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第四十个年头。

　　开启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进程的标志，是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这一年的年初，则是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第一批録取的大学生入校的时间。可见，我们这些人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者。常听人说历史的机遇、历史的机遇，历史真的就给了我们这些人一个黄金的机遇。正是这样的历史机遇，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也造就了我们“这一代”文学。在《这一代》创刊号上，我写了一篇文章，评析当时正在兴起的大学生文学潮流，我在文章中说：“推动这股文学潮流的是一群年轻人。这群年轻人不是迎着三月的和煦春风，踏着莺歌燕舞，从阳关大道上走过来的，他们是从山里来的，他们是从海上来的；他们爬过崇山峻岭，他们凫过夜海波涛，他们虽然年轻，但是他们大都有一个和年龄并不相称的经历。他们过早地经受了太多的痛苦、欢乐和磨难。因此，他们今天有权利、有义务，也抑制不住要向人们诉说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他们今天正在经历着的现实以及他们所认为的理想的将来。”现在，这群年轻人正在慢慢变老，或者已经变老，除了胡晓晖同学，他们再也爬不动崇山峻岭；除了杨可鸣同学，他们再也凫不了夜海波涛；但他们的心仍然是年轻的。这年轻的证明，就是他们的心中仍然装着文学，他们仍然是文学的“这一代”。

　　编撰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回忆録》和《作品选》，是我们这个年级全体同学多年来的一个心愿。除了李刚、高伐林等同学在倡议书中，陈晋、谢湘、雷喜梅等同学在序、跋中所说的那些“初衷”、所发的那些弘愿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心中，还有一笔风流债未了。这笔风流债，不是世俗的男欢女爱，而是我上面说的对文学的执着与热爱。稼轩词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那是说像孙权那样的风流人物。我说的是，我们心中那一点文学的风流种子。肉身易灭而种子不灭，这是任怎样的雨打风吹，也磨灭不了的。

　　这点风流的种子，有说是与生俱来，缘于爱好，因人而异，但等到播撒在同一块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实，你会发现，它的根茎花叶，竟如此相似。这时候，你会想到，它们原来是同一个生命母体孕育的胚胎。这共同的母体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时代。时代是一个精神的共同体，原来这种子开出的花朵，竟是时代的花朵。因为是时代的花朵，所以，这花朵便染上了时代的色彩。从这本《作品选》中编选的我们这些同学“在校期间”的作品，就不难看出这色彩。这色彩已被众多的评价涂抹得十分浓重，我只想在这些浓抹重彩中再添上淡淡的一笔。这淡淡的一笔就叫作敏感与多思。那确实是一个敏感而多思的时代，敏感、多思到游一次北海公园，不去观赏山水美景，而去关注桥头的哨兵，不去琢磨游玩的路线，而去思考革命的异化。（《桥》）逛一次王府井大街，不去追逐满街的红男緑女，而去观察进出轿车的人群，不去关心琳琅满目的商品，而去思索轿车背后的特权。（《轿车从街上匆匆走过》）连跟恢复工作的父母去海滨疗养院休假，与一群小混混发生一次冲突，从周围人群的反应，也会想到“我们”已脱离群众，“大海不属于我们”，（《大海不属于我们》）如此等等。今天的读者，也许觉得这份敏感有点神经质的味道，觉得这种多思有点小题大做，倘若他们再写这些事情，会把《桥》写成一篇“文化散文”，会把《轿车从街上匆匆走过》写成一种“日常叙事”，会把《大海不属于我们》写成一篇海明威式的“硬汉小说”。但我们不能，我们只能在公园的桥与历史的桥、在街上的车与革命的车、在自然界的海与人民的海，还有收入上册的赵誉泳的《爱》，在对妻子的爱与对领袖的爱之间发生联想，沉入思考。你说这是神经过敏也好，你说这是胡思乱想也好，但这是我们这个群体的思想性格，是我们这个群体的精神特征。我们为此付出过代价，我们也因此收获了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的文学。我借《这一代》的名义来为我们这个群体的文学命名，就像以《今天》和“白洋淀”的名义为一个文学派别命名一样。我认为，《这一代》已然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它对新时期文学的意义，不可低估。无论你怎么评价，它都忠实地记録了我们这个群体敏感而多思的心路历程，也忠实地记録了为我们打上这种精神印记的那个敏感而多思的时代。刘彦和论“建安文学”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我用“敏感而多思”论“这一代”文学，其意一也。

　　收在本书的这个“在校期间作品选特辑”里的，只是那个年代留下的部分作品，更多的作品已成为学者们搜集的历史资料，深藏在颜色发暗的《珞珈山》、残缺不全的《这一代》后面。尽管如此，翻开这暗红色的《珞珈山》，抚摸这残损的《这一代》，你仍然能闻出油墨掺和汗水的气味，听到京腔夹杂方言的辩论，想见在纸张和油印机间忙碌的身影，以及无法想见的推销、发卖《这一代》紧张、冲突而又不无刺激的场面。今天要找齐《珞珈山》和《这一代》已经很难了，即便你找齐了，消失在历史深处的那些声音、气息、场景，也无法复原，因而你仍然难以“读”到全部“这一代”的作品。正因为如此，编制这个《作品选》，就显得弥足珍贵。

　　这本《作品选》中所选的“作品”，当然不限于文学，至少不是人们常说的“纯文学”。高伐林等同学在编辑过程中，煞费苦心，在校作品特辑，以“评论”“诗歌”“散文”“小说”四分名类；而走出校门之后包括文学在内广义的文字著述部分，则分列“纪实”“论理”“漫谈”“抒情”“叙事”五辑。读“特辑”之后的五辑作品，我感到，我们这些同学在挥手告别之后，虽人各一业，地各一方，或奔走国事，或兀立杏坛，或沉浮商海，或游心文苑，个个取得了不菲的业绩和成就，喜梅同学在《作品选》的跋中，用“点将録”的方式，对同学们的劳绩，一一作了精当的评介，我想说明的是，从这些文字看，我们“这一代”人的敏感与多思，并没有因为年齿的增长、阅历的加深而稍有或减，或因此而变得世故圆滑，相反，却由直接经验、简单类比的感觉联想，进入到一个穷究天人，通达中外古今的境界。如陈晋的《大国之思》究大国崛起之理；张桦的《京华建筑沉思録》考都城格局之变；谢湘的《为改革而生的理想主义者永远不老》为改革家树碑；雷喜梅的《原子裂变之光》为共和国科学家立传；刘彦博等的《国宝热——陕西文物事业复苏纪事》破解古物重现之谜；高伐林的《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宣传张海迪始末》发抒典型宣传之思；包括张安东的《路灯——回忆父亲张光年（之一）》《 心缘——回忆父亲张光年（之二）》通过对父亲张光年（光未然）的回忆，再现革命文化人的风采；陈惠文的《白云苍狗阿兵哥》，通过与台湾老兵的交谈，倾听一个时代的悲歌；陈顺智的《大道至简——刘纲纪先生的美学纲纪》，通过记述美学家刘纲纪的生平，阐述当代学人的为学之道，等等。仅从收在“纪实”中这些涉及重要人事、重大主题的部分作品，就不难看出作者敏鋭的发现和精深的思虑，其中也渗透了作者对国事民瘼的忧愤幽思和本于往圣先贤“发愤之所为作”的著述精神。

　　其它体裁的作品，莫不如此。试读吴兆龙的《〈春秋〉责备贤者——电视剧创作答记者问》、张立伟的《新闻何为？记者何为？》、李聪辉的《远逝的古镇》、张洪峰的《小西翁》，以及雷喜梅、刘少安诸人风格迥异的诗歌作品，特别是多次获得国际国内摄影大奬的张天明，以及李刚、胡晓晖等的摄影精品，叶绪民、刘海清的书法篆刻佳作，从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中，我们不也能感受到作者“敏感而多思”的心灵脉动？而在陈文新、罗小东、方晓红、张杰、蔡靖泉、卢烈红等教授同窗提交的论文中，这种“敏感而多思”的精神风骨，同样傲然凸显于字里行间。——听说，考虑到本书不是专业论文集和篇幅的关系，他们并未将自己最有学术含金量、恐怕也是最艰深的论文捧献出来，那就只能留待他日有机会再编这个《作品选》的续集了。

　　用“敏感与多思”来称道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文学，包括广义的著述文字和更广义的创造成果，可能失之偏狭，也可能不够显豁、时尚，但我面对江桥垮塌，不过一声巨响，豪车撞人，不过蝼蚁之灭式的麻木；山崩地裂，天塌地陷，覆巢之下还要想着“纵做鬼，也风流”式的愚昧，常常禁不住会想起王家新笔下的桥、叶鹏笔下的轿车和张安东笔下的大海，因此又觉得这一点敏感与多思，在今天这个时代，又殊为难得。我因此想为这个纸醉金迷、晕头转向的时代，保留几颗“爱智”的大脑，保留几根敏感的触须；让这个时代想做人的能做一个有感觉能思想的真人，想弄文学的能弄一点有感觉能思想的真文学。如果说“这一代”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点宝贵的精神遗产。

　　最后，我想用我六年前写的一首贺年诗来结束这篇短序。献给“风流款款”的“这一代”人，献给满天飞花的“这一代”文学，献给“这一代”人永远不能完结的文学梦。诗曰：

　　应是天女散琼花，
　　风流款款满珞珈。
　　若非经年春梦结，
　　何来寒香遍天涯。

　　2018年11月6日写于珞珈山临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