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8年春天走进武汉大学，踏上珞珈山，我几乎一直在这里学习、工作、生活，和珞珈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春花秋月，逝水流年，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年不再年轻。我不像许多同学是在天南海北回忆在珞珈山度过的美好年华，我是身在珞珈山回忆那逝去的青葱岁月，和同学们一样充满感慨。

　　珞珈之梦

　　1977年恢复高考，报志愿，第一志愿就是武汉大学中文系。还在读初中的时候，从大姐所用的文革前的初中语文课本上读到李尔重的散文《武汉》，当中一句似乎是：“东湖之滨，珞珈山麓，緑树掩映中的是闻名全国的武汉大学。”就是这么一句，让一个穷乡僻壤的初中生知道了武汉大学，让一个热爱文学的浪漫少年展开了对湖光山色中著名学府的美好想象，阳光、緑树、青山、碧水。名校，唤起的是神圣感，是无限的神往，从此武汉大学就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梦。我之所以以武汉大学为第一志愿，实在与这篇散文有直接关系，由此也可见文学作品的感人力量。

　　高考考完，我并没有存多大的指望，因为我估计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四科每科我大概都只有70多分，而我周围有些考生兴高采烈，宣称每科都有八九十分。成绩出来，我上了线，接到通知到县城体检，且听说参加阅卷的母校任课老师和知道情况的母校领导对人说起我考得“相当好”，这之后，我才开始作考取之想。

　　等待通知的过程有点长，多少有些焦虑，因为常听说附近的某某收到了通知书。其实后来知道那都只是传闻，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地方，不可能有早于武汉大学的録取学校。终于有一天，说是通知到了公社，邮递员不能送，需自己去拿。我那个村离公社有40多华里，得到消息时，每日一趟的班车已经走了。现在想来，都觉得有点神奇，靠步行，早上出发，往返80多里，到中午吃饭时就赶回了村。在公社邮政所拿到武汉大学的録取通知，自然非常高兴！但当时那种高兴劲后来竟有点模糊，倒是当时的一个插曲一直印象深刻。我们村有一个武汉来的知青，叫李贤君，高考复习时非常刻苦，据说每晚复习到深夜，困了，用冷水浇一下脸（那时已是秋末冬初）又继续奋战，经常通宵达旦。他也上了线，我们结伴到县城体检。高校发通知那一段，他肯定等得焦急。那一天，村里人说我的通知到了公社，他却毫无消息，那一晚他在宿舍外转了一夜。我到公社邮政所拿通知书，工作人员要我带一份通知书，我一看，是李贤君，华中工学院！真为他高兴！

　　中午吃饭时我赶回村，知青们正在宿舍外或蹲或站着吃饭，我几乎是冲着过去：“李贤君，通知书！”他接过通知书，喜从天降，欣喜若狂，把碗筷往天上一扔，跳着奔向宿舍，边狂呼：“华工哦！华工哦！”在场的知青无不羡慕我和他。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

　　初上珞珈

　　伴随春天的脚步，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珞珈山。琉璃屋顶、宫殿式的校舍，路旁高大的法国梧桐和满山苍翠的林木，烟波浩渺的东湖，学校图书馆、系资料室一架架的经典名著，来自全国各地的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同学……入校之初，面对这一切，充溢心中的是神圣、新奇、兴奋的感觉。

　　应该是入学不久的一天晚上，全年级在当时的工农楼一楼教室举行入学联欢会，张强用黄陂话讲了一个剃头匠给地主剃头的故事，故事中的一句“你还欠我一斗红高粱”后来成了同学们经常跟张强打趣的话语。我在那次联欢会上朗诵了一首抒情诗，长达几十行，自己写的，写入学前向往珞珈山时有一句是“珞珈山，珞珈山，我经常在梦中把你拥抱”，本想用普通话朗诵，但那时的普通话谈不上水平，实际上基本上是用黄梅话朗诵的，后来也有不少同学模仿我当时这一句的腔调打趣我。张桦现场给我画了一幅素描：头上戴着一顶大棉帽，低头拿着稿子念。三笔两笔勾勒，画得颇为传神。刚入校，实在土得很。也许整个大学四年，我都土气未脱，四年都没穿皮鞋，直到念硕士，才用第一个月的助学金买了一双皮鞋。那个年代，硕士生的助学金很高，每月50元，好像只比工作的同学少6元，跟在职拿工资差不多。不过这首长诗，虽说缺乏灵气，比较空泛，还是让班上的一些老大哥对我这个小弟有点刮目相看：18岁，稚气未脱，来自穷乡僻壤，居然能写出这么长的抒情诗。

　　我在年级是年龄最小的几个人之一，不是倒数老三，就是倒数老四。入学第一学期的学习生活，我有很强的落差感，心理很有压力。中学时代，毫不夸耀地说，我一直是年级的佼佼者，每科成绩都很突出，差不多都是年级第一。语文方面，作文写得好在全校、甚至在全公社的中学都是有名的——不然，怎么能够考得上武汉大学中文系呢？可是成了武大中文系77级的一员，我实在太不起眼。同年级的有些已是作品不少的诗人，有些发表过散文，有些入学前是单位的领导。外语吧，有些同学已可读英文的《伊索寓言》，可我是零起点。在这人才济济的群体里，我怎样找到自己的位置，往哪个方面发展呢？创作方面肯定没戏，好在中文系主要培养学术人才，就好好学习课程吧！

　　入学初，同学们都很用功，暗地里其实都在比着。终于，一次作业让我露了一下脸，多少重建了自信。那应该是叫“阅读与欣赏”课，任课教师四位：吴兆荣、曹永慈、彭文博、薛传芝。每位老师讲一种题材的现代作品，然后讲如何欣赏、评论。曹永慈老师讲散文，他的一句“杨朔的散文，不可不读”同学们传诵多时，这种传诵虽有戏谑的成分，但多半是认同；后来上当代文学史，有位老师说：“白毛女的性格，就是一句话：我要活！”这句话也被同学们长久传诵，不过，那多半就是戏谑了。“阅读与欣赏”课的第一次作业是写一篇作品的读后感，成绩批改出来，只两位同学得优秀，一篇是王家新，一篇是我。作业讲评时，吴兆荣和曹永慈老师将王家新和我的作业详细介绍，好好表扬了一番。这应该是入学后第一次有等级的学习检测，讲评课后一位美女同学还借我的作业看，这些着实让我受到鼓舞。

　　应该还是在一年级，我又一次得以露脸。系里举行“古代汉语”学习竞赛，我居然得了第一名，第二名是王三峡，第三名是78级的蔡根生。我确实是一个嗜古之人，喜欢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看古文可以看到深夜，丝毫不觉疲倦，但端起当代小说，看不了几页就昏昏欲睡。竞赛结果公布，自然有些震动，一个小字辈夺冠了！据说主讲的罗立干教师曾问班干部，卢烈红是哪一个同学，下次上课时你指认指认。给我们上“古代汉语”课的老师有三位：罗立干、罗邦柱、陶梅生，三位老师的课都各有特色，罗立干老师讲课有激情，声情并茂，有时候称得上是手舞足蹈。这次竞赛的奬品是《聊斋志异》一套（两本），加上一本小册子《唐诗》，我保存至今。不过，这次得奬福耶？祸耶？因为得了这次奬，后来考研时，我在是考古代文学还是考古代汉语之间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古代汉语，结果一辈子陷入这个写文章费时、发文章不易的冷门专业，在学风浮躁、追求数量的当今，大吃其亏。

　　往前说一点，我当初考大学时的专业选择或许也是一个错误。我填武大，第一志愿中文系，第二志愿政治经济学系。那个时代，计划经济，经济系不吃香，但我中学时代对政治经济学也感兴趣，所以作为第二志愿填上了。当然，那个时代中文算是文科之首，自然还是把它作为首选。我常想，如果当时的志愿次序相反，上了经济系，即使还是走学术之路，那也轻松多了，收入就更不在一个层次。不过，牢骚归牢骚，以本心而论，我还是喜欢现在这个专业。

　　“留守”珞珈的三年

　　1982年的春天，当同学们奔赴各地、走上工作岗位之际，王三峡、徐少舟、陈顺智和我回到珞珈山继续学生生涯，攻读硕士学位，可算是“留守”珞珈吧。说实在的，1981年底毕业分配之际，我们考上研究生的几个人（刘跃先考取中央党校研究生）多少有点后悔，因为77级作为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高校毕业生，分配形势极好。我们全年级60多人，几乎一半去北京，一半留武汉。北京的指标完不成，最后是动员恋人在武汉的同学去北京，以至后来这些同学又从北京调回武汉，以成室家之乐。还有，当时计划中有四川省委办公厅指标一个，无人去；广东有指标四个，三个在广州，一个在惠阳地区，结果也只林琳同学一人去了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其它三个指标空缺。大概那时国家制订分配计划，是按毕业生总数定的，制订计划时研究生考试结果还没出来，因此考上研究生的同学实际上也被纳入计划，有工作岗位。

　　读研究生的三年，全系这个年级（81级）只有研究生12人，没有往昔本科时的热闹，我们稍嫌落寞。不过，留校的有于可训、刘晨锋、方晓红、张杰、陈文新，我们经常见面，在武汉的同学也会聚聚。1982年春樱花盛开的时候，在武汉的同学就曾回校聚会一次，在樱花树下摄影留念。那时，同学们刚走上工作岗位，照片上个个精神焕发。其实，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拜金主义，整个社会尊重知识，崇尚精神，昂扬向上，那时期人们普遍精神状态极好，特别是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其精神状态正如当时流行的一首歌中所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读研究生的几年，有一事可博一笑。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六十年代解放军，七十年代大学生，八十年代研究生。确实，当时的研究生很吃香，头上罩有神圣的光环。不少女孩子想找研究生对象，也确有妈妈带着女儿在武大研究生宿舍外面转悠，想找研究生女婿。一次，中文系副主任孙家富老师到桂园四舍研究生宿舍办事，恰逢我带戴着红袖章，坐在宿舍大门口值班。据说，孙老师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我，说我非常负责，把关极严，不让外面的女孩子进宿舍找对象。其实，那时学生宿舍由学生轮流值班以保安全，研究生宿舍值班并无阻挡女孩子进宿舍找对象一责。孙老师不知是开玩笑还是真的误解了，让我白得一次表扬。我自己那时正值求偶之年，怎会做拒絶红颜之事？就在那时，老大哥于可训关心我，由他夫人黄老师给我介绍一女孩，见过面，虽未成，但我一直对老大哥夫妇心存感激。

　　暂别珞珈

　　我自从1978年踏上珞珈山，到现在，只有一次较长时间离开这里，时间是一年，那就是1994年下半年至1995年上半年到北京大学学习博士课程。上个世纪进入90年代，高校开始高度关注博士点建设。武汉大学中文系本是全国首批设立博士点的中文系之一，但随着首任博士生导师黄焯教授的辞世，这个汉语史博士点多年未增补博士生导师，也未招生。面临危机，系里聘请北京大学中文系郭锡良教授做兼职导师以挽救这个博士点，于是我有幸成为郭先生的弟子。1994年下学期，我暂别珞珈，与同学杨君逢彬来到北京大学，开始一年的专业课学习。

　　燕园是全国最高学府，同时与武大一样，也是环境极优美的大学校园。我常想，燕园之美，自然风光不及武大，但文化底藴远非武大可比。漫步燕园，那历史的厚重感、文化的崇高感充溢心间。这里的许多地方原是清代王爷的花园，这里到处都是名人遗迹。得杨逢彬的导引，我们晚饭后多次到朗润园漫步。朗润园面积很大，上世纪90年代，这里美而幽静，长满小荷的池塘，芦苇摇曳的弯弯曲曲的小渠，人工堆起的高低起伏的小山，整个园内林木蓊郁，曲径通幽，时或听到水边的蛙鸣、树梢的蝉唱，小路旁时常有某位名教授的独家小院。这里有山野情趣，与一墙之隔的校外马路上的喧闹天悬地隔，是典型的世外桃源。可惜，前两年说要在朗润园建数学研究中心大楼。现在，不知数学大楼之事如何处置，朗润园已是一片残败景象。与之相似的还有燕南园。90年代的燕南园是神圣的地方，不少顶级专家住在里面，外面的人似乎不能或不敢轻易进去。从园外望进去，高柳大槐，林木森森。傍晚时分，常见季羡林老先生独自一人在园外绕围墙散步。现在，燕南园似乎少有人居住，不少建筑成了办公场所，行人自由穿行其间，杂乱破败，幽深、神圣感荡然无存。连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文化圣殿都不能好好保存文化遗产，悲夫！

　　北大最可贵的自然还是她的学术环境、学术氛围，这一点全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可比。除了学校本身大家云集，全世界的名家也经常来这里讲学、交流，学术讲座丰富之极。北大的一年，我受益终身。郭锡良师对我的教诲，我终身难忘！

　　珞珈山上的学术坚守

　　从1985年春硕士毕业留校，我走上了一条寂寞而艰辛的学术之路。

　　说到“学术坚守”，首先是因为我从事的专业“古代汉语”算是冷门，学术起点高，研究难度大，成果方面难以拼数量，少有人愿入这个行当。但这个专业作用不小，非有人吃苦耐劳坚守不可。“古代汉语”对继承传统文化必不可少，它所包含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国学的核心和基础。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我国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浩瀚典籍，如果我们不研究古代汉语，读不懂古籍，那怎么谈得上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呢？不研究古代汉语，不让这个学科一代代传下去，那慢慢地，终究有一天，浩瀚而珍贵的古籍会变成无人能懂的废纸，那将是中华文明的浩劫，也将是世界文明的灾难！

　　说到“学术坚守”，还因为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学科长期为优势学科，积淀深厚，有优良的学术传统，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晚清三大国学大师之一的黄侃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多年，他精研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与章太炎一起创立了章黄学派。他的弟子刘博平是武汉大学中文系“五老”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武汉大学只有六位一级教授，中文系占了两位，一位是古代文学的刘永济，一位就是古代汉语的刘博平。同为黄侃弟子、且又是黄侃之侄的黄焯教授也是中文系“五老”之一，成就亦极突出。1981年，国家首批设立博士点，大概主要因为他，武大中文系才名列其中，有了汉语史博士点。黄焯先生有老一辈学者的典型特征，长须飘飘，十分谦和。他曾对我们说，他一生有两个爱好，一喝开水，二吃凉拌黄瓜。这两项按时下说法，应该都具有美容功效。黄焯先生皮肤确实好，80来岁时依然白皙饱满，或许与这两项爱好有关。而我现在喜喝开水，多少也受到黄焯先生的影响。这样一个学术传统深厚的学科，作为晚辈后学，我有责任坚守，贡献微薄。

　　我将在珞珈山，在寂寞而艰辛的学术之路上继续坚定地向前走，痛苦而又快乐着！

　　卢烈红自述：

　　余出生于黄梅戏发源地，家数世以教书为业。孩提时代，食不足，故长成后虽不多病，而实体弱，一文弱书生也。

　　自小即喜读书，家中有藏书一柜，小学高年级即读现代长篇小说，初中则读四大古典名著，家父又时以古文相教。及高中，则并哲学、经济等理论书亦喜翻阅。高考填志愿时，武大第二志愿为政治经济系，洵有以也。

　　高中毕业回乡，先在生产队任记工员、出纳，算是“小队干部”，后到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共两年多。这期间，深深体会到农人之辛苦，而自己虽不知前途如何，但即使在生产队劳作的那段时间，仍喜读书。家中的藏书读完再读两遍、三遍，甚至将大姐60年代初期的初中语文、物理课本拿来反复读。

　　1977年参加高考，得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本校汉语史硕士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3年考取在职博士生， 1998年获博士学位。

　　本一介书生，“摄官承乏”，曾任中文系副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兼汉语言文化系主任共计14年，学术兼职方面曾任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语言学会会长、《长江学术》副主编。

　　与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样，大学教师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非教几节课，带几个硕士博士生，写几篇论文，出几本书。曾获聘珞珈学者特聘教授三届九年，主攻汉语语法史、训诂学，兼及方言。主要著作有《<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训诂与语法丛谈》《古汉语研究丛札》《新译<盐铁论>》，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奬1项、三等奬1项，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奬1项。曾应邀赴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爱尔兰、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