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在中国再普通不过的草民之家，祖籍浙江东阳，父亲只有高小文化，参加了陈赓大将的部队，属解放军第13军。新中国成立后，进军大西南，到云南文山的广南剿匪。父亲所在的剿匪工作队在一个偏僻的村子被土匪包围，工作队员全部战死，只剩下我父亲一人抬着一挺机枪还在拼死扺抗，一颗子弹擦着父亲的太阳穴而过，将帽子打飞，鲜血流了满脸。万分危急时，增援部队赶到，听到军号声，父亲一阵激动，晕了过去。等醒来时，已躺在医院里了。伤好后，边疆地方急需干部，所有伤员全部转地方，父亲成了文山县委第一任组织部长。稳定下来后，父亲捎信回浙江老家，母亲得知父亲还在世，千里迢迢赶到文山和父亲相聚，我也就生在了文山。

　　文山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和越南相连，越南曾对文山提出过领土要求，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建国以来就一直是战区，打仗和维护边疆稳定就是它的主要任务，本来就又偏僻又穷困，加上打仗，几十年没有什么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所受的教育当然也就是非常低等的了，以至于我在高考之前，连武汉大学这个名字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转向检察官

　　到了武大，我这从边陲小县城来的人，比起学兄学姐们，底子太弱，我深知这一点，所以就埋头读书，拼命恶补。以至于连中文系发生的很多事，我都居然不知道。但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我的兴趣突然转变了。有感于中华民族没有法治传统，生活在无法无天的境遇中的不幸，更多的是受日本电影《追捕》、印度电影《流浪者》、中国电影《检察官》的影响，我决定从事法律工作，还不时跑到刚恢复的法律系去蹭课。

　　记得在宣布毕业分配方案的时候，同学们爆发出两次掌声，一次是为了张冀平分配到中外电影合拍公司；一次是为了我分配到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不是为了我们分配得有多好，而是为了我们分配得如意。

　　当我满怀憧憬到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报到时，并不知道命运又一次扭动了我的方向。

　　我是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之后第一个由国家分配到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报到的大学毕业生，在当时简直就是宝贝。到了人事处报到，填表，坏了！“这小伙子字写得不错，就留在人事处了。检察院最缺的就是写东西的人”，人事处近水楼台，没得商量。后来才知道，云南省检察院一共接收了五个77级的大学生，因为我是第一个报到的，就留在了人事处（政治部的前身），其他的全部都到了业务处。

　　我具体的工作是在干部科管干部，但是抄钞写写的事全都是我的，因为年轻，因为能写，所以理所当然。其他人也心安理得地喝茶看报。开始我还自以为能干、自豪，后来发现不对，不甘心这样下去，就要求去干业务，期望能去抓贪官，去起诉罪犯。尤其在一次一位“老革命”说我们是不懂法律的学生之后，我一怒之下，报名参加了法律自学考试，白天上班，晚上学习，不用公家一天时间，在1986年，获得云南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证书，成为云南检察机关第一个具有双文凭的人。但是，正如有知心朋友劝我的一样：“太能干未必是好事”，因为没有人能代替我写东西（或者说人家压根就不愿干、不屑干这苦差事），所以我始终离不开“写”的工作。那年头，没有电脑，写东西全靠手写，尤其写大稿（如检察院工作报告），一遍又一遍地抄，那个苦呀，真是苦不堪言。到后来，连搞活动、开大会的横幅和会标都要我写，整个成了个“写字公公”。我虽在检察院，但不办案，不是真正的检察官。

　　无奈搞宣传

　　眼看搞检察业务无望，199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创办《中国检察报》（现在叫《检察日报》），要在云南成立记者站，要求各省检察院物色能干的人选到记者站工作。领导这时把眼光定在了我的身上。我正干得苦涩，一听这事，就答应了领导。

　　我干记者，不像其他同学是到了中国青年报社、中央电视台等老牌传媒，什么都好，我们是特专业的行业报，白手起家，一无所有，只有邓小平题写的一个报名，一切都要从零做起。而且这样的专业报，主要不是搞新闻，而是搞宣传，写什么，不写什么，受的限制很大，审稿也很严，采访、写稿、发行等都不好干。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写的东西是自己的了，可以很坦然地写上自己的名字，还可以得到一点稿费。于是以苦为乐，乐在其中，很投入地一干就干了15年。除了一般性的采访写稿，获奬数十次外，也留下了一些难忘的记忆。

　　我们的报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检察报，也是世界上第一张检察报。检察官办报，自然没有经验，所以一开始，发展是很艰难的。靠着全国检察机关欢欣鼓舞的支持，我们第一年的发行量一下就上去了。但第二年起就逐年往下掉，报社日子很拮据。为了改变穷困的局面，我在驻站记者里第一个为报社争取到了广告客户，此头一开，报社开始逐渐好了起来。

　　正如丁兴国同学所说，我们这一类记者也有我们的优势，就是可以进行案件的内部采访。记得有一年，就是全国假烟最猖獗的时候，云南破获了全国最大的假烟案，在案子侦查终结，准备移送法院之间，我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内部采访。我利用国庆休息日，将所有案件卷宗，翻来翻去，一丝不苟地进行核对，竟然让我发现该案少算了一大笔账，仅此一项就为此案增加了案值3285万元！为了办案人员的面子，我没声张，他们也没吱声，大家高高兴兴，记功的记功，拿奬的拿奬。我呢，仅仅就是把此案的通讯稿寄给了当时在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的方玲同学。纯粹“为他人做嫁衣裳”。

　　上面说的这案子，就是当时全国影响很大的韩树林特大假冒红塔山香烟案，正因为影响大，有人找上门来，我就当了一回编剧，把此案写了剧本，拍成了电视。但由于检察院不懂文学艺术的领导的无知干预，电视拍得不伦不类，影响很小。

　　沾上电视的我，后来又当了一回导演，拍摄了21集检察电视剧《跨国追逃》。这回我是负责保障的副导演，还在剧中演了一个副市长的角色，因为没有哭戏，居然演得挺好，大段的戏也就一次就过，然后再拍一次作保险。而当时请的云南话剧团的一个副团长，就演一个接电话说几句话的戏，居然拍了整整一个半天，把导演气得不行，摇着头对我说：“吴处，原来我担心的是你，大段的戏你怎么过，没想到这云南话剧团的副团长，接个电话，说两句话，居然半天过不了，这叫什么事？！”我忙安慰导演：“也许他就是个管行政的副团长，从没演过戏。”“你不是从没演过戏吗？怎么差距这么大？”拍这个电视最累的是要看好我从公安枪库里借来的几十支手枪、步枪、冲锋枪、机枪。我们带着这几十支枪，来到西双版纳边境拍国外追逃的枪战戏，但凡有一支枪丢失或出了什么问题，我这一生政治前途就算是交代了。半个月的时间，弄得我吃不好，睡不好。一拍完戏，剧组几十号人立即“胜利大逃亡”，一个车队马不停蹄地往昆明赶，不料一路雨下个不停，到处塌方断路（还死人，当然不是剧组的人），我们日夜兼程，遇到塌方就在路边等着，路一修通，立马通过。就这样我一口气开了29个小时的车，边开边打瞌睡，到了单位，车一停，头一歪，一秒钟就睡了过去，等太阳把我晒得满头大汗醒来时，早已空无一人。后来这个电视剧不停地在全国各地电视台播出，各地都有人打电话说在电视上看到我了，说没想到我还会演电视剧。想当初在大学的时候，我和李聪辉、张强等同学一天忙着看电影时，哪里想得到我也会在电视剧里充当一个角色呢？

　　以上这些事，其实都是我工作的副产品，正是这些副产品，为我留下珍贵的记忆。虽然我在当记者搞新闻，但正宗的身份是宣传处长，处理令人头痛的各种矛盾才是我的正业。我一边处理各种烦人的行政事务，一边要完成报社下达的任务，要两边兼顾，唯一的办法就是没完没了地加班加点，除此别无他法。而当我因为加倍的付出获得一点稿酬和奬励时，宣传处有人提出我“多劳”他们没意见，但我“多得”不行，额外劳动得到的额外报酬，应该拿来全处平分才合理。对此要求，我断然拒絶。对机关的“大锅饭”，我早就深恶痛絶，在我作主的处里，絶不允许“大锅饭”。由此引发的矛盾，迅速复杂化，加上政治部主任私心重，任人唯亲，不讲原则，工作随意，形成了上压下顶的态势，将我夹在中间，好生难受。但我的牛劲儿也被逼上来了，就像一颗“响当当硬梆梆压不扁砸不烂”的铜豌豆，针锋相对，毫不退缩。这就是我当时的实际境遇，时间一长，成了公开的秘密，得到了单位不少人的支持。当然，结果也是不言而喻的：离开宣传处。

　　潇洒事教育

　　离开宣传处并不是我要走，而是有人觉得我在那里太碍事，公然独树一帜，全然不讲潜规则，让有的人极其不爽。于是，2007年我被调整到教育处当处长，一位部队转业的工兵团团长接任宣传处长。这可难为了这位团长，好在这位团长有自知之明，公开宣称，我不会写东西，也不写东西，要我干我就干，不要我干就算（果然后来很快就调整了）。而我呢，因祸得福，换了个相对比较单纯的工作。

　　教育工作比较单纯、规范，一是学历教育，二是业务培训，三是司法考试。

　　司法考试是我国的一个难度大、知名度很高的职业资格考试，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不论你是什么学历，只有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才能成为检察官、法官、律师。

　　云南因相对落后，通过司法考试的人较少，所以特别重视司法考试工作，这就为我的工作开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加上教育处没人作怪，我在这里很受欢迎，在最高检察院也有好名声。在我的带领下，云南检察院的的司法考试工作成绩异常突出，在全国出类拔萃，尤其我们为西藏检察院代培34人，全部通过司法考试，通过率百分之百（全国司考通过率为12％左右），创下空前絶后的神话纪録。为此，教育处荣立集体二等功，全国检察机关的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也因此安排在云南召开，我作为东道主，在大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发言。

　　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我觉得也没有在宣传处工作那么累，基本不用加班加点。但由于当时政治部领导的原因，这个成绩也不是轻易取得的，这当中也充满矛盾，比方说，我们选择了一家好的培训机构合作，领导非要叫你选反映不好的培训机构合作，以我的性格为人，当然又要扺制，又要发生矛盾，又要付出很多精力去扺消内耗造成的损失。但实践证明我是正确的，我终究还是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绩。

　　干了一年多的教育处长，风传单位要调整一批人的岗位，我做好了被边缘化的准备。在上级考察干部、找我征求意见时，我“大放厥词”，不仅旗帜鲜明，而且有的放矢，指名道姓，当然，也是实事求是，絶不胡言乱语。后来，结果出来，我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不但没有被边缘化，而且更加主流化了，也更加忙碌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只是后来风闻，当时来考察干部的最高检察院干部部长说，他在考察中感觉到云南省检察院的干部敢说话，说真话，有水平，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事。

　　无意柳成荫

　　政治工作，是我最不愿意干的工作，却整整干了一辈子，“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篷”，命也。从不信命的我，此时也不得不信了。30多年的政治工作，我经历的太多，付出的太多，虽然也有成功的喜悦，但更多的是难言的郁闷。

　　中国古语云：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妻子对我说：“我没嫁错人，你却入错了行。你要是从医，肯定是中国一流的外科医生，你要是去从艺，肯定是中国一流的钢琴家。看看你那双手，再加上你的性格修养，可惜啊。”诚哉斯言！我心里清楚，妻说得一点不错，但人生没有回头路，世上更没后悔药，何况年纪已经奔六了，斯复何言？

　　 有人说过，上帝虽然把门关上了，但肯定会为你开一道窗。妻也说，有些事，你干得好不好，成不成，别人说了算，由不得你，比如你的工作；但有些事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如考试拿文凭，如经营小家庭，这些事做不好，你半点怨不得他人。这真是哲学大家说的话，至理名言。我对家庭只是率性而为，自然付出，居然回报丰厚，让人万分欣慰。

　　说到我的家庭，得从我的女儿说起。女儿来到世上，我们给她取名吴瑕，暗含洁白无瑕之意，希望她玉洁松贞，像水中荷花，似云中白鹤。

　　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胎教，当初我是按书上说的去试行胎教的，经常跟还没出世的女儿对话。这一来，不得了，女儿居然连妈都不要了，只认我。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女儿三个月就会看着我笑，半岁就会循声追我，从此，她妈晚上只管睡觉，把屎把尿换尿布喂食的事全是我的事。十个月大时女儿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叫爸爸，这可把我高兴晕了，而女儿从此只认我一个人，我在，一切都好，高高兴兴，我不在，好家伙，那个哭，她妈她奶奶她婆婆都成了外人了，一个不要。长大了，上学了，更是离不开爹了，妻到幼儿园接女儿，她的反应居然是“怎么是你来接？爸爸呢？”上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一切事情都是我的事，不要她妈参与，一切体已话，都跟我说，不跟她妈说。说实在的，这一切，挺累人，但看着女儿健康成长，聪明伶俐，学业不孬，天使一般，我挺受用，乐在其中，把所有能给的爱全都给了女儿。都说女儿跟爹亲，可这也太亲了，这可不，都研究生毕业的人了，一和我在一起，总是在我身上蹭来蹭去，一点不安分。可和她妈在一起，就文文静静坐着，不言不语。

　　再说我的妻子。这得从一个古老的两难选择题说起：当母亲和妻子掉入河中，眼看就要冲走，而你只能救出一人，这时候你救谁？没办法回答。但妻子却帮我解了这道难题：“当然是先救母亲，一个连母亲都可以放弃的人，是不值得相托一生的。”有妻如此，此生足矣。

　　妻属于老弱病残行列中人，一生体弱，我总觉得她能嫁给我那就是把一生托付给我了，我要带着感恩的心负起这个责任来，直到永远。一眨眼，在我鸡零狗碎地挤时间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妻已经不上班了，过了2012年的春节妻就退休了。回首过去，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这些年来，竭尽全力做我能做的，带孩子、教孩子、拣菜、洗菜、切菜、淘米做饭、洗碗、搞卫生，甚至针线活，只要是家里需要做，而我又能做的，我都做。而家门之外的事那全是我的，不要妻操任何心。认识我的人都以为我是个不做家务的人，谁又知道这是个“历史冤案”呢？当然，妻对我也是尽心尽力，严管厚爱的。

　　此外，对老人我们严守中国式孝道。父亲、岳父不在了，我们对母亲、岳母絶对尊重，絶对孝顺，时时把老人挂在心上，为老人做能做的一切。现在电话成了生活必需品，连农民工都用手机，但在家庭座机还是奢侈品的时候，我们就省钱为母亲、岳母装上了电话，时常问候、报平安。我们的言行深深影响了下一代，孙辈们从小心中就认定奶奶、婆婆是家中的最尊贵者，是不可以稍有不敬的人。

　　我们家的这些情况被单位注意到了，先是被云南省评为全省五好文明家庭，1999年接着被评为全国五好文明家庭。这是我珍视一生的一个大礼包。我常指着奬盘对妻调侃：“这就是个照妖镜啊，天天在家照着我，让我从此不敢有一点非分之想！”

　　体验生与死

　　这个话题让人忌讳，但又必须面对。大家都是唯物主义者，说说也是有好处的。为什么不叫感悟而叫体验？那是我对死亡见得那么多，贴得那么近。也正是我的特殊经历使然。

　　先是同年级陈忠同学不幸去世，让我大吃一惊，深感命运无常。想想在校时，大雪天我们捂得严严实实的还瑟瑟然，陈忠同学却一边吹口哨，一边冲冷水澡，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然后是父亲、岳父先后患病去世，两个都是我守着走、看着走的。

　　接下来，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工作需要，和死刑犯的零距离接触。那是1992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因为云南毗邻金三角的特殊地理环境，毒品犯罪太过猖獗，所以要杀一批毒品犯罪分子，以儆效尤。一般零星执行死刑，都是法院的法警在监狱里执行。这一次因为是公审公判，是一大批，30几个死刑犯一起执行，所以，要拉到山里执行，还专门请了大批的武警来执行枪决。按法律规定，必须有检察官临场监督并签字才能执行死刑。我也参加这次行动，任务是照相，为每个死刑犯留下执行死刑的档案。在公判大会开始前，我就得以和死刑犯在一起，时不时和他们聊几句，但由于心情关系，大家都很沉闷。上了刑场，几十个死刑犯一字排开跪在地上，我们就站在边上，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十个武警一齐开枪，在空旷的山上，枪声一点也不响，多数是一枪就死，有一个却打了5枪才死。法医确认人犯全部死亡后，我们开始照相，先是解开捆绑的绳索，然后照一张全身照，再掀起衣服照进弹口，再照出弹口。这时我才知道，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进弹口小，出弹口是一个大窟窿。云南枪毙人不象北方一样打脑袋，而是打心脏，所以进弹口，出弹口都很清楚，进弹口很小，比子弹头还小，出弹口也不大，比子弹头大一点点。

　　文革中因为武斗的关系我就见过许多死人，但没有这么具体、全程，从活生生转眼成了一具尸体，因此许多场景让我终身难忘：一个又胖又高的大汉，一上刑场就吓得昏死过去，几个武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抬上刑场，他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一个派出所的指导员，贩毒被抓，当场开枪自杀，脑袋打开了瓢，被救活医好后又公审枪毙，他自始至终面无表情，直至死去；一位20岁左右的美女，等待公审时还和武警聊天谈笑，上了刑场也面不改色，坦然赴死；一个中年男人非常恐惧但又非常清醒地走向死亡，到了刑场，他脸色死灰，干咽了好几口唾液，才艰难地对我说：“谢谢你们检察官，搞清了我的问题，一点也没有弄错。”

　　完成任务后，大家一起用餐，一桌的检察官、法官，聊起来才知道，全部都生的是女孩，大家不禁感叹，我们干的工作阴气太重，生不了男孩。这当然可以算是无稽之谈，没有科学根据的，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上刑场了，有了任务都推给别人去。

　　到了1997年，厄运落在了我的身上。一次例行的体检，检出了我患有多囊肾、多囊肝，这是一种预后很严重的遗传病。所谓预后严重就是结局必然是肾衰竭。当时简直是五雷轰项，无法接受。想到医生的话：“这种病会遗传，机率是50％，你们兄妹几个要注意检查，及早发现。”问医生怎么办，医生反问我：“你叫我怎么办？”在现代医学看来，遗传病是毫无办法的，只能观察，到时候换个肾什么的。我开始自己研究这个病，通过研究，知道这个病，第一，二分之一的遗传机率，男女不确定；第二，到40岁后才能发现；第三，囊肿不只是一个肾有，必定是两个肾都有；第四，必然伴随多囊肝，有的还会伴随脑囊肿；第五，上一辈活多久，你大约也只能活多久；第六，也有的人终生无恙。现在看来，从一到四，一一兑现了科学理论：我被遗传上了，正好是40岁时发现的，双肾都有囊肿，肝上也有囊肿，第五点暂时无法验证，但第六点给了我希望。

　　我不抽烟，不喝酒，喜欢体育活动，生活方式非常好，却不幸如此，极不甘心。在阵痛过后，我开始振作起来，与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向第六点努力。西医说没办法，我就求助于中医（当然西医不会认可中医的理论），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天佑中华有中医》，让我对中医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我一方面寻求中医治疗，一方面更加注意生活方式，尤其很好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和疾病一斗争就是15年。不知是什么起了作用，我现在情况很好。15年来我没有请过一天病假，而且加班加点比身体没一点毛病的人要多得多，运动起来，比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要强，有一年参加王军霞领跑的国际越野登山挑战赛，我居然战胜数百名对手，取得第12名的成绩，我们单位参赛的所有人更是被我甩得不见人影，而且到达终点后，不但没有难受的感觉，反而觉得全身通泰，非常舒服。医生曾说，我的预后是10年，也就是说到了2007年我就该不行了，可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还活得好好的，虽然囊肿不断长大，但长得很缓慢，每年的体检，我的血检、尿检指标全部正常。我现在每年都征战在云南政法运动会和云南乒协的比赛场上，与下一代在乒乓赛场上PK鏖战，胜绩颇多。2011年，我带领检察院代表队参加全省政法杯运动会，囊括了全部乒乓球冠军，我本人也夺得两个冠军。

　　至此，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人：史蒂芬·霍金。他21岁时患运动神经元疾病，不久，出现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状，当时预计还有3年寿命，但他从容面对，2012年1月8日，他迎来他的70大寿，他说：“在过去的49年里，我生活在英年早逝的的预测中。我不害怕死亡，但我也不着急去死。我有许多要做的事。”医生说活3年，他却已经活了49年，医生说我的预后10年，我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也要象霍金一样，把奇迹继续演绎下去。

　　由于职责的关系，全省检察干警牺牲、去世常由我去处理。

　　凡此种种，对生的感触，对死的体验，让我对生死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说到这儿，我衷心地祝愿同学们多一点开心，少一点烦恼，不以物喜，不以己忧，健健康康地活着，愉愉快快地享受。

　　虽然我说我入错了行，但能上武大是我一生的荣幸，能有这一帮大学同学是我一生的得意。

　　2012年1月30日

　　吴江南自述：

　　吴江南，1957年6月生，家父是浙江东阳人，因为参加刘邓大军陈赓兵团的13军，南下解放云南，后又到文山剿匪，受伤出院后地方缺干部就留在文山。这样就把我生在了文山这个无人知晓却又因为一场自卫还击战而闻名世界的偏僻小城。1975年，我成为几千万知青中的一员。77年我一腔热血报名参军，却被告知我已经报名参加瞭高考，不能再参军，从此与军队失之交臂。但却幸运地考上了武大中文系，有了77级这帮同学。从乡下来到大学，四年大学生活，一点不觉得苦，满满的都是美好的记忆。临近毕业时，突然对法律产生兴趣，分配方案上恰巧有一个云南省检察院的名额，义无反顾地就去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在云南等我的她。作为十年文革后第一个到云南省检察院报到的科班大学生，我被留在了政治部，一干就是一辈子，历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政治部副主任、副巡视员、巡视组组长。除了工作，就是结婚生女，且从一而终。我们一家三口，有房有车，生活小康，属于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过得和和美美，1999年被评为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女儿2018年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毕业，回昆明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现在的理想是养好身体，安度晚年，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