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革前湖北黄冈高中最后一届，即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在学校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1968年12月下放到黄冈县路口公社当农民。1970年被招收到黄冈地区通用机械厂当工人，后转到该厂所办分厂黄冈地区齿轮厂，当热处理工。四年后，1974年与人对调到武汉铁路局武昌南站当连结员，干的是货车编组工作。我就是从这个工作岗位上考入武汉大学的。

　　当时铁路上的工作是12个小时一班，没有节假日，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除了上班，连看报纸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外界的变化，除了我们在工作中直接接触到的那一点、听家人转达的一点、在政治学习时听读报知道的一点外，别的就只能道听途说了。但就是这样的道听途说，却让我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历史的机会，以至于最终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我和我爱人是高中同班同学，我们下放到同一个生产队，她从农村抽调上来后，进了武汉市当时最大的一家饭店——武汉饭店当服务员。有一天，她下班回家时很神秘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是要恢复高考了，我们都可以报名考试。她显得很兴奋，我却一点儿也不相信。心想，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再说，我已经把读书的事忘得干乾净净，还考个什么试。但她却言之凿凿地说，有一群人正在她工作的楼层召开一个会议，会议的内容就是讨论恢复高考的问题，并说，他们还问她是哪一年毕业的，想不想考大学等等。听她这么说，我半信半疑。不久，从正式的渠道果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机会真的来了，可我却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我和我爱人28岁结婚，在当时也算晚婚，但婚后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生活负担很重，平时除了努力工作，挣那一份微薄的工资，就没有别的时间精力顾及学习，虽然我本人爱好文学，业余也在练习写作，还在报上发表过一些诗歌作品，但毕竟与正式的高考是两回事。又担心我上学了，我爱人一个人又是工作又是孩子，顾不过来，所以一直犹豫不决。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爱人也是高中毕业生，也有参加高考的权利，我不能一个人独占这个机会。因为这种种的原因，直到别人都进入复习备考阶段了，我这儿还一点儿也没有动静。在我工作的单位和我爱人工作的单位，都有人找我辅导功课，我乐此不疲地为别人作辅导，自己却没事人儿一个。这令周围的人都觉得奇怪，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自己不作准备，我爱人也在不停地督促我，她的主要理由是说我现在的工作太危险，常出事故，我眼睛近视，她很为我担心。最后，我下定参加高考的决心，还是由我的母校——黄冈高中的领导、老师促成的。

　　有一天，我家来了个不速之客，是黄冈高中当年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田中杰老师。他作为代表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因为放心不下他的学生，顺道到我家来看我，鼓励我参加高考。我记得他说：“黄高的学生你不参加谁参加？”——大约他当年对我的学习印象还不错，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而且他还希望我爱人作点牺牲，支持我参加高考。

　　但下一个问题是，文革十年，我不但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也失去了所有的书本，陡然一下子要参加高考，用什么东西复习呢？还是这位尊敬的田校长，不久，亲自从黄冈到武汉来，给我送来一整套复习资料。就凭着这套复习资料，我利用极为有限的业余时间，和我爱人一起，共同回忆我们当年学过的东西，默写数学公式、元素符号、物理定理，演算各种各样的练习题，背诵历史事件、地理名称、语法规则等等。单位给了我三天复习时间，我自己用了四个星期天，因为怕孩子干扰，把自己关在我爱人单位的理发室集中突击；其余的，就只有靠一些零碎时间了。好在我的同事们非常够意思，上班时帮我把活干了，让我躲在一边偷偷地复习功课。我就是这样怀着老师、家人、同事的情谊，也怀着自己的一点卑微的理想和希望，走进高考现场的。

　　说实话，1977年的高考题，是比较容易的，对我这样的学生来说，各科都没有什么难度，加上又不考外语，所以并没有太大压力。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复习阶段，恢复了以往的功力，在考场上竟觉得十分轻松。记得我所在的考场是武昌水果湖中学，考试的那几天，我每天得从我住的汉口航空路天不亮就赶过来，常常要在门房坐一会儿，学校才正式开门。中午就在附近的铁路局食堂借熟人的餐票吃顿饭，随便在什么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考。因为是“老童生”，我们那个考场还额外准许抽烟。记得考作文时，我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窗外操场上有人在踢球，一边编着《学雷锋的故事》，我想那神态一定十分悠闲。就这样，我顺利地通过瞭高考，被録取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

　　说到上武大，还有一段故事。

　　填志愿时，我所有的志愿填的都是一个：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这并非我对武大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也不是我在武大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只因为我的爱人孩子在武汉，即使读大学，我也不能走得太远，得就近照顾家庭。这样，武汉大学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但在録取时，偏偏武汉大学没有把我放在正式録取的名单之内，而是先征求意见，问我愿不愿意作走读生，如果愿意，才予以録取。后来才知道，我们先是因为年龄问题未被録取，再后来也不知是谁的意思（据说是来自上面的，也是全国性的），说“老三届”的考生不録取可惜，要把考得好的作为“走读生”补録进来，就这样，我就作为“走读生”进了武汉大学。记得我们报到比其他同学晚了半个月，武汉市为了照顾我们这些“走读生”，还特地把12路公共汽车站移进了武大校园。其实所谓“走读”，不过是个补録的名义，总共只“走”了一个多月，就不“走”了，而且在这一个多月里，学校已给我们安排了宿舍，并非每天回家，所以学习、生活，一切正常，直到我们四年毕业。

　　于可训简介：

　　于可训，1947年3月生，湖北黄梅人。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2年春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曾任校教务处副处长、中文系总支副书记、副主任、文学院副院长。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6年被评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社会兼职先后有：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会长，国际高级写作研究会（ISAWR）委员，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担任过《通俗文学评论》《文艺新观察》《长江学术》《写作》《长江文艺评论》等杂志主编或执行主编。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个人专著主要有：《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新世纪文学论集》、《王蒙传论》、《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文学批评理论基础》等，主编著作主要有：《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小说家档案》、《“我读”丛书——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写作》等。出版《于可训文集》10卷。承担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科研奬励多种。

　　有一妻二女。老妻退休多年，在家习画。二女皆移民加拿大，现居多伦多。外孙三：一女二男。无车有房，衣食丰足，身体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