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回看历史，我们会看到：中日甲午战争并不在台湾、并不在台湾附近的海域打，而战后台湾却沦入日据台湾时期、或者说台湾日据时期的50年；中国的内战并未蔓延至于台湾，而战后台湾却成为问题、成为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幷且久拖未决，至今是70个年头了。介于战后50年同战后70年，还有一个战后时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台湾光复时期（1945—1948)。从战后50年到战后3年、再到战后70年，历史会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台湾问题？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腐败无能的清廷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弃阵弃民的《马关条约》。记得两年前，也是在北大，我指出：我们也有教科书的问题，“《马关条约》签订，中日战争结束”的说法就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在《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人民起而组织义军，扺抗日本侵略军，直至当年九月初三日，台湾全岛沦陷。台湾人民将中日战争延长了5个月又10天。此后，台湾人民又发动了多次反抗日据当局的武装斗争。台湾诗人、学者洪弃生的《台湾战纪》（又名《瀛海偕亡録》）上卷和下卷分别记取了台湾人民扺制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斗争和台湾人民反抗日据当局的武装斗争。1922 年，洪弃生、洪炎秋父子游历中国大陆。其后，洪炎秋留京求学，先后考取北京大学预科和教育科，并于1929年从北大科育系毕业。在学期间，洪炎秋委托北大出版部印行《台湾战纪》。北大校友傅振伦《七十年所见所闻》（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79年版）记：北大教育系同学洪标（按，即洪槱，洪炎秋也），“其伯父（按，应为其父，洪弃生也）着《台湾战纪》（又名《瀛海偕亡録》）二卷、《中东战纪》一卷，抒其国家丧地之悲。在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流传不广”。北大版是《台湾战纪》的第一个版本，据说只印行500部。据我所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大陆和台湾藏家亦各藏有一部。 

　　从据台之初开始，日据当局在台湾推行“内地化”、“日本化”、“皇民化”即“去中国化”，无微不至，幷且无所不用其极。1937年，日据当局的总务长官森冈在讲话里说：“为使本岛人与内地人无所差异，实质上需要具备皇道精神，俾使对事物之想法，与内地人趋于一致。又在形式上，从语言开始，姓名、风俗、习惯等外形能与内地人无差异为理想。即在精神、形式与内地人相同，始能谓完全日本化”。森冈的讲话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可视为日据当局发动“皇民化运动”的动员令，其“理想”即目标是：在“精神”和“实质”上，使得“本岛人”即台湾人“具备皇道精神”、对事物的看法（包括对战争的看法）同“内地人”即日本人趋于一致，精神与外形“完全的日本化”；第二部分则是对1895——1937年间，日据当局“去中国化”的阶段性评估，“从语言开始，姓名，风俗，习惯”，在“外形”或“形式”上与“内地人”即日本人“无异” 。我所见日据当局印发的各种版本的《皇民化读本》都收録了森冈的讲话。当然，入日本籍也是日据当局“去中国化”的步骤。据《马关条约》第五款、第十一款，日据当局于1896年8月20日发布《有关台湾住民之国民身份令》，规定1897年5月8日前“末离开台湾总督府管辖区域以外之台湾住民”，即“被视为日本国臣民”，亦即被动地丧失中国国籍、被动地取得日本国籍。  

　　对于日据当局“从语言开始”的一系列“去中国化”步骤：讲日本话、改日本姓名、随日本风俗、从日本习惯、入日本国籍，以及用“皇道精神”取代中国意识，台湾人民采用各种方式，步步为营，步步扺制。譬如，针对日据当局用日本话取代中国话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台湾民间曾广设教授汉语汉文的“书房”（也称“书馆”），洪弃生就曾以开馆授徒为业，其书馆被禁之前常年保持“十余生徒”的规模。当日据当局的教育政策逐步收紧：从管制、限制到禁止汉语汉文教学，日据当局的文化政策也逐步收紧：从笼络到管制台湾文人的文化活动。但是，台湾文人应对有方，他们利用侵台日吏对于汉诗创作的政治考量（笼络台湾文人）和文学兴趣，参与日人的诗社或吸引日人加入诗社，延长了日据当局文化笼络政策的时效，缩减了日据当局文化管制政策的实效。1911年，梁启超到台游历，对台湾各地“所至有诗社”的情形印象深刻，这种情形到日据末期也不曾稍改。台湾文人悲愤地说，“特借是为读书识字之楔子耳”，“延一线斯文于不坠”也。

　　记得两年前、也是在北大。我还指出：在《马关条约》之割地条款背后，是“未诉诸文字的弃民条款。台湾既割，生活在台湾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台湾人民，面临的是弃民的命运。”《马关条约》签订后，时论乃以“国家丧地之悲”为主轴。譬如，后来曾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笔述和经学教员的林纾，于1895年五月撰《周莘仲广文遗诗序》，其文谓：“集中作，在台湾时纪行揽胜为多，皆足补志乘之缺。嗟夫！宿寇门庭，台湾今非我有矣。诗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资敌，先生若在徒能为伯诩之愤耳，究不如其无见也”，“感时之泪，坠落如贱”，情词感人。当年在京参加“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取得“同乡京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印结”的联名上书，乃以“台民忠勇可用，吁朝廷勿弃以予敌”为主题。他们谈了弃民，也提及义民：“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洪弃生《台湾战纪》序言的第一句就是“弃民者民必弃之”。 “弃民”的历史遭遇和“弃民”的悲情心结，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历史留给台湾人民的伤痛。对此，我们当心存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  

　　在我看来，在战后50年里，台湾人民的表现是义民负重、弃民忍辱。“在台湾被侵占的50年间，台湾同胞保持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牢固的中华文化情感，打心眼里认同自己属中华民族。这是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是不可磨灭的。” 

　　附带言之，1895年参与上书的黄宗鼎有弟名彦鸿。黄彦鸿于1898年中进士、点翰林后，官至三品。据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彦鸿于1904年至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文案官”兼“会计官”。看来，三品要员到北京大学可以当文书兼会计，得其所哉。战后50年，端赖台湾人民忍辱负重、担当民族大义，台湾“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诗句）仍然是中国的：《马关条约》并未改变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日据当局最后承认，精神和形式的“内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完全归于失败：“（台湾）改隶虽然已经过了40余年，但是现在保持着以往风俗、习惯、信仰。这种汉民族的意识似乎不易摆脱，盖其故乡福建、广东两省，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且交通来往也极频繁。这些华南地方，台湾人的观念，平素视为父祖墓坟之地，思慕不已。”这正如《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所说的：“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即使在日本侵略好50年间，这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变。” 

　　当然，战后50年毕竟是两个世代的时段，其间也产生了为数很少、毒性很大的“精日分子”。他们多是1920年以后出生的，活到今天已是老牌“皇民”，如1923年出生的岩里政男（李登辉）。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在这短暂的战后时段里，收复失地不是领土再造，台湾回归、两岸归于统一却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祈盼。久1945年到1948年，在中国台湾发生的那些事儿，往往具有某种或多种意义：象征性的、实质性的、预警性的、代表性的。例如，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举行的“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标志着中国收复失土，台湾回归祖国，具有庄严的象征意义。而在此之前，1945年10月17日“国军70军”在基隆登陆已具有收复失土的实质意义。然而，“国军70军”在台湾的不良表现具有“国军”衰败的预警意义。当年《大公报》记者李纯青《台北散记》记：“国军70军及（台湾）行政长官公署221名公务员直到（10月）17日纔到（基隆）。火车开到台北时天色已晦，台北车站聚有人群在风中舞蹈，在呐喊。18日，国军进驻台北。群众伫足静观，很多人发生疑问，为什么都带着一把纸伞？为什么那么瘦弱还自己挑着担子？没有人公开回答这些问题。”在台湾，“国军70军”整编为“国军70师”并在台强征兵员，影响恶劣。“国军70师”于1946年12月被调赴大陆内战前线，旋于1947年1月9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 

　　在这短暂的战后时段里，最具实质意义的是魏建功、洪炎秋等北大学人主导和推动的台湾国语运动的绩效。魏建功教授于1946年2月2日到达台湾，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把承劳乃宣、钱玄同而来的北京大学“做国语统一运动”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经验带到台湾。制定了包括“复员台语，从方音比较学习国语”在内的“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自恃在福建做过国语推行，他在1946年2月16日的广播讲话里说：“对于国文，我希望我们要刚性的推行，不能稍有柔性”，“我们推行国语，必须刚性的，俾可增加效率”。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刚性”规定，从1946年春季开学之上学期起，各校一律用国语教学。北大学人魏建功坚持遵循学术规律的原则，1946年7月30日，他在台湾《新生报》撰文说：“我们相信不出两年一定达到学校教育全用国语的理想”。当年主持或参与台湾国语运动的北大学人有魏建功、何容、方师铎、龚书炽、马学良、许寿裳、夏德仪、沈仲章、洪炎秋等。1946年9月，魏建功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招考国语推行员办事处”设于北京大学文学院。

　　1946年11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选派13名台位公费生到北大学习。北大同台湾由此平添了一层亲密的关联。

　　台湾光复时期，先后主政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政府完成和部分完成收复失地和“去日本化”的工作，但在收复民心、“做好台湾人民工作”方面乏善可陈。譬如，1945年10月1日，某国民党官员在台湾广播电台讲“台湾同胞对此次战争与收复台湾应有认识”，但他对台湾同胞为此付出好不屈不挠的努力、至深至重的代价毫无认识。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唉，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设当年到台湾的是有群众工作路线、善于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中国共产党，情况就会很不一样。

　　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相当坚定，他发动内战存心已久，而选择台湾为其败退之地亦似乎存念已久。1946年8月，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共） “对于政府就是不宣而战！我们现在对于奸党必须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打击他自己。他既然不敢公然叛变，而用不宣而战的方式来攻击我们，那我们就要用不宣而战的方式来回击他！因为用这种方式，可以使许多不明瞭中国国情的友邦人士，袪除一种不必要的疑虑，不至于误认我们剿匪是要继续一党专政，而不肯容纳其他的党派、实行民主政治” ；1946年10月，蒋介石视察台湾时说：“台湾尚未为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蒋介石的讲话里还有徦假的搞点民主政治、或搞点假假的民主政治的意思。当中国内战的情势发生逆转，蒋介石果然确定台湾为其败退之地。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

　　1949年1月10日，蒋经国奉命从上海起运黄金到台湾。

　　1949年6月21日，蒋介石到达台北，旋改草山为阳明山，于阳明山设立“总裁办公室”。

　　从此，台湾进入了问题多多的战后70年时期，连台湾也成为问题、成为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蒋介石发动的中国内战造成了国、共双方惨重的人员伤亡。据1950年7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的公报，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四年共歼灭军队8071350人，其中毙伤1711110人，俘虏458675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负伤1048900人，阵亡263800人，被俘13700人，失踪196100人，共损失1522500人。双方的人员损失合计近一千万人。战后国、共双方的政治对立依然高度尖鋭，“反攻大陆”和“解放台湾”曾是双方、也曾是两岸政治对立的一个表现。

　　战后70年，政治对立是两岸的主要问题。两蒋团队到台湾后，顽固坚持反共立场，持续开展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是“匪党”，大陆是“匪区”，大陆干部是“匪干”，大陆人民是“匪区”人民。大陆的一切都被高度抹黑。“反共复国”是老蒋、也是小蒋临终遗言的主题词。小蒋病逝前，已经看出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质是两岸“和平共处”，却还是发表文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必胜必成》，攻击“一国两制”是“蛊惑自由世界，制造和平共处的假像”。反共宣传的敌方和对像是大陆，但听得最多、看得最多的受众却在台湾。（台湾政治人物是反共宣传的模范生）在我看来，今之台湾奉行“逢中必反”路线的当道诸公，其实像极了反共宣传的接受者。

　　战后70年间，老蒋“假假的做民主政治或做假假的民主政治”居然假戏真做。台湾搬演的西方民主政治同大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差异也构成政治对立。而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逐步膨胀、“台独”活动日益嚣张。尤其是1983年以后，老牌皇民岩里政男及其追随者有时在蓝营、有时在緑营，有的在蓝营、有的在緑营，他们共同推动“返联”加“入联”、共同力挺“两国论”等挑战大陆底线的活动，统、独对立成了两岸政治对立的一个新增问题。（政党轮替是政党政治的特点）两国论是国民党提出来的。两国论需要我们现在很认真去破解。政治对立很尖鋭，有一些可以解决，有一些不行。蒋经国污名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最大的责任就是蒋经国。台湾如果不保持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情感，在战后三十年，台湾的一切可能都去中国化了，但是台湾还是保持着。在战后七十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岸开放交流之后，两边所做的努力都是从文化的层面上开展、进行的，文化是联系两岸人民的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说：“1949年以来，虽然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再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这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我们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因为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是能充分照顾台湾同胞利益的安排”；他还说：“我们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我们理解台湾同胞因特殊的历史遭遇和不同社会环境而形成的特殊心态，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愿意用真诚、善意和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同时，台湾同胞也需要多瞭解和理解大陆13亿同胞的感受和心态，尊重大陆同胞的选择和追求”。

　　（2018年5月21日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