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2月3日电（作者汪毅夫）据《清实録》，清干隆四十六年（1781）,闽浙总督陈辉祖奏称，台湾“凤山县山猪毛社生番直里产等四十一户，因该社头人率腊，招婿里吉老，掌管社务，于该番收获米石，十分中抽分二斗外，又欲多抽二斗，致直里产等，不堪虐索，携带男妇老幼，一百九名来投。现酌定凤山县离城六十里之塔楼、武洛二社埔地，分给该番等耕种，并各捐置舍藔。给予栖止”。同年六月八日，干隆帝有谕，曰：“着传陈辉祖，严饬地方文武员弁，晓谕该番等，令其各安耕牧外，收留自属无妨，如有似此率众投入内地者，系归化之番所属，则与国家统御体制大有关系，切不可率行收留安插，当即奏明请旨办理”。干隆帝所谓“国家统御”及其“体制”，是学界应该留意的问题。

　　（2018年12月1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