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7年出生，家人均在黄石市，也就是说，我虽出生在农村，却是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可是，为什么1962年，5岁的我的户口被下放到农村祖籍鄂州了呢？（我至今仍记得那个“可恶”的居委会马主任：夏夜，她笑嘻嘻地来，我莫名的恐惧，朦胧中我知道她是来动员我家要出人去“支援农村”的。这也就决定了我后来是“回乡知青”而不是“下放知青”，以致不能招工回城的特殊身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怨恨她的，甚至一直未和她的儿子来往。）现在我当然知道错怪了她，是当时的“压缩城市人口，减轻商品粮压力”的政策使然。

　　上大学前，有几件“饭事”让我回忆起来仍不禁感慨万千。

　　生产队的“大锅饭”。记得一年夏季“双抢”的一天，干了一下午，收工之后，政治队长鼓励：革命加拼命，连续作战，接着送公粮、余粮到几公里外的区粮管所，回来后再接着脱粒稻谷，作为奬赏，生产队将在晚上12点后供应一顿新的稻米饭——管饱不限量。听到这个消息，虽然又累又饿，大家却没有怨言。幷且，中间没有一个人回家去填点肚子再回来干。就这样，一直空着肚子加班加到凌晨。免费晚饭终于到了，饥肠辘辘的人们，各自拿出自家最大的碗，那一顿，我竟然一口气吃了13大海碗米饭（德生爷吃了16碗），因为我和大家一样，早就为了这顿饭而“虚腹以待”了。至今想起这件事，仍有两点感慨：一个人的食量为何在某些时候会有如此之大，拉“私屎”为什么这般舍不得而吃“公饭”为什么这般舍得？

　　高中毕业干了一年农活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当上了民办教师，这个小学有教师14人，其中公办教师8人，民办教师6人，外加一个做饭的伙头军刘师傅。8个公办教师每人每月有半斤肉票，共4斤。我是司务长，每月将4斤肉票收过来——“有福共享”，不能只由公办教师专用，6个民办教师也“有份”。留下两斤肉票，以备应付大队干部、区教育组种种领导来检查、指导、“交流”之类活动的不时之需；剩下两斤肉票，则用来每月包一顿饺子。这一天是老师和学生最高兴的日子。学生没饺子吃，他们为何高兴呢？情况是这样：

　　每到月底的某天，我会起大早到几公里外的镇上排队将两斤肉买回，安排附近某个村的学生从他们家里买来一篮子韭菜——肉两斤，韭菜一大篮子，肉的比重可想而知。只要哪个学生下午上学时带来了一篮子韭菜，他一定会“广而告之”，那么全校学生都会知道：“老师今天要吃‘操手子’（即饺子）了。”那么下午的课多半是“自习”，放学也就会大大早于平时。各任课教师这个下午心情一般都会很好，人也较平时更为“勤快”，都会时不时地溜出教室去参与一下包“操手子”。有的学生出于好奇或艳羡，放学后并不急于回家，而是趴在窗户或从门缝偷窥，此时老师们便会带着满脸灿烂的微笑和满腔温暖的善意，敲着学生们的脑门子，“踢”着他们的屁股，大声呵斥着：“滚！滚！滚！快回去！”于是，学生们便会一边高唱着：“老师吃操手子了啊！老师吃操手子了啊！……”一边略带遗憾，但也总算是满足地呼啸而去。虽然他们没有亲口吃到“操手子”，但也算闻了一下那韭菜拌肉的浓郁香味了。下午的课没有压力，放学又早，且又闻到了香，能不高兴吗？！

　　14个老师加一个师傅，照道理，饺子应该是分成15份。但每月一次的饺子，刘师傅总能在人不知鬼不觉下分成17份（饿不死的“伙头军”啊）。吃完后，刘师傅洗锅，老师们则拿出二胡、板胡、笛子各类乐器，居然还有一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小提琴，由我“杀鸡”。上大学后，听说刘晨锋的小提琴拉得很好，我很想跟他切磋切磋，但终究因自知之明勇气欠缺而作罢。人家是“正规军”，我虽然走村串户，演出了不知多少场次，拉小提琴的照片也似乎很雅，但自学终归是野狐禅。吹拉弹唱，好生热闹，那个舒坦啊，后来好多年一直不复再有！待老师们“饺不足而汤饱”而惬意地进入梦乡后，刘师傅便会不知从什么地方端出两份饺子来，他有一个相好的，我有一个老奶奶，我们二人一般在深夜十一二点各自溜出小学，端着狼狈为奸（他是伙头军，我是司务长，谁也不能离开谁）的“产品”，尽心去也！

　　我至今爱吃南方韭菜饺子而不喜北方水饺，亦喜包韭菜饺子闻韭菜香味的享受过程。每每在包和吃的时候，我总会想：那8个公办教师的境界多高啊，要是他们每个人像今天的思维习惯一样，各人坚持把本属于自己的那半斤肉票拿回家去独享而不是交到学校食堂“共食”，又该当如何呢？由司务长、伙头军在吃饺子时的特权，也可知“腐败”、“权力寻租”之类恶习由来已久。

　　还有一件趣事，发生在收到武大的録取通知书的日子里。当时我已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小学党代表中午吃饭时宣布，他上午在镇上听说我被某大学録取了。此公爱喝酒，对他的话大家将信将疑。我们的校长到底是“老姜”，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一个叫丁桂芳的邮递员那儿听说的。校长——我至今仍十分怀念他——把碗一放，起身就往镇上去了。虽然我对此喜讯仍不敢相信，但下午的课我却没心思上了。让学生自习，我则每十分钟便跑到校门口眺望对面公路。薄暮时分，亲爱的校长终于出现在远方的公路上，看见我后，五十几岁的他老人家居然一边奔跑跳跃着，一边扬着手里一个装着録取通知书的信封，大声欢呼着：“武汉大学！武汉大学！”

　　我当即离开学校回到二叔、奶奶家报喜。从这一天起，我高兴得整整三天没有进过任何一点食物。三天后，家里准备宴请亲友邻居。那时，肉要凭票供应，是稀罕物。但乡邻们却纷纷送来了许多鸡蛋，有两大箩筐之多。二叔因高兴，让我放开肚量吃。平时十分舍不得的煮鸡蛋，我一口气吃了大约十几个。结果因几天没吃东西而一下子吃得过多，吃坏了事，以致我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闻到熟鸡蛋味（尤其是整个鸡蛋的蛋黄味）便想呕吐。

　　关于这桩事，至今也有两点感慨：老校长多好啊，又不是他的孩子，他怎么会这么高兴呢？他怎么就没有“私吞”通知书而让他人顶替我呢？而我怎么就没有像范进……那样了呢？

　　徐少舟自述：

　　徐少舟，男，生于1957年，祖籍鄂州市汀祖镇凤凰徐国庄湾。5岁以前跟随父母在湖北黄石市生活，全无记忆。1962年随母亲“响应号召”“支援农业”，回到鄂州祖籍乡下，与祖母一起生活，既尽享长房长孙的宠爱，亦初尝去家离别之况味。

　　1974年7月于鄂城县（今鄂州市）汀祖高中毕业回乡务农，1975年9月进汀祖区石桥公社凤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对文革略有所知，对农村颇为熟悉，干过诸多农活，深知腹饥之苦。

　　1978年3月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读本科，1982年在中文系读硕士，1984年12月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初在中文系闻一多教研室、民间文学教研室，现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民俗学教研室任教。苏子用“黄州、惠州、儋州”六言自状平生，我则二字足矣，曰：“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