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样评价胡适？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告诉我们说：“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在开始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是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企图投机取巧，以达到其个人野心和反动政治目的。”“他提出改良主义的主张，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文学革命。”“这样的人物及其主张只能算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动的和倒退的力量。”这种观点在以前很有代表性，似乎已成为定论。

　　但是，接触了一些史料，特别是读了《尝试集》后，我觉得这样的评判有些不公平。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所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新文学运动中，胡适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本着这样的观点，应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陈独秀曾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文学革命说》）的确，胡适在当时不愧为反封建、反礼教、反文言、倡白话的急先锋。五四前夕，社会矛盾重重，改革呼声甚急，文学改革尤其势在必行。但是只有当胡适在1915年给《新青年》的信中提出著名的“八不主义”，以及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才正式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向几千年陈腐垂死的封建文化开了勇敢的第一炮。紧接着陈独秀大声疾呼，刘半农、钱玄同等冲锋陷阵，新文学运动便像“洪水猛兽”般朝封建文学的营垒冲了过去。胡适很有点战斗热情，第一个尝试着用白话写诗，向封建文学的顽固堡垒开火，不久后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他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反封建道德的剧本《终身大事》。虽然，胡适不可避免地同他的阶级一样具有改良主义的性质，但是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像这种人，我们应当极端感谢的。”胡适能在这场斗争中一马当先，向几千年旧道德旧文学进攻，这种精神十分难能可贵，不给予应有的肯定，不符合历史事实。

　　最能体现胡适当时这种战斗精神的，是他的白话诗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红楼梦》、《水浒》等白话小说的出现，已经在小说领域给文言以冲击，而那方方正正的五七言，那平平仄仄的格律诗，却历来被奉为神圣的“金科玉律”，是谁也不能碰的。诗成了封建文学中最顽固的阵地。黄遵宪等旧民主主义者曾大力鼓吹“诗界革命”，搞来搞去，不过在五七言的框框中加进些通俗字眼和外国名词罢了，终究不敢越雷池一步。胡适却敢冒天下学究们之骂声而杀了出来，用前所未有的白话诗向封建文学的顽固堡垒扔了一颗炸弹。而胡适当时也的确很有点“壮志”，他在《去国集·沁园春》中写道：“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大有“开一代诗风”的架势。他也很清楚，这样干是需要披荆斩棘的，他在《尝试集·代序》中说：“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然吾去志已决。”还引了几句诗来表示他的决心：“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这些话，说明他是在为“个人野心和反动的政治目的”而投机取巧，未免武断。我倒觉得颇体现了资产阶级反封建及旧道德的战斗精神。下定决心要大干一场而又苦于找不到“同志”，正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时的心情之真实写照。

　　正由于倡白话、反文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于文艺的迫切要求，更重重地触到了封建文学的逆鳞，因此胡适当时影响很大。他的《尝试集》不到两年，销到一万部。这数字在今天不足为奇，在当时可算是风行一时。封建遗老遗少们更是咬牙切齿地咒骂他。如“学衡派”的胡先骕说：“胡君辈之诗文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引自《尝试集》第四版自序）而封建复古主义的急先锋林纾干脆在《荆生》中叫一位“伟丈夫”把他“痛打”了一顿。北京的报刊1923年登出复古主义者们的电文，要求把胡适“驱逐出京”，《胡适文存》也被查封着不许发行。封建文化势力的总代表章士钊，直到1925年还把已从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退了下来的胡适，当作新文学运动的代表在攻击。可见他们痛恨之深！

　　对于封建势力的各种谩骂攻击，胡适是扺挡了一阵子的，并非一上马就彻底妥协投降。他在《尝试集·文学篇》写道：“前年任与梅，联盟成劲敌。与我论文学，经久犹未决。吾敌虽未降，吾志乃更决。暂不与君辩，且着尝试集。”不做空口的辩论，却拿出实绩给论敌一棒。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他又说：“无论如何，我自己正在愁我的解放不彻底，胡先骕教授却说我‘卤莽灭裂趋于极端’，这句话实在未免过誉了。至于‘必死必朽’的一层，倒也不在我的心上。”其战斗精神显而易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在“愁我的解放不彻底”，对于‘驱逐出京’的回答更是坚决：“我是不跑的，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眼里，算不得危险。”这一切，都清楚不过地说明瞭胡适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态度是坚决的。说他“是反动和倒退的力量”是不实事求是的。

　　有人说，胡适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因为他提出的文学改良，重点在形式，而逥避了文学内容改革这一要害问题。这也应当全面地分析。当时，反帝反封建的呼声日益高涨，急切要求有能表现新生活新思想的新文学形式出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翻译的不少资产阶级名著之影响甚微，已证明旧有的文体连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都无法适应，何况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形式的改革对文学革命，实际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胡适在这个时候首创文学改良，也是时代潮流的要求，或者说，文学形式的改革本身就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的一部分。对于这种关系，胡适也并非毫无认识，他在《尝试集一版自序》中说：“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这些话也实在是对极了。事实上，正是白话这有力武器的使用，而使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了声势浩大、威力猛烈的滚滚洪流。说胡适提出文学改良主张，“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文学革命”，毫无道理。笼统地说胡适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和改良主义者，说他将文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也是将文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割裂了开来。

　　幷且，胡适也并非只是空谈形式的改良。在他的《尝试集》中，不少诗都明显反映了思想革命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如《威权》《死者》《乱！》等。但是《尝试集》历来被当成胡适改良主义的证据，不是说它“抒写的多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个性主义和没落颓废的情调”（见山东大学等院校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说它“充满着浓厚的属于没落阶级的意境和情调”（刘绶松先生语），还有“思想灰闇，词义浅露，毫无诗意”等等（见山东大学等院校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些评价，都失之于偏颇，不见得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首先，不能对“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和个性主义”一口否定。这种个性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思想基础——人道主义，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战斗力量——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封建势力进行战斗的主要武器。在整个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特别是运动初期，这种人道主义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宣扬个性解放的作品是普遍存在的，并拥有大量读者，产生过很有进步意义的影响。我们用不着对它那么深恶痛絶。如果把它作为胡适的罪行，简直是文不对题。比如人们爱举的例子《人力车夫》《上山》等，前者“骨子里充满了毒素”（刘绶松先生语），后者鼓吹个人奋斗。然而根据上述观点。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的进步意义。在《人力车夫》里，尽管最后还是“客人点头上车”，但诗中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正是人道主义的体现。《上山》写的是个人奋斗，但全诗富有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可以说是胡适当时斗争精神的写照。的确，集中有不少带有改良主义痕迹，“情调”不大健康的作品，但另一部分应该受到注意的作品似乎从未受到注意。如《威权》：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锁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八年六月十一夜

　　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

　　这里“腐朽”“没落”从何而谈起？差不多是向统治阶级宣战了！再抄《死者》的一节：

　　我们后世的人，

　　尽可以革命而死！

　　尽可以力战而死！

　　但我们希望将来，

　　永没有第二人请愿而死。

　　这里又有何“颓废”、“灰闇”之意？斥责请愿的改良主义行为，高呼“革命”“力战”，简直是在鼓吹“暴力革命”。在《尝试集》中，属于这一类的诗并不少。如《礼！》向封建礼教开火；《双十节的鬼歌》对北洋军阀政府不满；《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热烈颂扬了辛亥革命中的烈士；《乐观》，对黑闇势力的围攻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通过《尝试集》，我们较真实地看到了胡适当时的战斗精神和风貌。它说明胡适不仅在提倡文学形式的改良，而且在实行文学内容的革命。至于说的“词语浅露，毫无诗意”，更不能成为批判胡适的理由。首先，《尝试集》中并非全都“毫无诗意”；再，我们的新诗直到今日还在摸索阶段，我们怎么能苛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次“尝试”的胡适呢！

　　毛主席说：“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虽然，中国资产阶级先天软弱，但当时却正处于向上的时候，在反封建为最初发端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时，他们必然地要走到统一战线中来。当然他们没有其他两支主要战斗力量的彻底坚决。但由于他们在反封建、反迷信、反传统思想等方面目标一致，因而能够在运动前期团结一致，共同战斗，很齐心合力地干了一阵子。这也就是为什么胡适能一马当先地杀出来，充当向封建文学进攻的急先锋的原因。说胡适在“一开始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是为了“达到个人野心和反动的政治目的”，因而“只能算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动的和倒退的力量。”这，实在令人不敢苟同。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后来成为了革命的对象，而不承认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抹煞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

　　总而言之，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向封建旧道德进攻、提倡白话文的急先锋。他提出的文学改良主张是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便是这种主张以及文学革命的最初成果。胡适和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一支很有战斗作用的积极力量。至于胡适在斗争中渐渐退下阵来，终于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这也是必然的，是由他的阶级本质所决定了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前期成为革命的同路人。《尝试集》中那些糟粕也不能掩盖其反旧道德、反封建势力的锋芒。

　　也许，本文也是一种“尝试”吧，愿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原载《珞珈山》第4期

　　张天明自述：

　　记得到学校报到的那一天，我们几个长沙人下火车后直接去了长江大桥，面对滔滔江水，那叫一个意气风发。同行的理科男叫我做诗，情急之下只好以崔颢的《黄鹤楼》交差。他们不懂，30多年来每逢聚会就说我是诗人，可以出口成章，我也就含含糊糊地默认。尽管，不读诗真的已经好多年。

　　大学四年，一晃而过，但影响人生极为深刻。兹不赘述。

　　毕业到现在，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出版。从文秘、编辑到现在的岗位，一干干了30年。混得个年龄与心态俱老，混成个典型的“四不像”：已经不是文化人，可又算不得企业家，算是在文化和商业之间游走，两间余了这么一个老卒。长沙俗语所谓“文不像个相公，武不像个长工”。为之贡献了大半生的出版，现在被称为“夕阳产业”。也策划出版了很多书，也得了一些荣誉，也从产业角度做了一些事情。可是一句“夕阳”，这一切似乎就不值一提。

　　可是我不后悔，也来不及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