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迄今为止只住过一次医院，时间大约是1981年1月，原因是肾结石。

　　那应当是一个星期六，因为晚上有电影。按惯例星期六晚上我要回汉口家里，但那天下午感到右下腹和后腰一阵一阵地痛，就留在寝室。晚饭后同寝室的林琳、陈晋、杨厚兰反复问我要不要紧，我说没事（当时的确还可以忍受，我认为是扭了腰），他们才去看电影。

　　后来疼痛加剧，我强撑着到老八舍门前走了走，心想活动活动就好了。结果碰上历史系的赵林，他是我初中、高中同学，并一起下放襄阳农村，几乎是被他“强行”带到校医院（今天哲学学院的地方）。

　　医生一番检查后，诊断是急性阑尾炎，赵林又把我“押”上救护车到高家湾湖医附属医院（今天的中南医院）复诊。在急诊室观察了近一个小时，结果仍是维持原判，于是我被送进外科病房等待手术。

　　病房的一位医生，对我进行了第三次诊断——我后来没有再见到他，只听说他是中国著名外科权威裘法祖教授的儿子，因马上要去德国，他那天本不必上班，但他还是去了。他的诊断手法、部位均与前两次相同，只是结论变了。他说不要马上安排手术，先观察一夜，而且不能用任何止痛、镇静药物，以免掩盖病情。明天8点上班后给他第一个拍片（那时拍片不仅要预约，而且像我这样的一尺二的大片，每天只能拍几张）。这位医生认为我不是急性阑尾炎，而可能是肾结石。

　　拍片的结果证明瞭他是对的，也使我的身体至今没有“散气”。但问题是那一夜的疼痛难熬。当时病房已住满，我被安排在走廊，时间已是深夜，我当然得理智地不让自己大喊大叫，于是排解疼痛的方式变成了撕扯我手能抓住的东西，其结果是夜里陪我的杨厚兰身上的新棉袄遭了殃。——关于杨厚兰做点小补充：他18岁在恩施大山里当大队书记，只会用摇柄电话。上学后他曾有一次悄悄地拉我陪他去中文系办公室，很不好意思地问我怎样用拨号电话。如今他当驻外大使，用什么样的电话我不得而知，但我却成了文学院唯一不用手机的人。

　　当天夜里，寝室里的同学听赵林说了情况后都赶到医院探望，据说陈晋因摸黑在小路上颠簸，把钱包给弄丢了，半夜返回时还很不甘心地搜寻很久，地点在今天的双湖桥一带。

　　第二天上午拍片后医生给我使用了镇静药，下午醒来时发现母亲守在身边，原来是陈晋一大早赶到我汉口家中报信——当时从学校到我家得转三次车、船。许多同学上午到医院探望。我母亲今年90岁了，但她仍记得陈晋的名字，记得他一脸稚气却很老成地让我母亲放心的样子；记得张安东的名字，记得他很不好意思地拿着几个苹果去安慰我母亲的那种真诚……

　　我出院时，期末考试已经结束，我得补考。补考课程中有一门刘纲纪先生的《美学》。当时老师已放假，且刘纲纪先生当时好像住在校外。我诚惶诚恐地在哲学系向纲纪先生说明情况，他二话没说就给我约定了补考时间。记得补考那天下了大雪，我按时到哲学系时纲纪先生已先到了。考试的内容是论述“崇高”，相当于一篇小论文。我问纲纪先生是否可以结合美学理论多谈点自己的体会，纲纪先生说当然可以。于是我洋洋洒洒地挥写了我登黄山天都峰等的亲身感受。完后纲纪先生认真地看过我的试卷，说了声好，并给我判了个大大的“优”。

　　补考课程中还有一门刘禹昌先生的《诗经研究》，原本是要求提交课程论文的，我问刘先生是否可以到下学期再交。先生笑着说，成绩我先给你记着，文章你慢慢写，写好。后来，我看到在发回给我的课程论文上，刘先生用红笔在相应段落逐条补充了大量材料，其字数甚至超过了我的原文。再后来，刘先生因外出讲学竟让我为他代讲了一次《诗经研究》课。再后来，我在刘先生修改（补充）过的课程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我后来既没有读研，也没有读博，所以这也是我唯一的和最终的“毕业论文”。

　　我这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住院，让许多音容笑貌成为我永远的记忆。

　　张杰自述：

　　我祖籍河南鄢陵，祖辈本是县里大户。解放时父母被“扫地出门”，来到武汉谋生，我便出生在武汉。从幼儿园到高中，我都是在武汉市实验学校度过。1973年5月7日下放湖北襄阳。1975年母亲退休我顶职，又回到实验学校教小学。1977年参加高考，填报的志愿是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结果被武汉大学録取，可能是因为《学雷锋的故事》写得还好，当时曾被湖北电台播出和《长江日报》刊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退休。

　　我这人性格平和，缺乏斗志，有点逆来顺受，属于那种该做什么便做什么的人。大学四年学习还算刻苦，上课便上课，考试便考试，成绩还算不错，但对前途的确没什么想法。留校后让教写作便教写作，自觉教得还不错，出版过好几种写作教材，销量和反应都可以。由于只搞写作很难上职称，便又兼搞文艺学，出过两本专著，一本叫《后创作论》，一本叫《心灵之约》，同时写过几十篇文艺学论文。上副教授时因外语躭搁了几年，于是便吸取教训，按时解决了教授问题。由于我只有本科学历，原本没想过当博导，但在领导和同学的关心和帮助下，也当了博导。总而言之，这30多年来过得还算顺利，可能是命运使然吧。

　　说到命运，我要算是憨人有憨福的那种，这便是我的家庭生活了。我的妻子鲁秀梅是很多同学都认识的，其贤惠在武汉大学可谓有口皆碑。我女儿出生于1984年圣诞夜，从上学到工作没让我们操过心，现在中粮集团工作，在北京有一套小居室，鲁秀梅的工作重心便由最初的伺候父母，到后来的伺候我，转向了“伺候”女儿，其结果是把我们收入中的相当部分给了铁路。我现在除了尽心奉养母亲之外，便是退休后去“伺候”我的外孙抑或外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