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大懒支小懒吧？”

　　“没错儿！”

　　2012年7月2日上午10点钟，从泰国普吉岛回国的CA822班机在首都机场的跑道上平稳降落。我刚将手机打开，一阵密集的“嘟嘟”声响过之后，李刚的短信便立即跳了进来。我很快把电话拨过去，话刚开头，我和李刚就不由自主地在电话两头哈哈大笑起来。

　　我知道李刚着急说什么事儿。在普吉岛海滨酒店的大堂，我已看到高伐林的群发邮件。高伐林着急地提醒，全书已编完，但迟迟没有见到后记，时间不允许再拖延了，是否请李刚亲自执笔？不愿动笔写东西的李刚便想把这个艰巨的任务转交给我这个既不太愿意写、也不太会写东西的人，让我俩汗颜的是亏了我们都是学中文的。

　　写些什么呢？那就说说要做《我们这一代》这本书的来龙去脉、成书过程中的一些轶闻趣事以及留下的某些遗憾吧。

　　2011年4月1日这天，我没去单位上班，在家无意间翻到了那本78级同学集体创作的《老八舍往事》，没想到，一看便看出点意思来了。书中的纪事不仅把我带回了当年的武大校园，还从78级同学的记叙中找到了我们77级同学的影子，其中与李刚有关的尤多，譬如对弈下象棋、创办图片洗印社等等。于是我给李刚打了个电话将读后感告诉他，随即给他快递了一本《老八舍往事》。此书出版那年，78级同学隋圻专程到报社送给我一本；在武汉《长江日报》社工作的霍鹏远也托我妹妹从武汉给我捎来了一本。

　　李刚属于那种“人老心不老”的好事之徒。在迅速将书看过之后，他急切地打电话给我反馈：78级老弟们真有创意，编了这么好一本书！我们77级无论是在校期间还是毕业后30年，故事也很多，不能让他们独享怀旧的美好，我们也要编一本！还可以发展一步，不仅要梦忆四年校园的美好，更要回顾毕业后30年的变化和发展，力求用我们这一代同学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映射出国家“4＋30年”变革发展的大背景，争取历史感更厚重、视野更广阔、内容更丰富、故事更精彩。编撰此书，不仅为了我们一群老头老太自我陶醉，还想给后代一些启示。我笑话刚刚从工作岗位退休下来的他是“才卸枷锁，又套枷锁，纯粹自找”。

　　为了动员和吸引全年级同学参加到这本书的编写工作中来，李刚开始和海内外、京内外的一些同学广泛沟通，得知高伐林、张桦等同学早有编书的提议，只是未能展开。这个信息给李刚打了鸡血。4月17日，在欢迎陈文新来京讲学于京城湘彬酒家所设的晚宴上，李刚向前来的同学郑重通报了出书的想法。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了不少同学的积极响应。有同学当即表示，大学毕业30年了，心里一直在琢磨应该给这段历史留下点什么？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表达载体。

　　出书之事也让原本分散在各地各处的同学相互之间的联系突然变得频繁而紧密起来了。5月8 日是一个法定休息日，李刚把我、张水舟、吴兆龙、杨厚兰召集到位于西皇城根的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同学那里，集体商议这本书大致的内容分配、结构体例以及编辑小组的分工，然后一起好好享用了一顿高档午餐。时隔不久，又一个周日（7月3日上午），我们在作家出版社召开第二次商讨会，出席者有李刚、张桦、刘少安、李聪辉、吴兆龙、张水舟和我，会后照例找了一个酒楼饱搓了一顿，这次的买单者是张水舟。然而出血最多者毫无疑问是李刚自己。为了“督战”，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主动约会同学在他居所隔壁的“鱼头泡饼”宴请一顿。前段时间在北京多维媒体集团供职的胡晓晖经常笑着说，每吃完一次李刚的“鱼头泡饼”，就自然形成了一种新的压力和动力，不好意思不写文章了。在忙着撰稿、忙着满世界登山的同时，他毫无怨言地承担了很大一部分书稿的编辑工作。

　　李刚是真心想做成这件事情，而且希望全年级所有同学全都参与进来——“一个都不能少”。其实这段时间，李刚正赶上他年迈的父亲时刻处在病危状态，他不得不经常在北京、武汉之间往返奔波。记得一次我在办公室突然接到他一个电话，他想与我商量什么时候有空一同去湖北的十堰、荆州，还有湖南长沙、四川成都，专程看望杜华、王三峡、孙丽娜、张天明，还有张立伟。目的很清楚：一是亲自教他们如何登録“头头网”上我们同学那个群；二是当面动员他们写文章。这时的他，实际上是在武汉同济医院父亲的病房里。后来8月中旬我正好有一到宜昌开会的机会，我与王三峡电话联系上以后，三峡专程坐车从荆州到宜昌来看我，也算是完成了李刚交待的一个任务。

　　还有身居海外的张桦、高伐林，据守武汉大本营的赵誉泳、吕波、刘海清、雷喜梅，客居北京的胡晓晖等同学，他们是出力最多的一群。他们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经常在约定的时间内召开视频电话会议，反复讨论并最终确定这本书的书名、编辑方针、责任编辑、搜集整理文章及照片。他们不仅带头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文章，并为后期的文字编辑和图片处理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为《我们这一代》一书的基本成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说来好笑，为了支持李刚的提议，我和不少同学一直在默默地做出应有的努力。中国影视界的“腕儿”吴兆龙，平日因有女秘书为之全面服务，养尊处优，居然连上网这件最简单的事儿也不会，这样一来，他既无法瞭解同学的信息和意见，也无法提供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为瞭解决这个问题，6月25日，上午在天津参加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一场活动之后，我立即乘高铁回京，径直赶到吴兆龙所在的中央电视台国际电视总公司对他进行“一帮一”的帮教行动。在撰写由我们俩共同负责的“校园情”板块征稿信的那一刻，我无奈成一“老秘”，端坐在电脑桌旁，一边听吴兆龙慢条斯理地踱着方步口述，一边奋力击键打字。应该说，我俩的合作是非常默契的。为了把话语说得风趣、俏皮，我们时常停下来进行讨论、反复斟酌、挑选合适的用词，几度捧腹大笑不止。天黑很久以后，吴兆龙才想起开车带我到海军总医院的吴小妹家蹭饭。此后，我俩在同学网页上的双簧合作也延续了一段时间。每天都是由我用他的登録名上网查看相关信息，然后以他一贯的口气自作主张地替他回复同学的问题，事后用短信向他汇报。为了引起同学对“校园情”这一板块的关注，我不惜拿出自我牺牲的精神，抽时间写出了《我的珞珈山之吻》，供同学一乐。吕波评论说，文中的“我”把自己写得太好了。作为回报，吴兆龙也用心划拉了一篇，最早提出了“营部”的往事，带来同题文章四五篇。

　　走出大学校门30年，由我们武汉大学77级同学集体来写作一本大书，相信每个人从中获得的感悟还是很多的。

　　我们因此更深刻地认识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同时也深深地感谢这个时代。我们大学毕业后的这3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30年，也是中国发展变化最快的30年。我们不仅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时代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伟大时代创造的宽阔舞台，让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涂上了五彩缤纷的绚丽色彩，而我们各具风采的人生也从多角度映现了独特时代的历史画卷。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这本书区别于其他一些纪念恢复30高考周年的纪念文集最大的不同。

　　我们因此郑重地还原了《这一代》的历史，同时我们也有机会拉开距离地重新看待那一段历史。曾经从我们手中诞生的《这一代》杂志，好比是我们中文系77级同学身上永远不可能抹掉的一块胎记。可能它不值得我们今生今世为其津津乐道，但是我们对它拥有第一话语权。它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当时社会现实和思想解放最真实的一份社会记録，还包括我们同龄人一度被深度压抑的青春理想和价值追求，尽管显得那样的幼稚、那样的不成熟、那样的不合时宜。而《这一代》的命运起伏，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步履蹒跚的进程。我们不应有什么后悔，反而应引为骄傲。

　　我们因此增进了同学之间的相互瞭解，同时我们彼此也更加珍惜这份难得的情感和友情。大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年相互增进瞭解，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谐和美好。我们曾经在美丽的珞珈山同窗四年，留下过很多的美好回忆，但是不能不承认在那个在刚刚走出禁锢、走向开放的年代，我们的心灵还相对封闭，行为还相当拘谨，相互瞭解的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而这一次的写书过程际上自然提供了一个敞开心扉充分交流的平台，我们由此更多地知道了每个同学的独特人生、才华和拥有的不同能量——他们的过去和今天，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我们相识相聚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们有某些遗憾：由于这样或那样可以理解的原因，还有不少同学在大变革时代丰富曲折的经历和深刻独特的感悟没有得到全面而真实的反映。我们多么想知道，中国第一部反映中年人婚外恋引起巨大轰动的电视连续剧《牵手》是如何起死回生的？《雍正皇帝》、《走向共和》的制作及其播放，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我们多么想知道，国家信访局怎样从一个局级单位升为部级单位，面对每天络绎不絶心怀不平的上访群众，他们采取了怎样的工作程序、投入了怎样的热情和理智，留下了哪些呈现社会深层面貌的真实故事？我们多么想知道，建国以来党的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出现了哪些变化与进步？我们多么想知道，特约观察员如何在战火纷飞的阿富汗转危为安、六国集团峰会在朝核问题的冲突与较量？……

　　我们还有某些遗憾：由于这样或那样可以理解的原因，这本书最终还是没有做到全体同学全员参与。有人说，历史往往是成功者写就的历史，只有成功者才热衷于张罗写作回忆録这样的事情。但是众所周知，在社会各种关系的交往中，只有同学之间的交往是最为平等的，是超越各种利益关系、利害关系和社会评价的。希望出版这样一本书，本来就是来自民间的创意，是众多同学心愿的集结，它不是官方下达的硬性政治任务，也不是要为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树碑立传，更谈不上什么组织的指令性和强制性。尊重就是最大的理解，还是让我们彼此多一些理解吧。

　　当然，还有一个遗憾也要说明：本书辑録的文章絶大部分都不得不是节选——即便如此，本书的篇幅也达到了30多万字。参与选编的同学告诉我，为了让更多同学的文章能够入选，不得不狠下心来砍削，甚至“腰斩”和“肢解”。若有不当，这里我代表他们表示歉意。好在，所有同学投稿的文章、提供的照片，将制作成一个光盘，原汁原味地保存大家的珍贵回忆。

　　不管怎样，执着的我们、执拗的我们，最终还是尽最大努力将《我们这一代》经历的这段时空用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字形式记録下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复制的。

　　为纪念大学毕业30周年编辑出版《我们这一代》而作。

　　2012年8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