后一段城墙，一尺尺、一寸寸地抚摸着城堞上的每一块青砖老泪纵横，痛不禁声。最后，他咬咬牙，哆哆嗦嗦地扒下来一块印有“嘉靖二十八年（1549）窑户孙紫东造”的城砖，沿着曲折的小胡衕把它背回家去。他知道，北京的明天再也不会有城墙了，他要用这块砖去告诉他的子孙后代，告诉他们什么是北京的城墙，告诉他们发生在城墙上下的许许多多的故事。

　　历史无论多么强大，其实只能是历史，并不能说明今天。那么，尊重历史的文化遗迹，不是更能显得今天的豁达和文明吗？相反，政治上的斤斤计较，耿耿于怀，也并不就说明与历史的彻底决裂。事实上，这近似于痴人说梦，绵延三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无论是喊口号，还是挥铁镐，都絶不可能被斩断挖尽。象征着中国人封建自守的城墙拆掉了，但一座又一座壁垒森严的院墙不是越盖越高吗？有谁知道，现在的北京城里到底割据着多少个“小北京”？甚至可以不夸张地改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他说，在德国，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么在中国，每个人都是一座坚固的城堡！

　　真正的古建筑遭到冷淡、破坏、甚至毁灭，而一座座拙劣的仿古建筑却旁若无人地拔地而起。北京图书馆新馆是一个明证，它与首都体育馆隔路相望。当我构思这篇文章时，它还只是一堆灰白的钢筋水泥构架，因而悬在上面的十几块红字木牌便显得格外醒目：“战风雪，斗严寒，力争‘七一’把礼献”。这种像顺口溜而又远比顺口溜吓人的口号在过去那些年代一般都意味着表决心时的吹牛，而这次好像不是。当这篇文章收完最后一笔，它的面孔也已历历在目。总投资二亿三千万元，每平方米造价高达1642.9元，相当于一般居民楼价格的五至十倍。

　　它能够象征现代的知识宝库吗？否！现代的应该是开放的、流畅的、新鲜的。

　　它具有中国古建筑那种虎踞龙盘的雄阔感吗？否！它缺少凝聚的核心，缺少左右的呼应，缺少开阔的视野。用不了多久，当离它不到50米，高达15层的奥林匹克饭店傲立于眼前，它将更会显得不伦不类。

　　它省钱吗？否！仅仅为那几块緑斗笠式的大屋顶，所多付的代价既不是一万两万，也不是十万八万。

　　它合用吗？否！它依旧没有摆脱传统的藏书馆模式，就连计算机房这类设施也是后来才补加进去的。

　　几乎所有的建筑师，不分年龄，不分派别，都对它表示异议。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座复古主义的活样板，竟会出现在80年代的北京！自然，他们之中很多人也明白，这依旧是政治决定一切的结果。原因很简单，1974年，当它的图纸刚刚问世时，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在上面签了字，十几年过去了，世界在变，中国在变，那位领导人也早已故去，但是，他的签字没变，于是，图纸不能变，一切都不能变。

　　这条粗重的曲线具有多么大的惯性，能从十年前一直滑到今天。很难想象，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哪个国家能有如此良好的服从观念，这不也是中国人祖祖辈辈所信奉的一种秉性、一种政治、一种文化吗？

　　有位领导人在谈到建筑时曾开玩笑地说：“建筑好比炒菜，我不会炒，我还不会尝吗！”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这位领导人喜欢吃辣，那所有的人都得陪着他一起吃辣；如果他明天又改吃酸了，所有的人也得陪他一起吃醋。这难道不是北京建筑的悲剧吗？这难道仅仅是北京建筑的悲剧吗？

　　再引首向东，凝视一下耸立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主席纪念堂吧！它与北图新馆恰好相反。前者是土中含洋，而它是洋里藏土。十年前，当它刚刚开始破土动工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捐献过自己最具特色的物产，北京有上百万市民曾自愿到工地去参加义务劳动。翻翻当时的报纸，有多少整版对它的报导，赞美它如何壮丽辉煌，如何庄严肃穆，是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一座伟大建筑。然而，当1977年夏天的某一个清晨，它四周的木板隔墙突然撤去时，围观的人们却都迷惑地眯起双眼：没人敢说它不好，可是又不知该说点儿什么，流过心底的是一阵长长的惆怅。

　　当时参加纪念堂设计组的吴观张和马国兴苦笑着回答，这完全是那个年代必然中偶然的产物。

　　本来，按照吴观张的设想，应该像北大校园内的斯诺墓一样，在一个风景秀丽之地为毛主席立一块洁白的石碑，檏素而又肃穆。然而，他的建议立刻就遭到了否定，毛主席是不能被埋在地下的，虽然他已经去世，也必须像活人一样，要住在房子里，而且还得住在人民中间，让老百姓常常见到他。

　　于是便决定建陵，这是最高的规格。可是陵该建在哪儿呢？十三陵不行，那里是皇帝的墓穴，况且离北京又太远。香山也不行，在那儿建陵将与中山陵过分相似。玉泉山也不行，那里中央首长的住房太多，地下还尽是洞。景山也不行，虽说它地理位置适中，却是崇祯皇帝上吊的地方……

　　建陵不成，于是又决定建堂。可堂又建在哪儿合适呢？有人建议建在午门前的空地内，这显然不行。有人甚至建议就建在天安门上……议来议去，最后决定堂址选在北京两条中轴线的交叉点上，这里虽然不能造陵，有点儿委屈他老人家，但却符合两大政治条件，一是可以盖座房让老人家住，二是居于市中心，确实是生活在人民中间。当然，这中间也许还有一个潜在的心理因素，那就是它相距故宫太和殿皇帝的宝座不过数百米，而且同在一条皇城中轴线上，南北相对。当然，也许最终批准它的人没这样想过，可许多老百姓想到了，而且他们满意。

　　中国人反了一个世纪的封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可以说人人提起“封建”二字都咬牙切齿，但到了讲摆场的时候，也只有封建所具有的规模与威严才能使大家默然。

　　堂址既定，那形状呢？中国的建筑师们充分运用了那个时代的想像力，有的设计成金字塔，有的设计成芒果，有的设计成文冠果或者万年青……在一连串的否定之后，设计组的成员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他们恶作剧似地设计出了一个巨大的圆顶形建筑，顶上覆盖着火红的玻璃钢，白天放光，夜里也放光，简直就像半轮从地里钻出来的红太阳。可最终连它也被否定了，因为国内的建筑材料还不过关。

　　也就在同时，他们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个事实，按照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纪念堂的地基已经夜以继日地打好了，它是标准的正方形。那么答案也就别无选择，必须是正方形，他们只好赶制出两个同类模型送政治局审批。其中，多数人认为相对好一些的一个，被列为第一号。

　　第一号模型摆在桌子上，政治局委员纷纷表示赞同。等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进来时，桌上摆的已经是第二号模型了。

　　“这个好啊！”领导用他软软的山西口音称赞道。有人告诉他另外还有一个模型，他问：“哪一个高啊？”论高，自然是第二号模型高，它高达33.6米。

　　“那就用这个吧！”领导肯定，其他人自然也纷纷表示首肯。

　　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座占地5.74公顷的庞然大物。它是当代世界最巨大的陵墓，而且毫无愧色地屹立在城市中心，它会永远这样屹立下去，即便是八级地震也难以摧垮。可就在它身后的前门大栅栏一带，每公顷土地平均要塞进七百多个居民，每人的住房面积刚刚达到三平方米。多少年后，当这一代北京人纷纷故去，新一代北京人站在它面前时，他们会对它说些什么呢？而它又会说什么呢？

　　如此说来，这条粗重的曲线并不仅仅是凭藉惯力而行，它依靠着民族传统所提供的动力左曲右折，忽而让我们盲目拘泥于历史，然而又让我们无视其存在。其结果是我们不仅失去了历史，也失去了一座宝贵的古城。

　　1979年的盛夏，一个刚刚步入艺术殿堂的湖北青年诗人，兴冲冲地要他的北京同窗讲述古都名胜古迹，想先神游一番为快。在他的想象中，北海大桥的两侧，那应该是雕花的汉白玉栏杆啊。让他大出意料的是，北京同窗向他描绘说，那儿却是两排一人半高的尖矛铁刺！他难以接受，长叹一声。三个月后，一首名为《桥》的诗歌发表在一本大学生文艺刊物上：就是那座长满铁刺的桥，隔开了中南海与北海……

　　1986年，我在北京四处游荡。不过，不是为了一睹古城风姿，而是沿着这条粗重的曲线逆行，去凭吊难言的历史，最后我来到了西南郊的莲花池畔。

　　这里是800年前金朝的中都故址。金主完颜亮挥鞭至此，一眼看中了这块地方。他调集120万兵士民工，严逼硬罚，仅用一年就建起了一座周长18.5公里的新城。这真是价值连城的一眼！

　　100年后，蒙古人一把火烧掉了中都，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不得已住进了郊外的离宫，谁知他也是一眼看上它，而且命令以此为中心建设新城。于是十几年以后，一座以北海琼华岛为核心的元大都建成了。这又是价值连城的一眼！

　　八百年来，北京城五次改变位置或轮廓，每次都是出于统治者的灵机一动，也只有他们的灵机一动，才具有如此神力。其实这神力并非始于他们，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大地是有中心的，中心是一座贯通天、地、人的大山，山顶则有座高塔，它拥高自威，俯瞰四方。仔细想想“京”字的形状，它像不像是那座塔呢？否则，皇帝们干嘛都喜欢把自己住的地方叫做“京”呢？在甲骨文中，京字的含意就是“高”，它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缩写，喜欢居高临下，把一切都打上自己的印章。文以载道，学以载道，农以载道，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载道，城市和建筑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它却没有想过，当它完成惟我独尊的这一切以后，既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也失去了它自身的目的。至于载它者，更不必说，早已成了一具空空的躯殻。

　　革命，千百年来的千百次革命，它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它是暴动，是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的暴烈行动。明皇在元代皇宫的旧址上堆起景山，并取名“镇山”，指望靠它让元朝永世不得翻身，清朝又在山顶压上了五个亭子，也同样是想借此镇住明朝的风水。从民国到今天，随心所欲的大拆大改更是如火如荼，整旧如新的琉璃厂恢复了，似乎如此就足以表示对过去的尊重。圆明园里也大兴土木，好像重建起一片湖光塔影，就能掩盖中国近代史屈辱的面容。今天，正是这样的今天，依旧是躺在历史的窠臼里恭维或者反对历史，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帜把自己抓得遍体鳞伤，但是，流出来的仍然是中国人苍老的血。

　　北京，也许如同我们这个民族一样，已经老了。为了新生，她需要涅盘，也必须涅盘！

　　写在后面

　　《京华建筑沉思録》全长4万余字，分三章。1986年在《三月风》杂志10月号发表后，轰动一时，让我名利双收。说名：该文被各大报刊转载了36次——这仅是我所知，因为我收到了36次转载稿费。中国当代建筑文化研究会和《三月风》杂志社还专门为此文召开了一次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的研讨会。论利：稿费加转载费，再加荣获《三月风》纪实文学金奬、邓朴方亲手发给我的5000元奬金，使得此文在那个年头，为我挣到一字一元的报酬，差不多等于我当年五年的工资。1992年我揣着10万稿费去注册艾迪尔谘询公司时——实际我想办广告公司，但广告公司的注册费下限是100万——这一篇作品的贡献将近一半。

　　有人问我此文缘起。那是因当年出国潮兴，各路豪杰到我任教的北京外语学院恶补英语，因此认识了两位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当他们知道我业余写作后，便建议我写写北京的建筑，还顺嘴给我讲了毛主席纪念堂和大楼顶都必须加小帽子的故事，一下子吊起了我的胃口。

　　正赶上1985年文化反思热，我开始调查访问。所谓“调查访问”，就是先理出线索，譬如为核实梁思成的故事，我还东托西找地去见了梁思成遗孀林洙，向她逐一确认我所搜集的信息。

　　那年月一无网络、二我也不是记者，全靠阅读和朋友推荐，再加一纸《青年文学》杂志的介绍信和北外工作证。三个月下来走访了70多人，其共同点是都与建筑有关，有专家学者，有刚被房塌砸死的遇难者家属，有家里住不下天天睡厂里的残疾人，竟然还有一位白天给国家领导人掌勺，晚上和孩子睡上下铺的特级厨师……

　　文章写好，恰逢1986年多事之秋，首先是最先答应采用的《青年文学》变卦，说作品虽佳但涉及好些“敏感”的话题，不好用，让我去其他刊物一试。连走几家，如《中国作家》，《当代》，讨来的说法也都如出一辙，我不禁有点心灰意冷。此时还是一位朋友指点我说：夸作品好但不敢登？说明其背景不硬！你得找背景硬的地儿！“谁背景硬？”“邓朴方呀！”

　　醍醐灌顶。我立马找到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旗下、邓朴方当社长的《三月风》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看完后，当即告我此文只能发一半，否则也会“惹麻烦”。我琢磨一半也比不发强，于是答应由其删减，后来发出来的约三分之二。

　　没想到，1987年文坛风向又一变！此文又成了香饽饽，《中国青年报》竟然连载了整整一个月，几家出版社争着收入文集——用的还都是未加删节之原文，也都不嫌长、也不怕“敏感”“惹麻烦”了！首发的《三月风》杂志也高兴，把我列为“核心作者”，让我再报选题。我说我对企业家感兴趣，想写一本《老板们》，编辑部主任拍手叫好！“你写我们连载，最后由华夏出版社出书。”——华夏出版社也隶属于残疾人基金会。

　　于是，我从1987年开始南至雷州半岛北到满洲里的寻访老板之旅。一直走到1989年我被停教职，而最终因为太多老板的“第一桶金”见不得光而未能成书，反而自己成了公司老板。

　　三十来年过去，互联网兴起，自媒体兴起，眼下谁要发表什么作品，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了！随着信息传播手段更新换代，这篇文章也不断还魂重生。好笑的是，过程中也“与时俱进”，2017年北京热议“行政副中心”，我在微信若干朋友圈儿都看到了此文图文并茂“崭新登场”，竟然出现了“雾霾”一词，令我哭笑不得——三十多年前我的原文中哪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

　　此文不断被翻出来传播这事儿说明，当年我关注的问题，依然为当今人们关注，因为它不仅没有化解，而且更为严峻了！一部详述社会文化难题的作品竟有这样的生命力，作为作者，我不知该庆幸，还是该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