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阳春三月，在走向武汉大学广播台的崎岖山路上，面对满目青翠的明媚春光，我情不自禁地吟诗一首，开头的几句是：

　　一场春雨暖融融
　　珞珈山上飞彩虹
　　东风徐徐抚大地
　　松苗破土泪莹莹
　　身是梦啊还是醒
　　春风唤我上葱茏

　　这就是当年我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心声，也是我课余时间在武汉大学广播台工作时的情境。这种感情或许现在年轻的校友很难体味，它真挚而强烈，是一种经灾历磨、大难不死、枯木逢春、喜极而泣的激荡情怀。

　　我们那届大学生，情况极为特殊。那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学员，史称“77级”，主体是所谓“老三届”。我是“老三届”里最老的那届，即1966年高中毕业，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已经30岁，在基层摸爬滚打了10年，而且娶妻生女。感谢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果断决策，及时恢复高考，而且将考生年龄上限扩至30岁，破例允许工龄满5年以上的大龄青年带原工资上学，于是我终于得以在而立之年圆了大学梦。

　　入学不久，我即被选派到武大广播台工作，先是当编辑，以后担任了分管编辑工作的副台长。当时，无论是读书，还是到广播台工作，我都是以一种感恩的心情全力以赴投入。当编辑时，轮到值班，我们课余时间要从山下的学生宿舍攀上山顶，到山顶图书馆旁的广播台编稿。寒来暑往、风雨无阻。

　　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改稿的最大特点是，在保证思想内容正确的前提下，字斟句酌，努力增强广播稿的艺术感染力。记得我担任副台长后，多次与编辑们共同探讨，如何不让广播成为稍纵即逝的耳旁风。我们意识到，广播不同于阅读，必须琅琅上口才更易于入耳入脑。因此，我们修改稿件时，尽可能在不失作者原意的情况下，删去冗长句式，换掉拗口字词，努力使广播稿简洁明快，抑扬顿挫、节奏鲜明、音节响亮。总之，我们觉得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担任编辑就应该让广播稿尽可能做到正确的思想内容与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只有这样，才算尽职尽责。

　　此外，我们还千方百计丰富播音内容，努力使之贴近校园生活、学子心声和广大听众的信息需求与审美趣味。如我们播过学生自己创作的抒情散文《秋夜春思》，文章以改革开放初期学生于中秋夜自发举办交谊舞会为切入点，回顾了建国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几个舞会的画面，歌颂了少年友谊的纯真，吐露了青春成长期的苦闷，鞭挞了极左思潮的荒诞，尽情抒发了喜逢新时代的欢欣。

　　我们还播过本台工作人员根据有关期刊内容集体改编、録制的广播剧《舒伯特的故事》，该剧对生活困窘但才华出众的18世纪奥地利青年音乐家充满同情和礼赞，并无情揭露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浅薄与丑陋。这些节目或声情并茂，或惟妙惟肖，广播时，许多校友端着饭盆聚在喇叭下凝神谛听。事后，不少同学向我们表示祝贺和赞美，有的问：“你们的广播员从哪儿选的？声音真棒，怎么像夏青那么专业！”还有的同学说：“你们播的散文太好了，中午吃饭时我们寝室从来没那么安静过，那天大家都不让别人说话，一个个听得如醉如痴。”每当听到这些评论，我们嘴上谦虚，心里却像涂满了蜜一样甜。

　　30多年一晃而过，但如今想起这些往事，却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武大广播台，你是培养大众传播工作者的摇篮！

　　我祝愿武大广播台继往开来、英才辈出、青春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