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苏联红军开进了波兰的华沙。这个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痛苦了将近七年的城市重获新生。陆续回到这里的人们看到，曾是名胜古迹的老城广场，已是一片碎石。最早回到家里的居民是一位老妇人，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喂养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鸽子。

　　战争结束了，人们相信和平已经来临。

　　半个月后，象征和平的鸽子飞到了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苏联的斯大林、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在这里商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和战后大国维持平衡的机制。一个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就这样在大国的安排下诞生了。这就是人们说的雅尔塔体制。

　　丘吉尔在一年后说的一句名言，揭示了这幅政治版图的内在危机。他说，“一道铁幕已在整个欧洲大陆降下。”

　　和平鸽无法穿越这道铁幕。整个欧洲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部分，随后世界也被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在40多年的岁月里，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人们都可以在这道铁幕背后，清楚地看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操纵世界格局的身影。

　　60年后，世界格局再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和60年前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秘密安排未来秩序不同，这一次，莫斯科请来了6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记者们的镜头，虽然习惯地在这些大国领导人的身上捕捉未来的信息，但真正唱主角的，却是乘坐一百多辆60年前苏联军用卡车的2600名老兵。当满脸沧桑的老兵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观礼的人群显得格外兴奋，大国首脑们的表情，也纷纷起了变化。

　　此刻，历史不再遥远，也不再是记忆的负担。作为东道国的总统，普京在讲话中说的一句“胜利属于老兵”的话，也在不经意间把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课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忽视过去的人，在未来行程只是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匆匆过客。忽视过去的国家，面对世界变局将不会有成熟的选择，甚至会承担迷失方向的风险。

　　走过100年，回首500年，一路巡看交相兴替的大国演变，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让历史告诉未来。

　　大国来自何处？

　　毫无疑问，世界近代史的大幕一拉开，就伴随着血腥的演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为大国、强国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或者曾经是人们深恶痛絶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些国家侵占别国的领土，掠夺别国的资源，剥削、压迫和屠杀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无不留下丑恶的历史耻辱。

　　这是我们今天思考大国来自何处不应该忘记的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思考、总结大国何以产生，一切经验教训纔可能是科学的。

　　现在让我们走近历史的深处，倾听大国交替留在世界舞台上的历史回声。事实上，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们感悟着大国的经验教训，更有无数的历史学家不断地追问：靠了什么，让这些国家你争我夺地跑在了前面？人们能揭开沉淀已久的大国之谜吗？

　　500年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们，开始用海洋把各个大陆的国家连在了一起，于是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这个舞台。

　　有了世界，便有了在世界舞台上唱主角的大国，有了全球性影响的国家。

　　在这之前，无边无际的海洋和沙漠，把人类的活动圈在几块大陆上，虽也出现了罗马、波斯、拜占庭这些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大国”和“强国”，其实，他们只是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舞台上演绎着自己的兴衰。正是探险家们开拓的航路，划破海面幽蓝的平静，载着贸易物资和火炮利器，在追求财富的雄心之风鼓荡下，启动了大国的旅程。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书写欧洲近代历史开篇之作的，似乎都应该是半岛国家意大利。因为它孕育的文艺复兴划破了欧洲黑闇的精神天空，开启了新时代的曙光。然而，由于国家四分五裂，其精神的创造犹如坚冰覆盖下的水流，无法转化和喷射为一种现实力量。

　　创造历史的机会与意大利擦肩而过，被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在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顺手接住了。说起来原因并不复杂，当海洋注定要成为孕育大国的摇篮时，只能是拥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国家最先把它抢到手里。历史首先记住了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是他们让航海大发现不再是那些商人为贸易所进行的孤立探险，而成为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战略。

　　近代世界历史的大幕，从海洋上拉开。但海洋上的优势，是决定性的崛起原因吗？世界上的岛国和半岛国家有不少，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为什么恰恰是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国呢？

　　美国耶鲁大学保罗·肯尼迪教授的结论是：“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造成了大国的崛起。通常是综合的，地理位置有帮助。”

　　英国前外交部长、副首相杰·弗里豪的结论是：“国家强大必须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特别是民众与领导者之间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教授、法国政治史专家皮埃尔·罗赛瓦伦的结论是：“一个强国仅仅物质力量强大还不够，它还应该具有吸引力。我想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法国，拿破仑帝国，当时既是物质上的强国，也是精神上的强国。”

　　不难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谈论传统大国崛起的时候，欧洲人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大都很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

　　一个国家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从来不是凭空出现和孤立存在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这个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逻辑，即使在当代西方，也仍然是人们信奉不渝的真理。

　　大国出生之谜，又回到了综合国力。

　　所谓综合国力，仿佛一个人的身体，国民素质是他的细胞，文化、科技、教育是他的血液，经济财富是他的心脏，疆域是他的身高，人口是他的体重，军事装备是他的体力，有效的政府和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则是他的大脑。这些复杂元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在历史关头发挥特殊的作用。

　　在不同历史时期，大国的崛起总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一个国家的政权结构及其领导人的战略判断，既可以成为这个国家崛起的关键，也可能成为这个国家丧失机遇或走向衰落的根源。

　　在办公桌的地球仪上只有一粒米大小的低地小国荷兰，最早出现了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商人而不是军人或贵族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当市民们竟然可以石破天惊地从贵族手中购买到城市的自治权的时候，当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的女仆也是东印度公司手握股票的股东之一的时候，整个社会通过商业活动来搏取财富的冲动就可想而知了。正是那些16世纪的荷兰商人，创造了资本主义的金融和商业体制，由此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创造了一个只有150万人口的国家称雄世界的奇迹。

　　英国和美国的崛起，与这两个国家比较早地出现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关。英国率先建立了一套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制度，及时地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率先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而成就了大英帝国的历史。美国是新移民国家，它没有历史负担，又能同步汲取欧洲当时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工业革命的成果，去探索和实验适合于这块新大陆的新的文明。美国社会制度的形成和设计，是很难简单复制和模仿的。

　　从英国开始，走向大国的进程，事实上都伴随着一条历史的主线，那就是工业化。在18世纪后期，英国是以创制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故乡，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世界工厂”。在19世纪后期，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先后出现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理所当然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特别是美国和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很快超越了英国和法国。

　　而俄罗斯和日本，则多少是因为学习和追赶而成为大国的。再进一步说，如果说荷兰、英国和美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由社会来推动的，那么，后起的德国和日本，以及俄罗斯和20世纪的苏联，却是从上而下由强有力的政府来倡导和推动的。一本2008年出版的有俄罗斯官方背景的历史教学参考书，便言之凿凿地申明，俄罗斯历史上有三个发展高峰：彼得大帝一世时期、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斯大林时期。而这三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是能够凝聚国家的意志和力量的强势领导人。

　　在20世纪世界舞台上，以科技革命为标志的工业化程度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第二次世界刚刚结束，也就是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只过了半年的时间，也就是1946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那天，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了。这台名叫“埃尼阿克”的计算机，重达30吨，占地160平方米，耗电174千瓦。它的功能实际上还不如今天的一些高级袖珍计算器，但它的诞生，却拉开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序幕。美国人率先占领了战后大国竞争的制高点。这大概是它在20世纪下半叶一枝独秀成为信息革命带头羊的重要原因。

　　世界大舞台，就这样时常变幻着它的格局。

　　历史的胸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慷慨，它总是让那些在第一时间适合它的规则，并拥有那个时期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来充当世界舞台的主角。

　　选择铸就命运。不同的选择铸就不同的命运。能够抓住机遇走上前台的国家，既有得天独厚的客观优势，更有在历史潮头先人一步的主动选择。

　　扫视当今的世界舞台，我们还不难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60年了，依然是战前的大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构成了跑在前面的大国行列。

　　原因在哪里？原因只有一个。早在19世纪末，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就意识到：“现代国家没有发达的本国工业，就不可能强盛。”此后的历史也已证明，在絶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二战前率先进入和走过这段历程的国家，十分自然地保持着他们的领先位置。

　　现代化是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必须经历的阶段。未来大国的崛起，必须跨越这道门槛。

　　大国要干什么？

　　大国崛起之后，在世界舞台上表演的节目，就是按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来安排国际秩序。

　　1494年，在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的时候，葡萄牙和西班牙就像切西瓜一样把地球一分两半，一边归葡萄牙，一边归西班牙。由此开启了大国侵占和掠夺殖民地的历史。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27个战胜国的代表1000多人聚会巴黎。所谓“巴黎和会”，实际上成为了美国“大炮”总统威尔逊、法国“老虎总理”克列孟梭和第一流的生意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三人会议，凡尔赛宫成为了他们上演分赃闹剧的舞台。三人经过激烈的争吵和无数次的讨价还价，在战败国的领土和殖民地上，英国拿走了1000万人口的地区，法国割去了750万人口的地区，日本得到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三个人还做主把德国侵占的中国山东半岛送给了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地球表面已有五分之一的领土处在殖民者的统治之下。如果你留意一下非洲大陆的地图，不难发现许多国家之间的边界都划得笔直笔直，那是殖民者们拿着“西瓜刀”跑马占地切下的痕迹。

　　历史上伴随着大国的崛起，总是殖民地的扩张、划分和掠夺。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大国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除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永远想增加自己的利益。”

　　这个世界有时像黑白照片那样对比鲜明：大自然慷慨地赋予了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丰富的资源，但那里的人民却过着贫困的生活；一艘艘满载着棉花、羊毛、皮革的轮船从这些地区的港口不断驶出，但是生产棉花的人们却衣不蔽体；从那里不断开采出丰富的铁、铜、铅、锡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矿产，但是那里的农民却用木犁和原始锄头耕地。

　　为了有充分理由剥削和掠夺殖民地，大国列强确实给非洲带去了一些现代文明，但非洲人付出的代价却是罕见的，他们不仅毫无政治权利可言，甚至也丧失了由自己掌握现代文明的权力。扎伊尔1960年独立时，竟然没有一个本国的医生、律师和工程师。

　　大国崛起和称霸的故事虽然丰富多彩，却从来缺少美好和顺利的故事线索。因为他造成的麻烦总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他固然拥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荣耀，同时也面临着如何维持的烦恼。这样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说：“第一强国的最大利益，不摇晃梯子，不把桌子掀翻，只要维持现状，就好。”

　　拥有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虽然总是想方设法抑制新兴大国的崛起，但总是避免不了有人来摇晃那把梯子。这就出现了大国交替过程中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新兴大国的力量增长使传统大国感到恐惧，为化解恐惧所采取的敌意反应，又必然使新兴大国感到不安。一时间，新老大国都感到了不安全。

　　双方便犹如在悬崖边上舞蹈，看似风光无限，其实一失足成千古恨！何况还有人在一旁推波助澜地怂恿和居心叵测地觊觎。

　　于是，战争，大国之间的战争，便总是成为世界格局的剧变形态。

　　在20世纪，还没有新兴的大国直接打败霸权国的先例。如果一意逞雄当头，去挑战当时的超极大国，这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把自己逼进一个狭窄的发展空间，最后的结果也不美好。

　　有时候，大国之间为了避免直接交战，还常常拿弱小国家的利益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1938年，英国为了不让自己卷入针对希特勒的行动，和德国签定了有名的“幕尼黑协定”，允许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如此绥靖政策，反倒使希特勒得寸进尺。

　　企图靠战争来征服所有国家的大国，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

　　16世纪的西班牙曾试图这么做，但是失败了。19世纪初的法国拿破仑也试了，也失败了。1814年，打败拿破仑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骑着白马进入巴黎，一时显赫无比，被称为“欧洲的警察”。然而，40年后俄罗斯便因为发动克里木战争被英法联军打败，随即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在20世纪先后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也这么去做了，结果还是拿“一张旧船票”去重复“昨天的故事”。

　　让人深思的教训还不只这些。

　　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就像竞技体育中的赛跑，谁都希望处于领先的地位，当一方超出时，另一方就会穷追猛赶，可怕的是军备竞赛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较量，如果真有终点的话，那个终点会在一瞬间将所有的游戏规则化为乌有。

　　当日本的两座城市上空陡然出现两朵蘑菇云的时候，把整个世界都吓了一跳。有识之士开始在人类天空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个问号摆在所有人的面前。爱因斯坦的反思结论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是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制造原子弹。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说：“我们这些核物理学家从未感到自己是那样重要，而又那样无能。”如果在大国之间发生了核战争，历史学家将看到人类历史的句号，生物学家将看到物种的灭絶，战略家将看到同归于尽的结局。核大战无胜负可分，谁第一个动手，谁就会是第二个死亡者。

　　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大国的兴衰交替，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只不过，从大国崛起到持续强大，然后转入衰退，是一出需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

　　20世纪见证了称霸两个世纪的大英帝国的衰落。当然，它虽然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在国际事务中也常常徘徊在欧美之间，但作为大国的历史并没有落幕，人们依然能看到它在世界舞台上絶非是可有可无的演出。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势力落差，出现了集中的倾斜。美国总统乔治·布什1992年1月公开声明宣称：“美国已从西方的领袖变成世界的领袖。”美国开始以“唯一的超级大国”的身份行事。这是今天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大国所面临的现实。

　　现在的问题是它成为唯一的霸权以后，却更加容易犯错误。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希望整个世界都接受你的价值观。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不幸的是美国的领导通过很带侵犯的方式展示它的实力。包括优先攻击权。美国认为他有权力进攻和征服别的国家。这不是美国应该承担的角色。” 

　　面对这样的超级大国，是不是别的国家的任何抱怨都是徒劳无益的呢？或者像有人说的那样，犹如风中呼啸而过的一声口哨？以战争扩张为主题的惊心动魄的传统大戏，还会重复演绎下去吗？

　　大国走向哪里？

　　如今的世界，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以综合国力竞争为杠杆，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时代。

　　跨国公司编织的生产、经营和市场网络，还有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国际互联网，已经把世界舞台的每个角落紧密地联在了一起。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已经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介入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事务。

　　世所共知的波音飞机由450万个零部件组成，而这些零部件却由全球1600家公司生产供应。美国《洛杉矶时报》对在美国生产的一种汽车做了剖析，结果发现，这种汽车的设计在德国进行，发动机在澳大利亚制造，无线电设备靠新加坡生产，车身用的板材从日本进口，美国自己提供变速器，韩国提供轮胎和电器设备，并最终完成组装。

　　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呈现的生动情状。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化还意味着，没有任何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能够完全扺御来自全球性的贫富差别、恐怖主义、气候变暖、人口剧增、生态恶化、致命病毒、资源短缺、市场波动等等方方面面的威胁。这些威胁事实上已经把各个国家连接成了一个风险共同体，此刻别人所遭受到的损失，下一刻或许就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如果说，传统大国更多地以军事强大为崛起的目标，那么今天则是以经济力量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为崛起的标志。

　　如果说，此前的霸权国家想要的是帝国，那么，今天的霸权国家所要的则是市场。

　　如果说，一百年前的霸权大国靠炮舰来轰开世界市场，进而建立他的殖民地的话，那么，今天的霸权大国则从军事扩张变为商品输出，进而从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通过侵入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就可以实现对一个国家的掠夺和控制。

　　世界的舞台规则就是这样的奇妙。这样的舞台，使各国的命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连锁倒塌的砖块，互为因果。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海洋中的孤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不得不面临着和共处于这样的新格局。

　　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固然是西方大国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制定的，虽然一些发达国家刻意鼓吹“全球化”和“共同利益”，但其与生俱来的两面性却是不可忽视的。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越是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选手，就越善于掩饰竞争的本质。”

　　但这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不去参与的理由。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竞争中的优势并不等于胜势。发展中国家只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也能够利用这个平台来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并实现经济的发展，进而逐步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规则。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同时还闪耀着另外一个智慧的选择——这就是区域一体化的合作与发展。

　　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趋势，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政治、安全和战略因素的考量。为了不让自己的国家在协商对话、合作发展的趋势面前丧失机遇和被边缘化，各种力量都在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安排。

　　战后欧洲的合作与发展，更是一个让人瞩目的选项。

　　从中世纪以来，把整个欧洲，至少西欧统一起来，一直是欧洲许多政治家的梦想。早在500年前，就有人倡议组建一个统一的欧洲国家。此后，英国的查理五世和亨利四世、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希特勒都做过这种努力，尽管他们的时代不一样，但他们统一的目的和方法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用利剑开路，通过军事占领来统治其他国家。其结果是毫无例外地失败了。

　　对于欧洲来说，1992年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这年2月，欧共体12个国家的外长在荷兰一个叫马斯里特赫特的小城，签署了决定欧洲未来走向的《欧洲联盟条约》。人们把它叫作《马斯里特赫特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欧共体将在一体化的进程上大大推进一步，形成欧洲联盟，将统一各国的外交和安全，发行一种叫欧元的统一货币，欧洲联盟各国的公民甚至都持有一种统一的绛紫色的护照。这种大一统的未来，自然让人们浮想联翩，沉浸在暖融融的曙光之中。

　　如今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才算是走上了自愿联合的道路。但是，这种联合显然不像孩子们的聚会那样，每个人回家时都可以得到一份他们喜欢的礼物。它是以要求各国放弃一些主权为前提的，这样一来，从条约到现实的路就显得很漫长了。

　　由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发动机带动起来的“欧盟”组织，由于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货币，组建了共同的议会乃至军事力量，一个超强的地区联合体便横空出世了。

　　人们意识到，“欧盟式”的组合，似乎为未来大国的发展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变局，使现实大国的强权横行有了更多的束缚，永远不会是一场愉快的郊游；同时也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增加了难度，是一场充满风险的艰苦的长征。双方都需要更多的政治耐心和外交智慧以及承担经济责任的勇气。如果用传统大国称霸的思维方式来构造今天的世界舞台，如果以不切实际的幻想鲁莽从事，无疑是一种时代的错位。

　　成为大国和维持大国地位，已不可能再走老路——不可能再走那种依靠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集团对抗以争夺霸权的老路。

　　有人谈到德国的时候，曾用这样的精辟的语言来形容：德国是个奇妙的国家，它要么是考问世界，要么是拷打世界。当它用思想的机器来考问世界时，它是那么伟大；当它用战争的机器来拷打人类时，便有了这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二战以后，德国人开始考问世界了。

　　1970年，新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为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在波兰下跪谢罪。当人们从电视上看到这个镜头时，世界舆论评价说，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的双腿，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

　　让人感慨的还有宿怨深厚的德、法两个大国的彻底醒悟。据统计，在二战以前的1100多年的历史上，他们一共打了200多场战争，无论拿破仑的骠骑兵还是希特勒的坦克军团，虽然都成功地打击了对方，但却无助于自己的强盛。于是，两国有远见的领导人，终于伸出手来真诚地握在了一起。德国的阿登纳对法国的戴高乐说：“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向它的人民保证，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为他们赢得一个安全可靠的未来。”

　　人们在寻找走向未来的有效通道时，也来到了真理的门槛，开始作出新的选择。

　　普京在2000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称：“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

　　如今的国际关系格局，体现出一超多强的特点。单极与多极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将是世界舞台演出故事的一条政治主线。具体说来，大国在涉及人类共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上将加强合作与协调，但在涉及敏感地缘政治的战略要地、重要能源和贸易领域的竞争将明显加剧。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的互动、合作和依存关系增强，战略竞争和彼此制约的因素同步增多，这就是各方处理关系是趋于务实和克制。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在上升，以区域集团为依托的整体力量成长壮大，积极影响着国际规则的制定。各个大国对发展中国家加大借重和投入。

　　在可预期的未来一段时间，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不会发生。但局部地区的战事和冲突仍将不断。与历史上大国冲突不同的是，单纯的军事力量已不足以维持其霸权地位。在局部的战事和冲突背后，总会看到大国的影子，却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其他大国的制约。同时，冲突双方还总会面临有没有赢家，是拼到底还是共存，是战争控制国家还是国家控制战争这样一些课题的考问。

　　在考问面前，具有历史眼光的国家将会作出理性的选择。那就是用公平竞争取代强权政治，尽量用协商谈判解决危机和纠纷。

　　因为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今世界舞台演出故事的基本主题，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500年前，因为海洋，人类搭建起真正的世界舞台，大小强弱的国家都在这个舞台上充演了自己的角色。

　　500年后，因为天空，人类将进一步改变这个舞台的结构。当实验卫星、探测卫星、通讯卫星、气象卫星把地球紧紧地包裹起来的时候，人们仰望天空，是那样地遥远清澄，偶尔飘过的云彩，会遮住人们的视线，云彩的上面，将会是什么呢？是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温床，还是未来大国竞争的疆场？

　　我们不知道21世纪的变化将把大国带向何方，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应该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

　　本文原是作者为电视纪録片《大国崛起》第12集写的解说词。收入《陈晋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时按文章的方式作了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