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本（严格讲，只有大半本）被称为“1980年自由化高峰标志”的大学生自办刊物，许多如今立场观点已经南辕北辙的参加者却有着共同的看法：

　　毕业于中山大学、出国又回国后又出国的作家苏炜曾说：办《这一代》是他大学时代经历的最有趣的事；另一位现已高居司长职位，天天领导属下批判“自由化”的昔日同学也发表过类似言语，只不过他把“有趣”改称“浪漫”。

　　想想也是：从长春到广州，从南京到西安，13所综合性大学这些素不相识的中文系学生，却忽然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自己编，自己印，然后自己卖出1.6万本杂志，其黑市价居然在发行之后不到一年就涨到人民币5元一本，超过杂志封底上标价0.45元的10倍多！

　　而当他们声明要继续办下去时，又有数十所大学的学生社团来信要求“同甘共苦”。如果不是有关领导及时英明果断地制止，天晓得以后各期还会如何？

　　仅此一期，便惊动数位最高级领导发表严厉批评，又有数十位高级领导发表严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更多位不高级的当事者们，既有人因此风云际会杀上文坛成为新星至今灿烂，更有人因此毕业分配受挫落落寡欢；也有人因此看破红尘而不谈政事，还有人悟得玄机后在官场上一路顺风……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1979年。

　　如果未来评选20世纪中国的风云年代，大概众多尾数为9者，像1919、1949、1979等等，都会榜上有名；对共和国及其未来而言，1979年的作用可能尤为卓著——它不同于任何目标为变换社会形态的革命，而革命并不尽然伟大，不被称为革命也未见就不壮丽。

　　这一年从年头到年尾，对刚刚走出麻木的中国人来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伴有一股惶惶不安的骚动或者说希望，似乎预感第二天一早醒来时注定会有爆炸性新闻光临，但又难猜它究竟是什么。在党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不少人公开批评毛老人家晚年的错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关于张志新惨死引起的“谁之罪”的争论；另一个女人王守信被揭露和被处决；五届二次人大会议在十年动乱后第一次通过法律，而且一家伙就推出7部；一批针贬时弊之作如《将军，不能这样做》、《假如我是真的》激起强烈社会反响；在四届文代会上，邓小平热情的讲话让2000多位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天安门前出现了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民主自由的游行示威；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叛国及反革命罪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中共中央接受民主人士荣毅仁建议取缔“西单民主墙”；四川部分企业扩大自主权；安徽凤阳等地重新包产到户；国务院决定广东宝安、珠海两县升级为深圳市、珠海市……如果排列那一年的中国国内十大新闻，即使在今天来排，也不是件容易事，已届而立之年的共和国，忽然变得年轻莽撞，什么雷区都敢进，什么大旗都敢树，很有些“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魄！

　　大概也正因为撞上了这样的年代，所以才有了我们；当然，撞上的也恰好是我们——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77、78级大学生。

　　这应该是另一篇很有趣的文字标题，因为这批学生的来源和经历，可谓中国大学史最光怪陆离之一页。

　　记得在迎新晚会上，同年级比我年长整整10岁的老王，从他10年前准备考大学说起，如何参加红卫兵，又如何成为“狗崽子”，打起背包揣着户口，走向广阔天地，后来如何当上修鞋匠，在同一条修鞋的长条凳上，如何与一个姑娘相爱、结婚、育子，最后又如何乱着早生的华发走进考场……很多同学哭了，更多的人垂下了头，不光是为老王，也是为自己。

　　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入学时的平均年龄将近26岁，这是今天研究生毕业的年龄。

　　正因为我们最宝贵的青春留在了红卫兵、大寨田等等前辈和后辈认为不应该留的地方，所以在我们这一代的前面有了那样多的带有极度贬义的定语：迷惘的、垮掉的、失落的，很难想像，如果没有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张铁生的那张白卷是否就会永远遮盖这代人的面容？

　　谁都不愿这样，走进了大学的幸运儿更不甘心，于是刚刚在校舍里放下行李没多久，在中文系党委指示、辅导员韩老师具体指导下，一本油印的64页习作刊物《珞珈山》就诞生了，按照全年级学生人手一册的范围，印了65本。同学们既是作者、又是读者，编者也出自其中，65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微型文学界，8个同学组成编辑组（一称编委会），组长是比我年长几岁的高伐林，因为我当过三年中学美术教师，所以也参加编辑组，被委以美编头衔。

　　或许是为炫耀，或许是为友谊，我把分到自己手里的那一本《珞珈山》创刊号，寄给了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的中学师哥郭小聪。很快，一本他们年级编的刊物《早晨》回到我手上。我们忽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花独秀！这发现带给我们的并不是沮丧。从第二期开始，《珞珈山》便有意识地多印了若干本，寄往几十所大学中文系同学，飞回来的，有中山大学《红豆》、人民大学《大学生》、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杭州大学《扬帆》、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它们中的每一本，都被我们几十个同学读得体无完肤。也正是从这些装订粗糙、油迹漫漶的油印本中，我们知道幷且最终结识了许多后来在文坛上或其他诸坛上屡屡闪个不停的大小“星星”。

　　最早想出联合办刊的是我也不是我：它缘于一封热心读者的来信：我看过好几本类似《珞珈山》的学生刊物，都办得很棒，为什么不联合办一个呢？那不是更棒？

　　这几句话整整让我翻腾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去找高伐林，希望马上开一次编辑组会议论此事。

　　《珞珈山》编辑组的8位编辑在正午的杨树树荫下坐成了一圈，分成两派。年轻的，主张立刻“揭竿而起”，年长的，却认为此事多艰，应该先呼吁、建议有关领导机构去办——姜总是老的辣！于是我们分别给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文联、全国作协、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中国青年出版社……八方投书，建议由其出面创办大学生文艺刊物，且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协助承办组稿、编辑、发行、甚至集资等具体事务。然而，要么毫无音讯，要么热情而客气地回答：你们的建议很好，但因目前人力财力困难，无法采纳……气得吉林大学77级同学徐敬亚来信，大声疾呼：与其乞求上帝，干嘛不自己干起来感动上帝？

　　话说得多么简单！当年我们想得也同样简单。1979年6月，我们赶在暑假前夕，以《珞珈山》编辑组的名义，向已有联系的十几个学校的学生社团发出邀请信，邀约他们派出代表在北京协商联合办刊。信发出后，除复旦大学《大学生》杂志的负责人张胜友执笔回信说明，《大学生》是综合性刊物而非文学刊物因而不参加以外，其余学校的学生社团都回信响应，表示将派代表与会。

　　由于没有经费，只好把协商任务委托给北京籍同学，作为发起人的《珞珈山》编辑组只有我和王庆存两个编辑属于此列，而老王性格沉静，于是我很偶然地成了牵头人。

　　关于协商的经过，曾有幸见过一份中央机关的《内参简报》，不妨摘録如下：

　　近来，各高校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且日趋活跃。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创办的文学刊物《珞珈山》编委会，于暑假前给一些高校学生刊物发信，倡议创办全国大学生文学刊物，得到响应。

　　暑假期间，由武大学生新桦（原文如此，应为张桦——张桦注）在北京两次开会研究办刊事宜。共有14所高校学生参加。

　　大部分学校是委派家在北京的学生参加，也有个别的，如贵州大学是学生凑钱买火车票专门派代表来参加会议。会址就在武大学生新桦家（北大校内）。

　　会议决定由14家学生刊物共同负责创办全国大学生文学刊物，定名《这一代》。《这一代》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四个坚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合理——合马列主义之理；合法——合乎宪法；合情——合乎九亿老百姓之情，要使文学起到变革现实的作用。思想倾向不同，只要言之成理，艺术上好，也予发表。艺术上决心同《人民文学》比一比。……出刊由14校轮流负责，暂出季刊。会后向教育部、团中央等领导机关写了报告。

　　创刊号由武汉大学《珞珈山》编委会负责。对各地来稿，只定取舍，不做删改，文责自负。

　　这份简报大体客观，当然，因为是简报，所以有简报文体的刻板，其实若换一种口气，那天还是有不少小细节。譬如，因为出席会议的代表彼此不并相识，所以约好7月15日早晨8点半在北大西门的石狮下凭各自校徽相认。有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广播学院、南大、武大、吉大、杭大、中山、西北大学的15位——都是大男大女。那天极热，大家拥在我住的那间10平方米的窄长的屋中，倚桌、床、椅、小马扎错落而坐，个个汗如雨下。会至正午，老王帮忙，煮了5斤打卤面，人手一碗，边吃边议论刊物名称：《暴风》？《青年文学》？《文学青年》？《大学生》？……时而深思，时而急吵。最终拖至下回分解。

　　会后，由北师大的徐晓牵线，我等5人又跑到王府井的和平宾馆去见文艺界元老陈荒煤，聆听了老人家对办刊的教诲。归途夜深，灯密人稀。在空旷的马路上，刚相识一天的几个青年学子时而横排纵谈，时而纵骑如飞，直奔北大……

　　后来又通过同学介绍和写信联系上华东师大的《百草园》和南开大学的《南开园》，但因华东师大领导最终未批准，使我们失去了与上海同学合作的机会。

　　半月后又开了第二次会议，其间又闯入两个异常热情的新伙伴：杭州师院的《我们》和贵州大学的《春泥》。贵州的两位代表还是自费专程而来，只能请北大的黄子平把小哥俩安置在他的宿舍了。最终《这一代》的阵容不是“14”而是“13”所学校的社团——这“13”的数字不太吉利，不过当时谁也没介意。

　　刊名《这一代》，出自北大黄子平和中山大学苏炜的提议，创刊辞也出自他们二人之手，均获一次通过。由于武大是发起者，我们又早已获得校、系领导支持——学校答应从科研经费中借出2000元作为编印周转，系领导更是明确流露出不办则已、要办就得首办之意，于是我们当仁不让地拿到了创刊号主编权。

　　9月一回武汉，我们马上开始行动，高伐林顺理成章担任创刊号编辑组组长，终审稿件，我任副手，主管外联、印刷筹款等一切杂务，其余6位编辑各负责其专栏，同学们有的跑纸，有的找印刷厂，系里还特意委派了几位老师来当顾问。

　　稿源并不紧张，絶不像现在的杂志编辑们天南海北去“找米下锅”，堆在我宿舍里的油印杂志有一大堆，文笔好的文章比比皆是，可就都是“伤痕”味太浓。就拿初选上的小说结尾来说，有的是无辜少年被杀，有的是成百上千屯垦战士赴海而死，有的是被整成残疾者相逢昔日被自己整成残疾者时的窘态，有的则勾勒出“公仆”与“主人”在离乱后的对立，大有“一日看尽长安‘疤’”的劲头。尽管当时我们的境界并不甚高，可血泪斑斑的作品看多了也觉得不是滋味，还得考虑刊物的总体形象呀！

　　高伐林等力主选一篇“主旋律”小说作为头条，而这种作品偏偏又极少，最佳一篇，是陈建功的《面对静静的小河》，但陈建功闻讯后急信数封，告知我们某大型丛刊已用此文，他万万不敢一稿两投。无奈只好重作遴选，最后又选出四川大学龚巧明的《希望：第二乐章》做排头兵。要论此作品质量并不算上乘，故事不新，言某音乐家如何屡遭打击，却顽强谱写“希望乐章”，人物塑造也不算成功，但它毕竟说明我们并不沉溺于彻头彻尾的“伤痕”。一年后，我在武大结识了这位身材瘦弱的女作者，她趁暑假来武汉寻访文友，当时她的小说《思念你，桦林》正在文坛引起争论；后来得知她毕业时自愿要求进藏，在采访途中翻车而英年早逝……

　　小说足足占了48页，但发行后最引人注目也最惹是非的，却是名为“愤怒出诗人”的一组诗歌。诗歌共选了7首，有6首出自正沉迷于“诗三百，大扺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武大同学，当时军队诗人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正走大红，很难说这组诗不是它的连锁反应。最出名的两首，是《桥》和《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

　　《桥》写的是北海与中南海之间的汉白玉大桥，当时此诗作者王家新尚未到过北京，我暑期回京，见好好的大桥两侧忽然竖起了近一人半高的铁栅栏，无论北望北海，还是南眺中南海，都生就一种探监之感。回校后将此素材讲给他听，王家新神思敏捷，昼夜之间，一首上百行的《桥》贮溢了惊愕和惋惜：“面对石桥，我的心却一阵阵紧缩……”

　　另一首《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据作者叶鹏说，创作动机萌生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段批评性新闻：北京百货大楼门前停满了公家轿车，报导说，这是有权势者坐公车私人购物。作者写道：“但愿这种事／不要发生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中国！”

　　这些诗句既锋芒毕露，又袒露赤子之心，形象地反映了那个年代文学青年的躁动激昂又不无偏颇的心态。当然，作为编者，我们不是不知道它会招惹风雨，但大家都把文学当治国良药，且认为苦口者也许疗效更佳。

　　这“药”还未送给“病人”，在印厂里就出了岔了。

　　我们找的承印单位，是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社的印刷厂，是同班同学李刚通过他父亲，时任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春鉴这个关系，好不容易找到的，纸张等事也不用我们另外张罗了，费用公道，态度热情，惟一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不能装订。于是每天都有十个同学跨过长江到汉口的印厂校对，再把头一天印好的运回学校印刷厂装订。

　　可印到64页时，印厂忽然说印刷机坏了，而且前一天印好的也不交货，告诉我们的理由是“仓库保管员病了没来”。开始大家还以为是担心我们交不起钱，高伐林赶紧用一个旧军用挎包装上4000元送去，他回来说一路上坐公汽上轮渡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生怕哪个小偷划开他的书包。这不光因为4000元在当年是个大数目，更因为它们实在来之不易，除了我们向学校的借款外，其余几千元则是外校同学订阅杂志的钱，据说北大的陈建功贡献了自己的第一笔稿费；北师大的一个女生父亲刚刚去世，而她则拿出了亡父的抚恤金；牡丹江师专的一个女生寄来25元钱，却未留下姓名……这笔钱里还有多少故事，我们不知道，但知道它的分量很重。

　　然而等来等去，印刷机仍未修好。去交涉，厂领导和蔼可亲，工人们则支支吾吾，欲言又止。这时，又陆续传来北京风紧的消息，有说邓大人发火了，有说天安门前游行又抓人了。我们隐隐感到前景不妙，于是，决定宁可杂志残缺，也得让它出世。通过朋友借了一辆卡车，15个男生直奔印刷厂。让工厂把印完的先交出来。一直避而不见的厂长被我们堵在屋里，口口声声骂我们是打砸抢的“红卫兵”，我们也不管许多，高伐林等人留下和他谈判，其余人在工人暗示下，直奔印好的散页。

　　当我们得胜把散页拿到我们武汉大学印刷厂时，该厂领导很严肃地通知我，除非我们有学校或系里的证明，否则他们也拒絶装订。再跑去向校、系领导求助，他们却都不再像前一段那样热情了，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他们不想插手，而且明确表示：希望《这一代》最好不要出了。

　　见此情形，部分同学心灰意冷。最初他们认为自己在为学校争光，但如今花钱出力，却被领导视为“倒行逆施”，于是转而抱怨我们几个牵头人。我当时也很苦恼，不光是因为被领导和同学责难，也因为有愧于全国十几所院校同学的重托。

　　不过没见到棺材，还不能落泪。同学陈惠文说，武汉小胡衕里藏着一些由家庭妇女办的街道装订社，她去求一位曾在印刷行业当过领导的亲戚，他介绍了这样一家装订社，还写了一个条子让我们去接洽。按照陈惠文的指点，我便手捧一张地图走街串巷。天无絶人之路！出校门不算远，就找到了那家建国装订社，一拍即合，按快件装订1.6万本《这一代》，三天完成，每本收费两角钱——尽管这价格在当时近乎“敲诈”，但对我们来说，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这一代》已经满城风雨，有人说承印杂志的报社已向市委呈上紧急报告，省长、书记明确表示停办，又有人说某某同学已经在公安局挂号……当天中午我回到学校，因事先未联系到汽车，就和十余个同学用五辆排子车，把三吨多散页运到建国装订社。一路上长长的车队首尾呼应，车轴和竹车板被压得吱吱作响，前拉后推，长吆短喝，好不威风。

　　晚上回校即接到系领导里的紧急召见通知，几位编辑奉命前往，不出所料，果然是希望《这一代》“下马”，当然系领导态度相当宽容灵活，表示最低愿望是把《桥》撤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则略嫌尖刻，事先我与高伐林约好，他唱白脸我唱红脸，因为他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还是“老三届”，擅长正面说服，以理服人；我则一介白丁，所以话也只说几句：开天窗把《桥》撕下来，那哪儿成？停办？可以呀，谁出7200元钱工本费，三吨杂志我全部奉送，愿烧愿撕，我就一概不管！

　　谁会出7200元买这堆废纸呢？只有我们。

　　当夜，高伐林大笔一挥，写了一份《告读者书》，然后到处找校领导求得支持，所谓“支持”，也就是“沉默”足矣；我和其余同学则用蜡纸刻写《告读者书》，然后把它油印到封二上——封二本来是一张怀念张志新的版画：一把提琴，一尾芦荡，一线张志新的侧影，画的作者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广军。可此刻别说封二了，连封面都没印全：它本是油黑的一排栅栏，两行弯弯曲曲的足迹，而印完的只有“这一代　1979”几个大红字。

　　折腾了整整一昼夜，五台油印机在1.6万份杂志封页上滚了一遍，手脸油污的同学们捧着印好的《告读者书》津津有味地读：

　　由于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惭愧，怎么对得起天南海北交款预订的读者？怎么对得起热情关注并鼓励我们的有关领导及文艺界老前辈？怎么对得起作品未能刊出的作者、译者？

　　我们又无愧。我们流了汗水出了力，不，还是这样说吧：我们献出了自己的心！在目前的条件下，也许不可能争取到更好的结果了。

　　五个月来。心力交瘁，使我们成熟了一点，每个读者在接到这本刊物时，也会成熟一些吧？

　　是的，《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

　　《这一代》创刊号执行编辑：《珞珈山》编辑部

　　当我们把封面运到装订社时，几位檏实的大伯大婶一脸苦涩，早已不是刚刚签约时的笑脸，大概昨天夜里当他们开始装订时，便已困惑这本杂志为何缺三少四，今天再看“告读者书”便更认定此书非“反”即“黄”，因而也更觉得这3000多元钱挣得险若走索了。

　　不知他们是想铤而走险还是想息事宁人？三天后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临走时，60多个工人眼直直地看着我们，好像看天外来客，几个胆大的小伙子还上前帮助搬书，其中一位个矮的趁势把一封信塞到我手中，信中写道：他今年30岁，还是个临时工，未经我们同意，用印废的纸页自己装订了一本，读后激动得夜不成眠，现在杂志在他的朋友手里，挨个儿排队读……

　　这是第一封读者来信，当然，这之前不是没有评论，为了向正在北京开的四届文代会献礼，我们曾将“三校稿”航空寄去。多年后听说，大会负责人马上转交给了一位著名诗人，让他为此写些评论，诗人看完后，指着封底说：13个学校的学生社团主办，这真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把装订好的杂志运回学校，全年级马上动员，打包的打包，登记的登记。1.2万本杂志分作300包全部寄出，4000本我们自己发行。当然，我们年级同学个个都是参与者，一人发了一本，还向校系领导和老师赠阅若干——至于他们接到这本残缺的杂志会是一副什么表情，我们就顾不上想了。

　　第二天，全年级同学分成15个小组到武汉各个院校去叫卖。当天卖书效果并不太理想，售出不足一千，与原来想像的“一抢而空”相差甚远，所以第三天，出动的几个组各只带了50本。

　　但中午，大家便都乘兴而归了——都卖光了。下一天早上同学还没起床，宿舍楼走廊内外便人头攒动，开始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都是来买杂志的！于是顾不上洗脸刷牙，先开门迎客。不料买者太多，存刊全卖光了，求购者仍不断涌入。有些人见杂志已卖完，就逐个游说我们同学，申述自己如何求之若渴，结果有同学竟真被说动，把发给自己作纪念的那一本也卖将出去。

　　不光武汉如此，后来得知，在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是在一小时左右一抛而光，据说杭州大学的同学摆开桌子跳将上去高声吆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结果自然轰动。南京大学的同学似乎担心意外，所以白天沉着不动，等到天黑才如无照小贩般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起“鬼市”，这故作神秘的效果同样出众，只是不知道黑灯瞎火的他们的钱收够了没有？当然也有一本没卖出的，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同学刚刚收到我们寄去的杂志，就被校方全部封存，后来又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杂志发行后，回声一浪高一浪。先是许多读者来信，或赞赏不已或求购杂志，因为各主办社团都收到读者来信，数据并未汇总，至今谁也说不清楚来信总数，不过肯定是我们武大收到的最多，大约有430余封；同时陆续又有20所院校中文系的学生社团要求参加共同主办，像川大、江西师院的同学专程跑到武汉相商；接着文学界也伸出热情的双手，创刊号上的6篇小说有一半被刊物选载，未能刊出的稿页也被索去，许多单位和报刊来信希望与“杂志社”建立长期交换关系，北京图书馆也来信索要杂志称要收藏；最后则是从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严厉地批评《这一代》，据说某位领导指着封面问：大脚丫子从光明走向黑闇？是何用意？

　　某份内部简报这样评价：

　　……内容有不少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特别是《愤怒出诗人》组诗中有一些是恶意煽动的。《桥》这首诗表明，他们的愤怒是对着党对着党中央的。《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一诗，进而提出他们的“阶级论”。

　　这组诗的愤怒从领袖一直发泄到三千万党员身上。

　　杂志的残缺本身也造成了很大的误会。很多人都认为，存留者尚如此激烈，那未印者更可想而知了！其实印刷厂拒印的两组诗歌一为《不屈的星光》，一为《青春圆舞曲》，还有一篇论文《变革现实的文学》和一部翻译的日本电影文学剧本，恰恰都相对轻缓——这一点，有杂志目録为证。残缺导致激烈的集中，而又因人们不知道何者残缺而把它想像得更为激烈。

　　如此一来，从武大校领导到《珞珈山》编辑组层层检查自不可免。众人委托高伐林起草一份《关于〈这一代〉的说明与检讨》——当然是多说明而少检讨。与此同时，我们依然与北京四校保持紧密的联系，因为第二期归他们办，我们早就约定，把在北京卖4000本杂志所得款项归他们使用，他们的雄心很大，不仅开了一系列座谈会、碰头会，还向王蒙等专业作家约稿，想把第二期办得更加社会化。

　　寒假方至，我匆匆回京筹备第二次协商会议，那次会议气氛相对沉闷，尽管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认为《这一代》不仅要办而且有必要办下去，但是谁都清楚自己头上的压力。会至半途，复旦大学《大学生》负责人景晓东也应邀而至，他是1976年天安门诗歌《告别》的作者，名震一时。他批评我们“过激了”、“过急了”，大有思想解放运动如遭殀折，我辈应属罪魁之意，更令在座惶惶。

　　会至午而散。我返汉不久，即得北京同学的书面通知，北大、人大等四校已接各自校方明确指示，不得再搞串连，更不许再办杂志。于是不仅《这一代》停办，连原先他们学生社团自己的杂志也纷纷下马，我们武大的《珞珈山》大概是最后一个停刊的，办到第6期，高伐林极惆怅地写了一篇《致〈这一代〉的读者》，把这本残而未废的杂志的来龙去脉讲述一番，这大约可算《这一代》的句号了。

　　1980年夏，我自费沿长江造访了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的高校，结识了诸多未见过面的主办者和作者，所到之处，话长夜短，但自此后基本是天各一方，鲜有往来，不过总能在报刊上见到许多熟悉的名字。

　　往事难回首，尤其是像这类并不很“往”的往事。正确评判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远离历史，而我们并未“走出庐山”，所以很难反思总结，于我本人则更难——尽管在大学时我就收集了上百本当时大学生的文艺刊物，而且于今依然收藏得好好的，但却从未就它们说过什么。数年前高伐林约我同写《这一代》经过且真写了几万字，当某编辑看后拍案称好却又为发表为难时，我们也就很坦然地将这思绪重新冻结。不论我们到没到撰写回忆録的年龄，到没到创造力衰竭而靠资格谋生的阶段，其实这回忆和许多回忆如文革、改革等等一样，就不该由当事者自己来下结论——几十年来有多少结论都声称已属“盖棺论定”，又有几个不被颠覆推翻呢？我们做即足矣。

　　我不讳言当年的我们幼稚、偏颇，就如同我不讳言当年的我们更勇敢、更富有活力。今天我们终于长大，都接近不惑或知天命之年，然而是不是老了？还有多长时间会老？能不能不老，怎样才能不老？我一直在想，不仅我想，当年一起办过《这一代》的朋友及所有走过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朋友们也一定在想，因为我们不仅是同代人，还同是这个民族的子孙。

　　写于1988年，后多次修改

　　张桦自述：

　　张桦，男，1957年7月7日生，祖籍山东荣成。爹投八路，由地方部队升主力部队，由是提干，赴朝屡次伤病报危。归国后先转业至阳泉煤矿，后因成份好又稍有文化，被北京大学看中将档案抢回，遂令本人生于北京且成了北大子弟。1975年师范毕业后入农中教美术，再入武汉大学。毕业分至北京民族文化宫，半年后跳槽至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中文，1989年后被下讲台，1992年率同学、同事、学生若干下海至今。44岁得子，54岁得女。因“内在美”，长期奔波于中美之间，为两国航空公司作出颇多贡献，2017年夏定居纽约近郊Scarsdale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