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珞珈山的恋爱季节，是在我糊里糊涂之时突如其来的。

　　1979年暑期过后，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我正式升入大二。新学期开学第一天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坐在我后排的一班班长、党支部书记叶鹏从背后捅了捅我：“你等会儿有没有时间，下课后我要找你有点事儿。”

　　两节课后，我回宿舍放书包，不经意地往窗外一看，发现叶鹏已经在八舍门前那条林荫大道来回走动，样子好像有点着急。

　　当时的我是系里的团总支副书记、77级一班团支部书记，以为是开学后年级“领导”有重要工作要当面交待，于是赶紧拔腿从三楼往下跑。没想到，跑到二楼拐弯处，只听“叮当”一声，我春装最下面的一粒扣子掉到地上滚了几滚。唉，真是添乱。怎么办？再返回楼上换衣服，会躭误时间，就这么直接下去，显得也不雅。想了想，我只好采用遮掩法，将双手交叉压在衣服的前襟，以掩一时的窘迫。

　　让我意外甚至有点犯傻的是，叶鹏同志要和我谈的所谓事儿竟与工作无关。

　　“暑假回家，妈妈问起我找对象的事儿。我说，我们班上有个女同学还不错，这个人就是你。你觉得怎么样？”

　　叶鹏来自部队，说起感情大事，也是军人风格：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一时感到惊诧的我有点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对他表示：“我不知道，这件事需要回去问我妈妈。”

　　我们家是一个非常和美温馨的家，我的妈妈一向认为，儿女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和父母说的。而我们也觉得，万事都向父母汇报，就是做儿女的最大孝顺。

　　当天晚上，我急切切地向辅导员请假说有事要回家。没想到，家中空空无人。原来外公突发脑溢血去世，妈妈接到通知便赶去长沙奔丧了，连招呼都没有来得及和我们打。

　　对我和叶鹏交往这件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叶鹏的一篇散文——《妈妈的头发》。当时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在学校非常活跃，先是创办了自己年级的文学刊物《珞珈山》，后来又创办了一个全国13所学校中文系学生社团的联合刊物《这一代》，供同学自由发表习作。我把第一期《珞珈山》寄给了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教授的外公。

　　依稀记得叶鹏文中一个感人的细节，当时叶鹏参军已经去杭州了。一次部队拉练正好要路过离他家乡安徽金寨不远的地方，他提前通知他妈妈在路边的桥头等着，要将一袋积攒已久的大米捎给家里。在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已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物质极度匮乏，吃饭要定量，这一袋大米可是比黄金还要贵重的无价之宝啊！

　　然而，就是在那个桥头，当儿子凝望母亲三年未曾见面的面容时，他发现母亲原本一头黑发已经变得花白，由此引发了无限的哀伤与感怀。

　　外公很快给了我认真的回复。他说，“在所有这些文章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是《妈妈的头发》。这篇文章写得有感情，又很含蓄、深刻。写作时，只有写最真实、最使自己感动的事才能感动人。”

　　这个故事也深深打动了我的母亲。她认真地对我说，“选对象，一定要看家庭。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妈妈这么有感情，将来对家庭也一定会有责任感。我相信这一点！”

　　从叶鹏嘴里，我知道了他妈妈不平常的身世：3岁丧父，14岁丧母，从小就成了一名无依无靠的孤儿。经一堂嫂介绍，她从河南商城远嫁到安徽金寨，到叶家当了童养媳，其间受过的苦不计其数。18岁那年，生下一个女儿，由于年轻不会照料孩子，叶鹏之前的这个小姐姐竟然在被窝里不小心被捂死了。解放后，经过反复抗争，她终于走出家门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她在县城的重点小学当过班主任，也在农村的高山大庙里教过低年级的复式班。她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多次被评为县里的优秀教师。然而让她不能忍受的是文革期间，她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中学期间参加三青团和“战地青年服务队”的帽子，这一冤屈一直未能洗清，成为压在她心头最沉重的一块石头……

　　“我妈妈不太漂亮，但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第一天约会告别时，叶鹏抿了抿嘴对我强调说。

　　二

　　有句名言说：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但是，年轻的我更加难以明白的是，青年男女从交往到婚姻，常常不是感情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某些神秘力量左右的结局。

　　我和叶鹏交朋友的事儿，没多久就公开曝光了。

　　那是在1980年春季运动会上。这年春季运动会时间安排得比较晚，几乎和五一节连在一起了。运动会的头几天，叶鹏就感冒了，而且还伴有发烧，他总觉得浑身发冷，有时还忍不住要披上他那件军大衣。

　　运动会正式开始的这天，天气反常，太阳像火球一样悬挂在天空中央，燥热无比。

　　临近中午的时候，负责中文系体育课的宋老师急惶惶地跑到宿舍来找叶鹏，动员他参加1万米组的长跑。“你如果不参加的话，中文系的总分眼看就要往下掉，团体总分第一的位子肯定就保不住了！”

　　解放以后，特别是毛主席倡导的“文化大革命”，废除高考，实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教育改革”以后，中文系也不再是传统的“老夫子”集中的地方，体育实力还挺强的，连续几年在全校体育比赛中拿过团体总分第一名。恢复高考以后的77级、78级新生，也有几员体育健将，如刘晨锋、蔡靖泉、沙林等，都是能参加十项全能的选手。有着持久耐力和韧性的叶鹏，也一直参加5000米、1万米的中长跑，在湖北省的长跑比赛中拿过名次，为年级、学校争取过荣誉。

　　军人总是要为荣誉而战的。眼看中文系的团体总分第一就要保不住，叶鹏也有点着急了，他全然忘记了自己还在生病，答应上场试试看。

　　1万米长跑的比赛时间排得很晚，直到在下午4点来钟才开始，被太阳炙烤了一天的操场热浪滚滚，呼吸的空气都是火辣辣的。

　　叶鹏换上了背心、球鞋，站在了起跑线上。

　　“啪！”枪响！开跑！

　　一圈、两圈、三圈……

　　这确实是运动员体力和意志力的较量。在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裁判员按照常规向天空鸣放了一枪作为提示。一直显得还比较平稳的叶鹏仿佛受到“惊吓”，突然间在场上狂奔起来，只见他频率极快地大跨步地超过了一个选手、又超过一个选手……在临近终点线的那一刻，他一头栽倒在地上。

　　他已经人事不省。学校方面感到问题相当严峻，一方面迅速组织人将他抬到车上送往距离学校不远的武汉军区总医院（现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另一方面赶紧安排人到学生处翻阅档案查找他家的联系方式，通知他父母速来学校。

　　尽管这天繁星闪烁，但对我而言，实在是一个难挨的漫漫黑夜。我和班上的同学吴江南（好像还有一个同学，我想不起来是谁了）赶到军区总医院打探消息。

　　情况不容乐观。送进急救室的叶鹏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伴着高烧，他不时发出阵阵令人头皮发麻发紧的“嗷嗷”嗥叫声。大夫在他全身上下周围搁置了大块大块的整冰，作物理降温处理。

　　医生面无表情地对我说：“体内高温和大运动量已经导致他的大脑积水，情况非常危险。这个人即便是抢救过来了，将来十有八九也会是傻子。”

　　这是多么让人恐怖的事情！晚上10点多钟回家告诉父母这天所发生的一切后，我便独自站在平台上流泪。第二天一早，极度不安的我，又乘第一班船从汉口过江到武昌，跑到医院看看叶鹏醒来了没有。

　　幸运的是，地处“火炉”的武汉军区总医院承担着全军一个重大的科研课题——炎热行军中如何防暑施救。当天晚上，军区总医院正在放露天电影，医院通过广播喇叭将一权威专家召唤了出来。经过医护人员一整夜的精心治疗，叶鹏终于被白衣战士从死神手里抢救了回来。

　　睁开双眼的叶鹏全然不知头天发生过什么事情，只是好奇地觉得自己怎么会躺在医院里？怎么会这样头痛欲裂、嘴唇发干？当看到我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显得异常高兴，让我在他面前坐下。望着我，他艰难地笑了笑，喃喃地说：“你能不能吻我一下？”

　　我觉得不好意思，可是他仍然执着地恳求着。

　　哪想到，身后有“眼”。二班同学刘跃先此时正巧来医院看望叶鹏，踮着脚在门上小窗子伸头张望的他，意外看到了这一切！

　　当时学校明文规定，学生在校期间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何况是两个学生干部。于是，这“惊天之吻”成为一顶级重大新闻在武汉大学校园迅速传播开来，我一时之间成了学校无人不晓的“知名”人物。记得寝室里一位年龄比我小、正沉浸于热恋之中的同学无不惊讶地感叹，“原来他们也在恋爱呀！”

　　我和叶鹏两人的关系一公开，立即在校园中引来了关注和议论，甚至有人说我，欺负小同学，从别人手里抢走了叶鹏。一次我去三楼盥洗室洗衣服，一位低年级女同学见到我，顿时显得怒气冲天，站在我身旁的她猛地将满满一桶水用劲泼掉，头一扭便扬长而去。我在惊愕中还没回过神来，那四溅的水花已将我的衣服打湿大半。

　　原来，她是我的小情敌啊。这一点，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而一些过去对我还不错的男生（包括外系的），也渐渐离我远去。

　　在别人眼里，我是“抢”到叶鹏这个“香饽饽”的幸运者。只有我的妈妈在担心我和脑体同时受过创伤的叶鹏继续交往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当时长江日报社有位新来的记者，外出采访抢乘公共汽车的时候，被人挤翻在地，头颅受了重伤。虽然挽回了生命但已完全丧失了正常的思维，只能每天在报社乐呵呵地傻笑着干点送报纸的杂活儿。他老婆也为此吃尽了苦头。

　　妈妈希望我观察一下叶鹏愈后的情况再说，并再三叮嘱，“这可是一辈子的事！两个人交朋友不等于一定就要嫁给他，你一定要自爱自重，和他交往的行为絶对不能过界。”

　　对妈妈的话，年轻的我哪里听得进去？而且我天真地认为，当你的朋友遭遇生命危险的时候，另一个人怎么能弃他而去呢？我向叶鹏坚定地表示：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在这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做了一件极为大胆的事情，瞒着父母独自一人悄悄跑到安徽去看望被父母领回家病休的叶鹏。

　　也真是出鬼！考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那天早晨，我的胃出现痉挛，疼痛难忍，考试成绩不太理想。那个瘦瘦的、特别爱与学生较劲儿的张老师故意杀鸡给猴看，硬给了我一个59分。这意味着开学后我还要补考。

　　补考就补考，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一等放假，我就开路。

　　从武汉到位于大别山的安徽金寨，直线距离不算远，但走一趟也颇费周折。首先是要在头天晚上乘坐夜车赶到河南信阳，那时的緑皮火车永远客满，很难买到坐票，我只好挤在车厢连接处或厕所边，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半夜过后到信阳车站，无处可去，便在破旧的车站里坐等到凌晨，天亮后再跑到长途汽车站去买票。大别山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汽车通常还不能一车到底，只能一段一段地坐。先从信阳经过罗山、潢川到固始，然后再换乘到安徽金寨的长途汽车，整个旅途几乎需要一天的时间。

　　在家休养的叶鹏及全家人见到我自然很高兴，在那个景色秀丽的山区小镇，叶鹏陪我去观看国家“一五”计划建设的梅山水库，去史河的岸边散步。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自然不好久待，两天后我必须赶回武汉。

　　离开金寨的那天早晨，天空电闪雷鸣，乌云滚滚，如注的大雨形成的滚滚洪水，淹没了田里的庄稼、淹没了公路的涵洞、桥面，汽车几乎无法行驶。在经过几次危险的探路之后，司机临时决定换一条线路，从商城折转到信阳。也是在商城的路上，我还看到了当年中国军队和日本鬼子拼杀的战场。

　　在连连雨水中，我全身上下的衣服被打得透湿，没有一根干纱，带着10个被我婆婆称为“既能扛饿又能顶渴”的茶鸡蛋，在风雨中挤回了武汉。

　　清晨冒雨我从汉口火车站捂着疼痛难忍的肚子跌跌撞撞冲进家门，一时上吐下泻，昏天黑地，医生说是染上了急性肠胃炎。因为急病在身，妈妈也没有怀疑我这天为什么会在这么早的时间回家来。

　　三

　　转眼便到了1981年的秋季，珞珈山的景色已由满目青翠变得五彩斑斓，我们的大学生活开始接近尾声，即将进入分配工作阶段。

　　一天晚上，年级辅导员郑传寅老师兴奋地把我和叶鹏叫到他家里，他从包里拿出一份表格对我们说：“今年的分配方案已经下来了，情况特别好，有很多北京的名额，全是国家大机关的。我现在发愁的是怎么能动员更多的同学到北京去工作！”

　　分配去向确实好得出奇。一长串名单上，北京方向的有教育部、外交部、文化部、公安部、卫生部、团中央、对外文委、中央电视台、中国艺术研究院等20多个名额；武汉的单位也相当好，省委、省政府、湖北省文联、武汉市文联……一些同学已经报考研究生，还有一些同学已决定留校任教。

　　分配的具体工作如何进行，还处于保密阶段，但我们已经处于相对超脱的状态，不会与同学争利。因为全班第一个明确工作去向的是叶鹏。在我们八舍五楼平台召开的年级会上，辅导员公开宣布了叶鹏将去总政解放军文艺社工作的消息，一时引起了多少同学的羡慕。

　　叶鹏是部队学员，不参加地方分配。正巧解放军文艺社也在做一次编辑部人员来源结构的改革尝试。解放军文艺社以往的编辑都是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中基层文学爱好者、作者中挑选产生。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即将毕业之际，他们决定在全国五大军区范围内的重点高校，如上海的复旦大学，东北的吉林大学、广东的中山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等各选一名受过正规教育的部队大学生直接到编辑部工作。考虑到恢复高考的这批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年龄比较大的，总政还做出了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规定，已经有了对象的，可以随调进京。经过认真的考察，武汉大学的叶鹏也在入选的名单上。

　　我们俩可以一同去北京工作了，这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事情啊。

　　兴奋的时间还不到两天，工作看似最无悬念的叶鹏便最早遭遇到工作波折。1981年11月30日到12月13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精简机构的问题，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带头表态：所有部队大学毕业生一律回原部队工作。这样叶鹏就需要回到他所在的部队——位于河南开封的20军。叶鹏的情绪一度陷入了低落。

　　还有一个我们当时并不知晓的重要原因是，有人向解放军文艺社投寄了反映叶鹏在《这一代》杂志撰写的诗歌《轿车匆匆从街上驶过》被邓小平点名批评的告状信。叶鹏身为军人，对部队来讲，这一事件那还了得？

　　特别要感谢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校长，当他听说了叶鹏的遭遇后感到愤愤不平。他亲口对我说，部队要来调查，让他们直接来找我好了。我可以作证。创办《这一代》，是学校支持的社团活动；参加创办《这一代》的人，都是我们很优秀的学生、学生干部，能有什么问题？！即便是个别文章有点思想偏激，对年轻人来说，也是正常的，没什么了不起。

　　一天早上，一直负责联系此事的武汉军区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曹曦，急匆匆地赶来学校找到叶鹏和我商量对策。当时的干部确实是很好的，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温暖无比。老曹告诉我们，解放军文艺社办公室主任刘长城非常关心此事，他建议，为了保证将来叶鹏能有理由调到北京可采取两条应对措施，一是让他们俩马上结婚，以后可以借他的家属已经进京，需解决两地分居的理由调叶鹏进京；一是让谢湘也参军，总政有现成的配给名额，今后可以在部队办理内部调动。

　　时间非常紧迫，容不得半点迟疑。当天上午，叶鹏就陪我就到位于街道口的武汉军区总医院进行体检。想象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军人，我心里觉得特滋润、特美。

　　填表、体检都做完了，这才回家汇报。我妈是一辈子做人事工作的老干部，比较有经验。她坚决不同意我去部队，“两个人都在部队，将来很麻烦，很可能会在一棵大树上吊死。因为叶鹏未来的去向还不明确，今后组织上说让你们到哪儿，你们就得一起到哪儿，无条件可讲，不如你留在地方，以你为主来牵制叶鹏的调动。最后实在不行的话，叶鹏也可以转业到地方。”

　　就这样，转过来我又来重新考虑选择进京的工作单位。我拿到的派遣证是团中央研究室。我到北京工作后才知道，当时团中央组织部一副部长是原从武汉团市委上调的干部，她特意回家乡到武汉大学来挑人，不仅瞭解了我的团干部经历，还亲自到学校的操场上对正在和同学打篮球的我远远进行过目测。据她们说，当时的我很青春、很漂亮，很有活力，她们很满意。和我同一方向的还有高伐林。

　　我从小在武汉长江日报社的院子里长大，身边那些编辑、记者都是我见面要称之为叔叔阿姨的人，而且我妈妈也断言像我这种过于直率、天真性格的人根本不适合在机关工作，还是到报社这种业务单位比较好。于是在填写工作意向表时，我在表格的背后写下一句话：我希望到中国青年报社工作！

　　一个小小的心愿居然就能梦想成真。中国青年报社人事处处长到团中央组织部去挑大学生的时候，就把我这张表连同我这个人带回报社了。武大历史系先于我到报社报到的刘啸同学将这一信息及时写信告诉了我。

　　为了给叶鹏下一步的工作调动创造条件，在既无思想准备也无物质准备的情况下，我们在离校前夕不得不突击办理结婚手续。我们的结婚证上至今还保留着计划经济那个岁月留下的痕迹：结婚证内页的右下角处用蓝色的圆珠笔写着：鱼肉办、烟已办。

　　这种情况下结婚，本来是“打枪的不要”的私密，可我的父母觉得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在小范围内“通报”一下。于是，在临时借用的一间新房里，我们请李刚、于可训几位年龄大一些的同学来喝喜酒，做证婚人。同学们还凑份子买了一个铸铁的落地台灯送给我们，那用红色柔姿纱做成的灯罩，总是散发着一种柔和而温馨的光亮。30多年过去了，这个台灯我一直保留至今。

　　毕业报到的时间很紧，那时候的人也极为老实，好像不按时到单位报到，顷刻就有可能丢失这一工作岗位。于是，我和叶鹏一起匆匆忙忙赶回他们家过了年，又一起赶回武汉，再一同赶到北京。他去解放军文艺社打了个照面后便赶回河南去了，而我孤身留在了北京。我们所谓的“新婚蜜月”也因迅速别离而到此结束了。

　　一度幸运的我们变成了悲情人物。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分隔两地；以后叶借调到解放军文艺社工作，直到两年之后他的工作关系正式转过来，我们才真正开始了在北京平实而普通的新生活。

　　谢湘自述：

　　谢湘，女，1955年2月出生，属“冇得草吃”时的羊。随母姓。生在湘江岸边，长在长江之滨。出身于教育世家，不用请任何外援，家中教师可将中小学的全部课程及部分大学课程开出，包括体育、美术。

　　在江城武汉完成自小学到高中的学业。在文革的风雨中下过乡、做过工、还当过民兵高炮手。1977年冬，在瑟瑟寒风中参加了恢复全国高考后的首场考试，在武汉大学美丽的珞珈山度过了四年难忘时光。

　　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进中国青年报社，三十多年“从一而终”。从1985～2005年，任记者部主任长达20年之久，此经历无论是在中央新闻单位还是地方新闻单位，絶无仅有。先后还担任过社调中心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周刊中心主任、教育科技中心主任、副社长。

　　“官阶”晋升较慢，每十年才进步一“格”。但自己毫不在意，终日与记者为友，快乐地工作着。在报社和新闻界有“部妈”、“侠女”之称。

　　1999年作为志愿者开始关心中国教育问题，近20年间发表过数篇有影响的教育报导并多次获教育好新闻奬。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既有作为“前指”指挥员率队在长江一线抗洪的惊险经历，也有在非典时期独自深入学校、科研单位进行采访的执着勇敢；既有与骗人钱财的“中国第一月嫂”打官司大获全胜的记録；也有将湖北工业大学骗取湖北科学进步一等奬的丑闻公之于众的壮举。

　　2010年春，在我年满55周岁之际主动请辞副社长之职，重做一名自由记者，成为媒体圈一时间传说的重要新闻。2013年至2015年，又向报社申请回武汉作驻湖北记者站记者。在某些单位某些领导每每发愁我的年龄、我的职务如何安排我的座位、我的台签时，他们难以明白，其实“记者”二字是与我的身份最为自然和贴切的符号与标签。

　　2015年，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按报社惯例，又续聘两年以完成从职业人到退休人的过渡。2017年，第三次退休终获成功，不想，被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推荐、通过当上了第九届副会长。进来之后才发现，三个女人一台戏，事务巨多，千头万绪，真心懊悔上了“贼船”难以脱身，如此退而不休的日子还得再苦苦熬上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