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四年大学生活接近尾声，和同学们一样，想得较多的是毕业分配问题。但稍微有一点不同，自己去向相对明晰。因为是现役军人，毕业后只能回部队，而且工作地点也大致确定，不是荆州就是武汉，前者是原部队所在地，后者有省武警总部。

　　离拿到毕业证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位武警军官到中文系，先瞭解我的情况，然后找我谈话，告诉我毕业后到省武警总队政治部宣传处任职。他从系里获悉，我在校已无课程，可回部队协助搞年底工作总结，顺便熟悉情况，时间是一周。我清楚，说是熟悉情况，实际是对我的考察或是试用。我去了，和一位宣传干事共住一室，开始了阔别四年的军营生活。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而我在这一周里也迅速做出判断：我已不太适应部队生活。理由有三：一是难以适应纪律约束。和我同室的战友天未亮就起床出操，喊“一二一”，说是军官未到规定年龄（似乎是35岁）前必须出操。自己虽是军人，但读的是所谓地方院校；即使在地方院校也算不上守纪律、很勤奋的人，这种起床吃饭都要守时的日子，还不如我在原部队当文书时舒服。二是当时武警部队体制不伦不类，让人不痛快。为了裁军，70年代末，边防、城防、看守等部队从解放军划为武警，名义上归公安部门什么武警处、武警科管。当时的武警部队因属过渡期，下层是现役军人，上层则为从部队转业的公安干部，有的属“军地两栖”的老兵油子。自己在上学前只在部队干过二年，和这些老领导同坐一个办公室，总有些别扭。三是感觉未来的顶头上司不太理想，去没几天，就问我有无对象，我含含糊糊回答，他也不阴不阳敲打，告诫我入党前不要谈对象，谈对象时应向他汇报，多听取处领导意见等等。还提醒我多干些扫地、打开水之类的事。凭我的经验，单纯、外向、勤快、听话的兵最受欢迎，而像我这种不善言辞、不喜交际又不怎么爱扫地打水的人极易引起众怒。于是在学校让正式填写分配志愿书时，我选择了十堰市，这也意味着我同时选择脱下军装。

　　拿着分配书，我去了十堰。当时想法，先回家过完春节，再去新单位看看。满意就留下，给部队说我这是服从学校分配；不满意就回部队，给十堰人事部门说部队不让退伍。于是，我没征求任何人意见，没有丝毫犹豫，去了十堰，同样分到了宣传部。

　　本来是试试看，但以后的几件事却让我很快做出了终生选择，也差点毁了我的终身。当时的十堰与全国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第二汽车制造厂实行政企合一，市领导机关也是厂领导机关。新兴的移民城市、高速发展的特大企业，朝气蓬勃，红红火火，办公、生活条件都相对不错。宣传部长（后来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科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90年代作为全国级别最高贪官被判刑）似乎对我也有几分器重，让我有士遇知己的感觉。而且科室五人，除正副科长外，连我三人全是武大中文系毕业，其中76级那位也是从部队到了学校，毕业后回部队，转业到十堰市委宣传部。以他为座标，我想，到这个城市、这个单位不算委屈，早晚都得转业，不如一步到位。于是就心安理得地上班了。

　　时至今日，我有时依然很佩服我自己，当然，是30年前的自己——真是要胆量有胆量，要魄力有魄力。面对毕业分配选择城市、单位、职业这种大事，眼不眨心不跳，就像打麻将选择出哪张牌一样，不言不语，不紧不慢地就做出个不大不小的决定，为以后几年不尴不尬的经历埋下伏笔。也许是年轻，也许性格使然，我对最不该忽略的东西——那身军装不能想脱就脱却忽略了。

　　一个月后，省武警总队以为我探家后去了原部队取行李，原部队以为我在省总队服役；后来大概还是通过学校知道我已经“自我转业”到了十堰，于是有一天，一位警官到了我的单位，部领导解释我确属学校正当分配，带有一点支援山区、支援三线建设的味道。那位警官不动声色，只说让我回原部队办理退伍手续。我与原部队好友联系后得知，只要回去就会被留下，等候总队处理。这时我才知道，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回去受处分；不回去或被开除军籍——都不怎么理想！

　　从那时起，夜里常做噩梦，只要见到单位里来了穿军装、着警服的，就两眼发直，一身冷汗。

　　吉人自有天相。部长利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时机，设法与省武警总队政治部主任住到了同一房间。几天下来，竟然让部队首长看在我确属学校正当分配份上，同意我办理了退伍手续，而且退伍补助、军龄计算之类从优。

　　人生总会留下很多愧疚，我尚未忘却的愧疚之一是私自离开部队后，让关心支持我读大学的原部队首长差点为我受了处分。除此之外，我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一切正常。然而，正所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好戏还在后头。部长高升，新部长是位党性极强的老年人，认为我档案不全，组织纪律性也不算特别强，可以在宣传部工作，但不能入党。当时党务部门的干部不入党就像文革时的五类分子一样，很难有出头之日。于是，噩梦又开始了，而且一做三年。

　　三年后，部长退休，社会环境也有所改善，加之那位高升后的部长也替我开脱几句，终于挤进党内。从那以后，一路平稳一事无成，噩梦虽少好梦也做得不多。偶尔想起当年那一步时，有后怕，有后笑，倒没什么后悔。年轻时的选择无所谓对错，只能证明自己曾经年轻过，福兮祸兮，啥也不是，只是一段人生经历。

　　两次同学聚会，一次因我们报纸对市领导名次排序出现所谓“重大错误”，我正在检讨；一次因儿子从珞珈山带回一个女友初次登门，均告缺席。坦率讲，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确实不愿参加集体活动，做总编几十年，生活习惯已很接近伟大领袖，夜里两点睡觉上午十点起床。如无特殊情况，实在不愿受早睡早起那份罪。以上文字，是自白、自嘲，当然也有隐隐约约的自责。能不能也算作是对同学交往间的自责呢？

　　杜华自述：

　　本人入学前是武警湖北京山县中队文书，原籍湖北房县。父亲原为县里局级干部，后被划为“右派”，贬到县卫生院任一般干部 ，母亲系供销社干部，父母月收入不足80元，家中尚有二弟一妹，生活较为艰辛。因父亲原因，政治上有自卑感，随遇而安。

　　在武大期间，大概看我干过武警，曾担任系保卫干事，什么事都没做，也没兴趣。当时就知道分配去向是部队。理想、爱好均无，对文学不感兴趣，倒是为以后打算，对公文写作比较留意。

　　毕业后一直在十堰市新闻宣传战线工作。1982年在市委宣传部任干事，1984年底任副科长，1986年任科长，1991年任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主任。1996年任《十堰晚报》总编，2004年任《十堰日报》执行总编，2011年任十堰市政协常委。

　　妻子任市人民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教授。儿子、儿媳均为武汉大学研究生，儿子现在光大银行武汉分行任秘书，儿媳为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医生。有一个孙儿。现我们夫妻在十堰有140平方米住宅一套，我配有公车。儿子在武汉有110平方米住宅一套，有私车一辆。现在的理想是，夫妻健康，儿、媳上进，孙儿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