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国歌奏起，我们听到的最响亮之声总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谁都明白，那打炮的敌人是昨日之敌，今天想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没有机会。

　　在这世界上，敌人是时势之物，变化多端、增减无常。想当年，我们的敌人何其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以及地富反坏右不用说了，那是钉在板上的看得见的死敌，但身边看不见的呢？你能保证同校的他和同厂的她不是暗藏的敌人么？然而今天，不要说身边没有敌人，千万里之外去搜寻，未必能找到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敌人。

　　可是要较真，我们还真的有一个敌人，那就是能够代表“中华民国”的代表。只不过，那敌人是法统上的、理论上的，不具备战争状态下的敌人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解释中，“中华民国”早在1949年就终结了，现在台湾的行政机构只不过是维持台湾社会运转的“当局”。而在“中华民国”的法律框架内，大陆治下的每一块土地都是沦陷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伪政权。这互不承认的症结首当其冲是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的领土涵盖了台澎金马，近些年表述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而“中华民国”的领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之外，还包括外蒙古，近年来的司法解释为“固有之疆域”,并言明“未设领土变更程序”。这样两部互不承认的法律都朝一个地方打来，如果此方承认了彼方就意味着否定了此方，反之亦然。“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领土只有沦陷的，没有丢失的，谁能负得起因丢失而导致国家分裂的责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若成为另一个国号治下的领土，何以对得起长眠于地下的无数先烈。两个领土紧紧扣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死结。

　　那闹“一边一国”的人，从这死结中看到了鼓捣台独的切入点。你们不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吗？我们承认，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只不过台湾现在叫“中华民国”。对于大陆，这样的承认不如不承认，不承认比承认的好。理所当然坚决反对这样的承认。

　　台独势力既起，免不了攻城拔寨一番，你们心系中国是吧，那就把跟中国有关的东西都去掉，于是改路名、改馆名，改护照、改教科书。在中国面临分裂的严峻时刻，法统之争的双方发现了他们是命运共同体，大家都是那么深深地爱着中华民族祖先留下的这片土地。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双方的共识，至于一个中国的内容，暂且只有各自表述或者按下不表。

　　双方互不承认，又要共谋中华民族的未来，共谋未来是目的，双方身份是条件，为了达到目的，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即创造一个互相都承认的身份，用时下政商术语表达，就是都戴上白手套。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和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就是台海最大的白手套。

　　台海白手套的出现，最早在民间。那是海峡铁幕垂下时期，幕的两边各视对方为无物，所有的画面和声音遭屏蔽，时间一长，人们的感官产生了错觉，认为美国近在咫尺，对岸远在天涯。一般百姓无所谓，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和地区自己不知道、不记得，为何偏要记住一个不让人惦记的地方。但是有亲属关系的人就不一般，血缘、姻缘让他们血脉相融，思念的泪水长流枕边，那边的他们还活着吗？如果活着过得还好吗？在无眠的长夜里他们想出了办法，将问候和倾诉付于纸上，装进信封，寄往联系好了的第三地的熟人朋友，请他们转寄到那个自己无法寄去的地方。这样，在世界各地，出现了为海峡两岸转信的转信人，其中以香港为最多。香港转信人多，不光是近的缘故，还因为港人身处殖民地，“祖国多年未亲近”的感受让他们生出了万分的同情，故他们转信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台湾的信来了，拆开装进香港的信封，按信上提供的地址寄往大陆，大陆的信来了，同样操作寄往台湾。那香港的信封，就成了一只只一双双白手套。

　　台湾开放探亲了，少小离家的人白发归来，这时信可以像人一样辗转香港扺达两岸，那充当白手套的信封便完成了使命。但是，那些转道又直达的信却出现了一个不能直面的问题，即邮票上的国名。那时双方都执着，都无法接受对方的国名在自己治下游走，于是大陆和台湾的邮局都多了一份特殊的工作，就是对准信封邮票上的国名涂上一笔，如此这般，两岸的人收到对岸来信，那信封的邮票上都有一道黑杠，这种变异了的白手套，成了邮运史上的奇特风景。

　　台湾人来大陆投资，白手套也跟了进来。因双方金融未通，银行不往来，信用证明无法开，资金也就不能直接进入，投资人只有藉助第三地，戴上“非台湾”的白手套来融资，有些不良商人把台湾淘汰的旧机器刷新以次充好转投大陆也要贴上第三地的标签。第三地是什么地？有香港，有东南亚诸国，有日本、加拿大、美国以及各大洋地图上找不见的英属前殖民岛屿等等。这些第三地除了香港以外，都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如此一来，在管投资审批的外经贸部门和管登记的工商部门那里，台湾人投的资金都变成了外资、港资。白手套让台商投资的渠道迷雾重重，以致雾里看花难辨真假，要使数据经得起查验，只有依据具有法律效用的金融票据。因而，对台资企业及其投资金额的统计，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的数据总是比实际存在的要少。

　　因为有种种推力，海峡两岸互动的变量越来越多，有来无往变成了有来有往，单向交流变成了大陆人也可以组团赴台。不论是由于好奇还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去那个理论上的“敌占区”走一走看一看是许多人的愿望，于是赴台交流由星火而燎燃。因为所有的交流都是民间的，两岸的各类民间团体就成了最实用的白手套。经反反复复的磨合，交流的一些基本原则已成定案，双方在实践中也都能遵守，只是台湾在那白手套上多了一些“栀子花茉莉花”。例如，申请赴台的交流团体，必须是省级以上的，如此，市县一级的人员要赴台交流，只有往省级民间团体上挂靠，以至一些省级团体挂靠的理事多如雨后春笋。团体反复利用不难，难就难在专业团体必须人人有专业论文。论文出境是有条件的，什么样的论文能送进台湾？没有论文的怎么办？虽然台方团体暗中谋划协同包装，虽然台湾审批部门对各式各样的包装总是从否定到默认，但这种既攻守又同盟的运作机巧，给具体经办人凭添了许多困扰。一个专业赴台团组的成功往返，个中曲折，非局外人所想象。

　　民进党上台后，对两岸的互动出了些损招，在那些损招的阻挠下，某些特定的人员戴了白手套也进不了台湾。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别是在台湾案头上搁着的榜上有名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对这些民意代表另眼相看，理由并非来自于法统，他们操弄“一边一国”，无意争夺法统上的正宗，而真正的动机是报一箭之仇，原因是那些人所在的机关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剑指《反分裂国家法》，矛头所向是人大代表，但同时株连了政协委员。在这样的杀伐气氛中，白手套只有望峡兴叹。

　　台海白手套，品种繁多，花样也日益翻新，然而在某个特定时期，某种特殊场合，要给某位特别的人找个白手套，竟然找不到。2009年底第四次“陈江会谈”在台湾举行，会议有一项重要议程，即马英九与陈云林相见。陈马相会，如何称呼？陈云林好说，那会长本来就是个白手套；马英九呢？国民党主席一职早已卸下，只有一个光秃秃的“总统”。让陈云林称他“总统”？万万不可能；称前主席？不合适；称先生，太一般、太大众。民进党的评估中有“先生”的可能，他们做了预案，先围会场呛声抗议，待“先生”一出笼，就制造一个“先生门”事件。民进党的掰弄，使“陈马会”称呼的悬念升级发酵。对于悬念，期待总是如影随行。此时此刻两岸有多少期待的目光，大陆的期待人群中，以各种方式在表现为国分忧，有给陈云林写信实实在在建言的，有对着电视、冲着电脑为陈云林谋划但实际效果是自说自听的。而在台湾，街头热议的，坊间嘀咕的，大都是那悬念，台湾电视为此更是沸腾一片。政治无论多么残酷、狡诈，但里面总是有许多的智慧，这台期待中的难演之戏开场了，马英九刚一踏入会见之门，主持人便高叫“马总统到”，“到”字起落之时，马英九已迅步来到了陈云林面前，距离太近，不需要称呼，就如同两熟人突然擦肩相碰，只“哎”一声便交谈上了。而主持人那声高八度的“马总统到”，已代表全场显示了对马英九的尊重。握手、相视而笑、互道问候、互赠礼品、道别、目送。一切是那样自然、顺理成章，没有尴尬，不显破绽。

　　没有白手套，两岸也能握手言欢，这不禁让人多了几分遐想，也许，彻底扔掉白手套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2011年8月

　　陈惠文自述：

　　年少时的我，时空概念不清，总把时间上的“将来”与空间上的“远方”联系在一起，以至认定将来在远方，远方是将来。

　　1968年12月，知青下放的大潮掀起，我们几个小镇上“皇粮家庭”出身的同学便申请要去神农架。12月31日，我们被下放到离小镇10多里的生产队，那是按城镇知青就地下放的精神执行的。几十年后我亲见神农架才得知，当年神农架根本没有知青，只有解放军在那儿砍伐森林，没有路，成排的大树放倒铺成路，大车拖着千年树干在树路上前行，目的地是三线建设工地。

　　未远行的我，在离家咫尺的农村干得浑身满载荣誉，但1970年的两轮招工将我拒之门外，理由因我是非武汉户口的城镇知青。1971年2月，来了第三轮招工，这一回政策放宽到面向所有知青，我有了去远方的机会，可区政府却要留我接替即将请产假的播音员，我坚辞不干，定招工名单的那晚在区政府守了一夜。

　　我来到距家100多里的武汉市房地局，对那时的我，这算得上是“远方”。在房地局从预制厂到局机关到公房处，一路走来，入党、提干，在一道道光环中被人称为“黄毛书记”。但我不安于现状，总觉得有一个“远方”在等着我。1977年我报名带知青，远赴500里外的大悟县丰店公社罗岗茶场，成为41名知青的孩子王。孩子王没有当到规定的时间，一个未知的“远方”突然向我召唤，恢复高考。

　　高考我填报的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和广州中山大学，一北一南，只要能远行，不论方向。未料发下的録取通知是武大，我拿着通知楞了几天，迟迟不肯到校报到。入校一年后，我才弄清当年被上武大的原因，是我的档案没有被抛出省。

　　大三时，我就放话将来去北京，毕业临近了，我担忧的家庭阻力变成了“囚徒困境”，父亲的病被武昌某研究所锁定成定期会诊病例，他一月要应诊两次，限于交通条件每次无法当天往返，迫切需要在武汉有一个家度过一宿，而当时能弄出一个这样的家的只有我。面对亲情和这亲情赋予的责任，我的“远方梦”彻底破碎了。我无法跟学校解释，只有背上“叶公好龙”之名。

　　来到省台办，我先前在房地局干的一切都抹去了，就象网球运动员打到“AD”输了归零。在台办我从办事员出发，拾级而上，至巡视员退休。

　　平生我得到过许多荣誉，让我欣慰的是最后一个，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颁发的：“授予：陈惠文同志 对台工作特别奉献奬”。这算盖棺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