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多说，《这一代》是上个世纪文革结束后至80年代初期那样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

　　那是一个富有精神诉求和冲动的年代。武大中文系三天两头都会冒出一个诗社来，诸如“珞珈诗社”、“七七诗社”等等，但大家还不满足，还要干一件“大事”，于是就有了挑头办一份全国性大学生刊物的想法。记得在给刊物起名时，“这一代”这个命名很快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不仅认同，还感到它一下子照亮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这一代》之所以在当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除了刊物内容，我想和这个名字肯定也有关系。它在各地77级、78级大学生中唤起的，正是这种身份认同感和集体性的自我意识。

　　而在77级中，我属于年龄比较小的一辈，大部分同学都是文革开始前中学毕业的“老三届”。但我也经历了一个狂热而可怕的时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谎言，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知青点”里偷偷读到普希金《致恰达耶夫》一诗的结尾“在专制的废墟上／写下我们的名字”时，也曾有过一阵犯罪般的颤栗。没想到文革结束后高考的恢复，真给了我们一个在历史的废墟上写下我们的名字的机会！

　　因此，一上大学，我们就“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为“四五”运动平反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之中。那时“坚冰尚未融化”，我们不得不为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和人性而斗争。记得一个大龄同学写了一首是爱领袖还是爱自己妻子的诗（当然他选择了后者），大家都受到感动，但它却在学校的诗歌大赛中落选了。我当即写了一篇《不平则鸣》的“小字报”，贴在了宿舍一楼的墙壁上。它很快引起了反响，而“反方”大都是即将离校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晚上甚至下来偷偷撕去我们77级贴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

　　而在文学上，说实话，那时我们只有“一腔热血”，别的都还说不上。虽然上大学后“现代主义”已开始对我们起作用，比如北岛他们的《今天》就在我们一些同学中流传，但筹办《这一代》时，我们则一致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也就是说，要对现实讲话，要发出我们的“呐喊”。我上高中时就受到意外弄到的《冯至诗文选》、《殷夫诗文选》的影响，冯至的“我的寂寞是一条蛇”，我读后深感惊异，而殷夫的诗“我是海燕／我是时代的尖刺”，也颇使我激动。显然，办《这一代》前后，“我是海燕／我是时代的尖刺”在我们身上就占了上风。这样一份刊物，把一种乌托邦式的冲动体现到了极限。这真是一种“文学自杀”的行为！它只出了一期就殀折了。如果它能有更多一些策略，也许还能办下去。但这就是“这一代”——热血的一代，激进的一代，天真的一代！

　　“历史的一页”很快就这样翻过去了。还没有毕业，我就不愿再提《这一代》和我那首人们四下谈论并曾引起高层震怒的《桥》了。这倒不是因为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某种阴影，而是因为我们已渐渐变成了另一类人。那个参与《这一代》、连夜写下《桥》那首“诗”的人，是我吗？我是愈来愈不相信、也愈来愈不在意了。

　　与此相关，“这一代”这类“大词”，我也很少再用了。有过这回事吗？像我这样经历的人，自幼就被一种“宏大叙事”和“代言人”意识所书写。记得一位德国汉学家对一些中国诗人爱用“人类”这个词就很敏感，的确，谁能“代表”人类呢？即使当年的同学们再见面，感到的也是“共识的破裂”。“这一代”？那样一个“整体”，那样一种集体想像，早已分崩离析了。

　　不过，这倒是一件好事。这不仅出自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那就是“个人”的觉醒、形成和成熟。在中国，要从集体主义话语中摆脱出来是多么艰难！一个人要真正获得自己是多么艰难！我曾在一首长诗《回答》（1997）中这样写道：

　　十年，二十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朋友和亲人，发生了多大变化呵，

　　虽然伟大的史诗尚未产生，

　　你却仿佛已走过了远远超过一生的历程；

　　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初恋，已变为

　　一张张黑白照片，恍若隔世

　　让人不敢相信。

　　我们还属于从下放的山乡来到大学校园的

　　那一代人吗？不，珞珈山已是墓园，

　　埋葬了我们的青春。

　　有人读了不太理解，说怎么能把母校珞珈山比喻成“墓园”呢？但是他没有想到，青春就是用来“埋葬”的，不然人生就不会成熟。

　　写于2007年

　　王家新自述：

　　生于武当山下、汉江河畔，自少年懂事起爱上文学，并感到自己的喉咙“像是锁上了锁链”，自己的喉咙“也在痛苦地发痒”（语出在那时读到的臧克家写于40年代的一首诗《青鸟》）；文革结束后有幸进入大学，在珞珈山下一边写诗，一边埋葬自己的青春；80年代末之后试图面对良知的拷打并承担历史赋予的重量，后来远走异国他乡，更多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命运和自由的奥义；现执教于京城某高校，以创作、批评研究和翻译的不同方式为诗歌、为自己一生所认定的那些精神价值工作。家乡是愈来愈远了，只是希望早年所经历的寒冷仍能在体内持续地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