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大学之前，就有一个外号叫“老坚决”。那是因为我曾写过一个名叫《老坚决》的曲艺作品，用的是湖北黄陂方言“黑白韵”，就像当今武汉“岔巴子”田克兢的那种黄陂话。当时参加全省群众文艺会演，还得了个一等奬，收进了当时湖北省汇编的文艺作品《百花集》，还与夏雨田的曲艺作品《夜行车》一起被刊在《湖北日报》的副刊上。一些人因此就把我叫成了“老坚决”。1977年参加高考后，又凭发表过《老坚决》、《胜天人》等十多篇文学作品而被録取到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在新生联欢会上，我又即兴表演了那个方言快板——《老坚决》，满口的黄陂土话，引得同学们笑个不停，于是“老坚决”的外号又在大学同学中传开了。

　　198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省外事办公室工作。1987年，组织上想安排我到基层农村工作队工作一年，当时我正为申办老婆孩子的“农转非”户口而焦头烂额，自己又是从农村出来的，就顶着没有下去。谁料到1988年9月，中组部决定从全国选派414名干部到西藏援藏三到五年，其中湖北省有7人，而安排到省外办就有1名。当时大多干部对西藏感到既神秘又害怕，没有人情愿到那里去工作，单位里没人报名。领导见我去年下派基层没有去，于是就惩罚式的首先指令我去西藏三年。人在囧途，身不由已。心里虽一百个不情愿，但又无法推脱，像我这样从农村来的，既没后台又没背景的人只好由人摆布。我想，伸着头是一刀，缩着头也是一刀，还不如痛快点，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真可谓是“老坚决”呀！

　　当时，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没有人带队去，于是就指定我为带队人，于1988年10月踏上了去西藏圣地之路。到成都时，正好遇到山东援藏干部的带队人孔繁森（1995年因公牺牲后被树为全国干部的楷模）。他1979年曾去西藏援藏三年，和我一样，老婆孩子原来也是农村人，后来被转为城市户口。1988年他被提为山东聊城地区副地级干部后又再次派往西藏。我当时觉得他能二度援藏，真有些不简单，就向他打听西藏的气候环境，风俗习惯等。他为人很随和，我们就干脆称他为孔大哥。到西藏后他担任拉萨市副市长，我多次到他那里玩，反映各省选派的援藏干部的不同待遇等问题。1990年，我到他宿舍去，正好他陪同体操名将李宁及藏族少女达娃央宗去藏北草原点燃第十一届亚运圣火回来。于是我也把达娃央宗点燃圣火的照片要了一张收藏起来。我心中的圣火也似乎被孔繁森点燃了。

　　西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又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即地球高之极也。拉萨河谷稍低，海拔也有3650米。这里空气稀薄、乾燥缺氧，但日照充足，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那湛蓝的天空、雪白的云彩、清彻的河水，把西藏高原装点得无比圣洁。我们工作的拉萨，在藏语中是“圣地”、“佛地”之意，又有“日光城”之称。南美国家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海拔3600米。由于各国派到那里的外交官死亡较多，故有“外交官的坟墓”之称，而拉萨比拉巴斯的海拔还要高，要在这里工作三五年，的确不容易。

　　初到西藏，高原反应接踵而来，太阳穴一阵阵生疼，胸口发闷，晚上睡在床上，胸口就像压了一块石板，透不过气来。在第二天的接待宴会上，看着那新奇的西藏菜肴和五粮液酒，竟然没有一点胃口，一口饭菜也没有吃就回房休息了。晚上，来房间检查我们身体的藏族医生见我名字叫张强，就干脆把我叫成“强巴”啦，于是我又有了一个和电影《农奴》中那个苦命的强巴一样的名字！后来，西藏外办和湖北外办的同事们也都把我叫成了“强巴”——想不到我“老坚决”又变成了“强巴”。从此以后，我干脆就用“强巴”作笔名，在《西藏日报》、《中国西藏》、《西藏外事》、《湖北外事》等十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了。

　　按照“对口支援”的原则，我被派到西藏外办宣传调研处工作。工作一段后，深感西藏的外事与内地省份外事工作大为不同，尤其是政治上太敏感。真像周恩来总理早年常说的，“外事无小事，事事要请示。”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西藏上层统治者就曾多次闹过分裂，企图制造“西藏独立”，还曾成立过“外交局”。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2011年5月23日正好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进藏后，外交部随即从武汉外事处、西南外事处等单位选调了18名外事干部进藏，执行《协议》中关于收回外交权，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方一切涉外事宜的规定。随后在西藏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撤销了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由于多年来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妄图制造“西藏独立”，分裂中国，因此双方斗争一直不断，导致西藏外事更具政治敏感性，有人说它“上通天，下通地，动不动就通国际”。为加强对西藏外事工作的领导，每过三年，外交部都要选派三到四名外事干部到西藏工作，这已成为迄今60年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中唯一的特例。1988年，西藏外办升格为厅级单位，外交部选派了3名干部，同时协助中央组织部从12个省市中选派了14名干部（共17名）进藏到西藏外办工作。我也就是这17人中的一个。但不到一年，这17个人就有一半因身体不适而返回内地去了。

　　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后，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分裂势力以及其后流亡在外的达赖集团，从未停止过分裂祖国的活动。而国际反华势力根据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的需要，变本加厉地以各种方式支持和鼓励境内外分裂势力从事分裂活动。1987年，美国国会为逃亡境外的达赖喇嘛提供讲坛，让他在美国国会作了一场分裂中国的演讲。这件事给境内外那些一直伺机制造“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分子一个错误的信号，似乎给他们打了一剂强心针，“西藏独立”的闹剧又死灰复燃了。从1988年3月以来，以拉萨为重点的一部分地区陆续发生了一些骚乱事件。我们正好是在西藏骚乱不断升级的形势下进藏的。进藏不久，在12月10日的“国际人权日”这天，小昭寺附近就发生了一场骚乱，几个外国人也以游客身份参与其中。到1989年3月后，形势更加恶化，骚乱不断升级。

　　3月10日前后是西藏最为敏感紧张的日子。因为在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打出了“雪山狮子旗”，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当年，毛主席就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有理有节地指挥平定了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1989年3月正好是这个叛乱事件的30周年。3月6日，拉萨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一连几天，拉萨城内黑烟冲天，打砸抢烧之声不絶于耳，城内一片混乱，以至死亡数十人。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从四川、青海抽调兵力进藏，从1989年3月8日起在拉萨实行了戒严，一直持续到1990年5月才解除戒严令，戒严时间长达416天。当时西藏外办的窗玻璃被砸坏了不少，对面的西藏日报大楼更是一片狼籍。戒严以前，我们单个人是不敢上街的，实在有事要出去也要三人以上结伴同行。在办公室上班，因害怕从窗外飞进石块，不能靠窗而坐，而是将办公桌分列两边，面壁而坐。

　　在实施戒严的第一天，拉萨终于安静下来了，没有那种可怖的打砸抢的喧嚣声了。我们终于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于是兴冲冲地走上街头，看看戒严后的拉萨新面貌。每个路口，重要交通要道都有士兵警戒，行人必须交验证件方可通行。我们走了三条街，被查验了八次证件，后来就干脆把证件拿在手上随时让戒严的哨兵查验。

　　平息骚乱后，国际上的一些政治势力、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横加指责，寄来的信件材料一筐又一筐。我们宣传调研组要不断准备各种材料对他们予以回击。这段时间，忙起来没日没夜，虽然苦但也快乐着。

　　不久，西藏自治区准备召开全区外事会议。领导布置我们宣传调研组要为胡锦涛书记、自治区政府分管外事工作的毛如柏副主席起草讲话代拟稿。当时西藏有个毛副主席，无独有偶，新疆也有个毛副主席。我们在背后都戏称他为“毛主席他老人家”，每次召开重要外事会议都是请毛副主席到会作报告，由于此次在西藏反分裂斗争中外事工作所担负的任务非常重要，因此还要请外交部领导和胡锦涛书记出席会议并讲话。为他们起草讲话稿自然落到了我头上。当时条件太艰苦，星期天，我一个人带上馒头和煮鸡蛋躲到办公室加班，中午就啃冷馒头，晚上加班晚了，一个人又不敢返回远在几公里外的住地，于是就干脆用垫在桌上的军用毛毯裹住身子睡在办公桌上，就这样度过了好几个难忘的拉萨之夜，终于交了差。会后，有的同事打趣，你真不简单，不仅为胡书记写讲稿，还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写稿咧。

　　1990年5月1日撤销戒严后，拉萨也更加安定了，昔日的圣地又恢复了它美丽的容颜。7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西藏考察，下榻在拉萨假日酒店内。当时，西南五省（区）七方（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及成都、重庆市）外事工作联席会并西南片区外办领馆管理工作会也正好在拉萨假日酒店内召开，我负责会务工作。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肇星等四位外交部官员专程赴藏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由于李肇星与早年在中央一机部任外事局局长的江泽民相互熟识，于是到江泽民住处拜访了他，江泽民就决定要来会见会议代表。第二天下午，胡锦涛等陪同江泽民在拉萨假日酒店的草坪上会见了会议代表和西藏外办的部分同志。由于江泽民上午刚参观过西藏档案馆，正好有感而发，于是就侃侃而谈，讲起了西藏的历史和当前的反分裂斗争，要求外事干部尤其是在西藏工作的外事干部要警惕分裂主义影响，要好好去参观一下西藏档案馆，用历史史料和旧西藏的实际状况批驳西方关于人权问题的种种谬论，为维护我国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真正人权而努力奋斗。江泽民总书记讲了大约不到10分钟。随行的警卫局长担心他出现高山反应，一再用脚踢李肇星示意不要让江泽民多讲话。当时，外交部选派到西藏外办任副主任（当时无主任）的龚猎夫叫我赶快作好记録，会见后把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整理出来送李肇星审查修改幷发在内刊上。

　　不久，外交部又按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专门派了两位同志到西藏调研，撰写了一些较有分量的文章批驳西方在西藏和人权问题上对我国的攻击和诬蔑。我一直陪同他们开展这项工作，自己也收集了不少资料，着手进行对国际人权问题的研究。后来，又陪同美国国务院执笔起草人权报告的罗宾逊到西藏有关单位作了参观访问，首次让美国人参观了西藏第一监狱。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监狱。想不到监狱大院这么漂亮，院内开满鲜花，宿舍窗明几净，床铺乾净整洁，比我们住的宿舍都要好，这一年，由于美国在海湾国际问题上有求于中国，因此在其人权报告中就没有那么肆意攻击我国了。

　　在几年的工作中，由于调研经常接触到所谓的国际人权问题，我就收集了一些资料并撰写了十多篇关于国际人权问题方面的文章刊发在一些刊物上。1990年初回汉准备我报考的法律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的论文答辩，所写的论文也是关于国际人权问题的研究，当时武汉大学法律系年轻教授、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创办人万鄂湘（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是我的指导老师。论文通过后，我又获得法律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此前还通过参加全国律考获得了律师资格。但我却一辈子未能实现从事司法工作的梦想。

　　正当我越来越喜欢西藏，准备安下心来好好在西藏工作几年的时候，却不料身体发生病变，到西藏军区总医院检查后，发现肺部有块状阴影，医生怀疑是肺癌。我当时一下像跌进了冰川深谷，不由暗叹自己命苦。此时突然想起了我援藏前英年早逝的同学陈忠。因为我和陈忠是大学中文系77级中最早发展的两名党员。陈忠走了，看来轮到我强巴去陪他了。领导知道我的情况后，特地批准我尽快返回内地确诊治疗。1990年底，我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西藏，离开了圣地拉萨，离开了这个一辈子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2011年7月26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