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半生，像我们那一代那样踌躇满志好心情的时候，真是难得！

　　武大在当时的中国名牌大学中是最前卫和开放的，所以也就成为学分制的第一个试点。这个改变可是非同小可！它对我的四年大学生活甚至以后的人生都有关键的影响。要知道在实行学分制以前，学生对自己的学业是没有自主权的，上课点名，如果无故缺席就算旷课，旷课最终要记入学期末的总成绩。学生不是独立的个人，是一群“北京填鸭”。而我们1978年就在中国的大学做成了对得起自己的大学生。我自己的一串记忆犹新的小故事全是因为学分制的改革，除了感恩，还能有什么呢？

　　正经的就不说了，专聊不正经的。

　　吃

　　没有什么好吃的。食堂的伙食在我们毕业之前一直都属于旧社会。记得每次在食堂打饭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在排了长队轮到你时（如不想排队就干脆没的吃），眼睁睁看着那位师傅的勺子舀起一勺仅有两小块肉的烧土豆，在往你的饭盒里扣的前半秒，他把勺子先端平同时一抖。你知道这一抖都意味着什么吗？心也同时一抖，很少例外，那两块肉必然会十分精准地被抖落一块（如果稍有误差，那必然是两块一起落下！）。这让我想起一句颇具哲学意义的老话，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馋也没用。

　　确实是吃不饱。为了改善伙食，我很做过些努力！珞珈山路口的小店有最好吃的热干面和油炸面窝，也可以买小贩送来的鸡蛋。但是，当时我妈给我每月的生活费是20块钱（张桦最清楚），不允许经常去奢侈。于是我就发明瞭“三鲜鸡汤面”。如果是清水煮干挂面，实在难以下咽，而我的汤，鲜就鲜在几滴香油，一撮味精，最重要的“一鲜”就是青菜叶。我到现在依然坚持相信，在武大这是除了我没人敢干的壮举。

　　我一度经常在晚自习之余，由于腹中无食饥饿难耐的驱使，快速从中文系、历史系的八舍爬山穿过那些经常洒满月光的寂静林间小路溜到珞珈山市场。在中心小广场的一侧，昏闇的灯光下，每天都会有一大堆菜市场的垃圾，那里面有些还能吃的菜叶。我最初是天黑之前下课路过时发现的。仔细侦查过后，便决定深夜独自行动。说是“垃圾堆”挺吓人，其实全都是乱七八糟的菜叶，尚未腐烂。翻出几片过得去的并不难。怀揣宝贝菜叶，一路小跑赶回宿舍，只用一两分钟便洗净开厨，小煤油炉点起来，把一大钢饭盒的清水坐好，一边看书，一边等着水煮开，再放挂面。挂面煮成八分熟，便可以放菜叶了。菜叶一进，情况就大不一样！一是清汤开始微微泛緑，二是菜的清香开始飘漫出来。好了，这时马上关火，放一勺尖白盐，滴三五滴香油，再加七九颗味精。对不起，此时我们宿舍就出事了。严重地影响了晚自习！不要说天性活跃的徐少舟，乐观好动的蔡诗红；就是深沉稳重的蔡靖泉和凝神专注的卢烈红都扺抗不住那个香味儿，一直飘散到走廊，惊动到隔壁的高伐林、张立伟、李栋、陈顺智、吕波和王东升。几个人围上来，瞪眼问：什么汤？不眨眼答曰：鸡汤。狼多肉少，准确地说应该是“僧多菜少”，一分钟之内我那饭盒从里到外一滴油星也不剩。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三鲜鸡汤面做法的秘密，我才是第一次提起。

　　珞珈山上每当春季，都会长出很多蘑菇，在树根处比比皆是。最上乘的要数猴头白蘑。樱桃大小，质密色白，是少见的珍品。但学习紧张的我们没有时间和福气细心去寻。那是我三生有幸在物理系教授周如松先生家蹭吃时尝到的，口感润滑而微脆，佐以真鸡汤烹制，实为天下美味！和周教授的儿子程二周的一段友情，在这里先按下不表了。那时期周教授对我的照顾，至今记忆犹新，回想那时的周末，沿珞珈山间蜿蜒的青石小路，走向树影婆娑的教授小楼，加上腹中辘辘饥肠的对比，心情无限清爽与感动。

　　说回蘑菇，我倒真是大干了一回。已经记不清是和谁搭伴，一次图书馆广场上的周末电影我们没去，提了一只洗衣水桶和手电在天黑前上了山。已经昏闇的天光下，密林中满是形态各异的大蘑菇，没见很多小的。有的甚至色彩典雅，纹样奇妙。虽猴头白蘑一个未见，短短一个时辰，也兴高采烈地采到半桶大的。提回宿舍，洗净放入一个大脸盆，在煤油炉上开煮。当时年轻气盛，虽知道太漂亮的蘑菇很可能有毒，但耐不住口腹之欲，粗略检查了一遍，也就不管那么多，直接进入蘑菇汤程序。本次烹饪，因正值电影时间，宿舍已是空荡无人，不存在影响晚自习之嫌，加上脸盆太大，干脆在走廊里摆开阵势。照例是盐、味精和画龙点睛的一点香油。待一盆蘑菇高汤做好时，香飘满楼，而此时我碰到的意外是，没人敢吃！记得有过一段有关生死的简短的哲学争论，张立伟肯定在场。几个人走开了，剩下的三五勇者，每人一碗，热腾腾，喳喳呼呼地吃了。还剩下半盆。正好电影散了，大队人马杀回。见我们几个还活着而且没有口吐白沫，后来的情况可想而知，最后只剩下我收拾炉子和脸盆的份儿了。

　　穿

　　我在大学的模样要从我父亲那件黑棉袄说起：他身穿这件棉袄1949年随军和平解放进北平城，行军至未名湖接收北大清华。那本是一件土黄色军服，当时穿在他身上可谓是英姿飒爽。60年代去农村，他也是穿这件棉袄，一直穿到洗白了。文革时，记得他和我奶奶商量过：如今成了“黑帮”，再穿军装不合适，就把棉袄染成了黑色。于是这棉袄又陪伴他度过了七年在干校的劳动改造。后来轮到我打点行装来武大，就把它带上了。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1978年的开放时代，我当时也是心存反叛，天生的半卷长发及肩，腰身紧窄的喇叭裤，还花了超过一个月生活费（23块钱）的巨款从朋友贺晓雷（诗人贺敬之的儿子）手中买来一副太阳镜，俗称“蛤蟆镜”，如果不是那时的财主张桦时常有小额无息贷款给我救急，无法想象当月我如何生存。老爸的黑棉袄当然是我反叛时尚的最强符号，为了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也为了方便，我又在腰间加了一根粗草绳，脚蹬一双凉鞋。通常这就是春秋装。

　　如此的形象，现在回想起来相当可怕！这身打扮在早春天气去李刚汉口家的小阁楼上，第一次听到了四喇叭立体声録音机放出的邓丽君《何日君再来》，对当时已经听习惯了西洋古典与革命歌曲杂烩的我来说，感觉真奇妙！如今也无法想象以这套行头，厚着脸皮还敢去胡晓晖家品尝他爸从抗战时期就没换过汤的絶品泡菜！胡老教授也够能容忍，没有拿扫帚把我打出门外实在是个奇迹！

　　更有趣的是，消息灵通的张桦听说隔壁的水利电力学院有位“校花”（不好意思，把人家的名字忘了），就申请到“武大学生会”的名义，与水院合办联谊舞会，我当时和孙丽娜这种少有的时尚分子正担任交谊舞教练，于是偕十几个散兵游勇去了。舞会的人气完全不够，“校花”倒是领队来了，也真的漂亮。初次相识，和我这种扮相出格的人近身曼舞，看上去心情挺好。虽无下文，大家也都过了一个“春江花月夜”吧，感谢张桦！

　　因为我的流氓形象在学校过于引人注目，也难怪韩老师、吕波、叶鹏着急地找我谈话劝我剪短头发。数次谈话未果，最终我还是实在不愿辜负他们的一片好心，干脆在一夜之间剃成了光头。现在提起这件事，觉得真是对不起他们！回想起那段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画卷，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生动地演绎，是多么的真实幽默啊！

　　乐

　　当时由于年轻好动，加上营养不良，每天中午要睡一大觉（也是因为武大学分制的仁治才有可能），下午三四点起床。全班就数杨可鸣和我最懒最能睡，由此得名，我们也就相交甚密。可鸣是校游泳队蛙泳主力，为了帮我改善伙食。他介绍我进了校队。通过测试的过程最可笑：我的体力耐力其实完全不合格，可是教练仅让我冲刺自由泳25米和50米，仰仗天生的弹跳和爆发力和后天的基本功，我蒙混过关，也勉强做了半年的板凳队员，未参加过任何比赛（教练一定把肠子都悔青了），一边在骄阳下看着可鸣在武汉高校比赛中与湖北体院的专业运动员激烈竞争中屡拿名次，同时也不误在校运动队食堂里很揩了一些油水。

　　徐少舟是我打排球的最佳搭档，也是和蔡诗红、张桦一样，与我最谈得来的挚友。他是个相当精准的二传手，我们经常在网前模仿当红的中国女排，苦练网上快攻，其乐无穷！飞毛腿蔡诗红当时在练竞走，高大强壮的蔡靖泉则练习撑杆跳。都是很专业很难的项目。我想不出什么可选，凭一点悟性，居然报名参加了铅球。中文系铅球的前两名（76级同学）就是校运会的前两名，实在没的可争，他俩各自的体重起码比我大30％，那我也就当仁不让拿下了第三名——没什么人报名玩这个苦差事。我们一伙人都各尽所能地代表中文系参加全校运动会。

　　最难忘的是叶鹏和陈忠的长跑。那时大家都一样的营养不良，记得观看比赛，我们都站在林间小路两边为他们加油。我依稀记得，叶鹏在前，陈忠在后，他们志在必得的表情非常坚定，特别是他们的脚步落在那条水泥和石子铺成的小道上，铮铮有声，步步敲打在我的记忆里，到今天还是一样的鲜活。

　　缘分的关系，我认识了空间物理系的吴佑群和他同宿舍的吴忠国。在忠国的带领下，我每天清早起来拉筋，练习拳击散打。忠国在武汉体院有交情很好的老师。他从那里借来拳击手套和护具，在三年级以后我对散打入迷，每天都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默练那些出拳和飞腿动作，比研读现代汉语热心很多。佑群是个很有超前思想的人，他又介绍我结识了更激进的实际上是当时持不同政见的上海外语学院的李庆荣，与他们的密切交往，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甚至为此还在我们寝室安装了窃听器——这是很多年以后方玲说出来的。为了这些麻烦，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韩老师、叶鹏、吕波等等在暗中帮了我很多，到今天我也是十分的感激！

　　张桦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活跃分子。我们在筹办出版《这一代》期间，他的组织才华已经显露出来。好玩的是后来有一次武大学生会举办全校学生美术展览，校美术队队长张桦是操办人，他约我画了一幅素描：爱神维纳斯。我认真画了，他严肃展出了。没想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同学们喜欢，领导不干了，一堆反对的理由，坚决要求把那幅画撤下来。

　　张桦和我义愤填膺，据理力争不得，就势玩了一把恶作剧，剪了一条纸三角裤，趁夜深人静之际，溜到那一长排展览橱窗前，张桦有钥匙，打开玻璃窗，把它贴到维纳斯的裸体上。第二天，可想而知，我们获得了更大的反响。估计当时一定气歪了不少长辈们的鼻子。记得那幅画最终还是被撤了。而麻烦的是，那条维纳斯的三角裤还一直贴在我们这几个坏男孩的记忆之中，脱不下来了。

　　其实最乐的事肯定非《这一代》莫属。张桦让我设计《这一代》封面的时候，我安排了一串空白的脚印，没有留恋地走过那片黑色大地，一直通往心中无限向往的自由和未知的地平线。当时真的很高兴同学们通过了我这个在当时显得很反叛的设计！一大片黑的！我们容易吗？！

　　现在，33年以后，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早已不再年轻（即使是年龄最小的林琳！），我在问我自己，也同时在问我们大家：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一段漫长而又转瞬即逝的岁月人生，我们现在站在什么地方？我们是谁？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们高兴吗？我们健康吗？我们有什么后悔吗？

　　其实我更想把这一串有点过于沉重的问题留给未来，或者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回答。

　　说到我自己的封面设计，那些空白的脚印，我想用那些曾经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趣事来填补。想必会引发同学们会心的微笑。我们年级唯一早逝的陈忠同学应该也能看到，在他和叶鹏不要命地为中文系长跑项目争第一的时候，他那一串在林中小径上落地有声的脚步已经永远留在《这一代》的封面和我们的心里。

　　张安东自述：

　　从武汉大学毕业之后，1982年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社做记者编辑，1984年入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读研究生，期间报考工艺美院大学本科未果。1986年底退学，随美院教师尚晓刚习画，并在外国公司龢民营科技公司打工。

　　1989年初赴澳大利亚留学，师从Steve Gorden的 Paddington Art School Sydney学习绘画和设计。之后定居澳洲，与朋友合伙经营广告招牌设计公司。

　　1999年因陪伴父母回到北京，从事面向驻京外国公司的室内设计业务。2002年父亲去世后移居深圳，开始工业产品（眼镜框）设计至今。从2005年起，每年在巴黎和米兰这欧洲两大国际眼镜展上展览自己的设计作品。从2006年迄今，每年连续在国际最重要的三大工业设计大奬赛和其它重要大赛上获奬，其中两度获得金奬：

　　德国国际设计论坛奬（IF Award, Germany）1次金奬2项，其它数次；

　　德国红点设计大奬（Reddot Award Germany）数次；

　　美国《商业周刊》国际杰出设计大奬（IDEA USA，即Internation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by Bussiness Week）最佳提名奬。

　　以上是国际最重要的三大工业设计大奬赛。

　　巴黎国际眼镜设计大奬（Silmo o'Doir Paris，这是世界眼镜设计圈内最高奬项）金奬，最佳提名奬；

　　2011年德国国家设计大奬（Design Press Germany）

　　2010年新加坡总统设计大奬（The President Award, Singapore）

　　东京国际眼镜展2012年度最佳眼镜设计奬（Eyewear of the year 2012, International Optical Fair, Tokyo, Japan） 

　　十年的拼搏，远未功成名就，但是让我明白小学时老师常教导的一个简单道理：找到所爱事业，不能轻易放弃。目前因为欧美和全世界的经济危机，我的事业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坚持下去。2012年起利用很有限的业余时间在挚友蔡靖泉大力帮助下，与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建立张光年研究项目。整理、研究和计划出版我父亲的遗作和其它研究资料，虽占去大量精力，考虑到对前人后人的意义，感觉十分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