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23日电（作者汪毅夫）我多次到过台南祀典兴济宫，每次都会看到台湾知府周懋琦的题联和题记。5年前，我在兴济宫演讲，用闽南语说：“周懋琦是一个足有才调的人，伊写的对联是兴济宫的一件宝物”。伊写的上联“秉笔陋元臣医药神灵宋史漏收方伎传”是对《宋史》的批评：《宋史》的“秉笔”人即执笔者忽略了宋代“的两位“元臣”即宰相曾怀和钱象祖，《宋史》之《方伎传》还漏收了“医药神灵”的吴夲，另一方面则是对吴夲生前作为神医的推崇；下联“熙朝修祀典馨香朔望清时合祭观音亭”说的是盛明之朝（熙朝），吴夲身后作为医神保生大帝配享百姓遵循祀典（吴夲作为医神载在祀典始于宋干道二年即1166年），朔望拈香致祭，清平之世（清时）兴济宫与观音亭合为同一祭祀圈也。我当时还推测说，联之题记所谓“神生于宋太平兴国四年，与龙图阁待制熊伯通仝名”是用曲笔或者说春秋笔法，利用通假字（于、于，仝、同，夲、本）的使用原则，批评《宋史》之《熊本传》将宋“龙图阁待制熊伯通”之名（夲）误为“本”。

　　今日重读周懋琦《兴济宫题联并记》，我首先要为“《宋史》之《熊本传》将宋龙图阁待制熊伯通之名误为本”的推测提供一个“刻在石头上的证据”。经众多学界友人的指导和协助，我得到江西省景德镇陶瓷民俗博物馆收藏的宋碑《宋故宝文阁待制程公墓志铭》之碑体照片（图一）和拓本照片（图二），墓志铭提及“龙图阁待制熊公伯通”的名讳均作“夲”（图三）。周懋琦既说保生大帝吴夲与熊伯通同名，则熊伯通的名讳当然是“夲”。然而“孤证不为定说”，我的推测尚待证实也。

　　周懋琦对联题记里有关于保生大帝在台湾的功德。“同光戌亥间”即同治甲戌（1874）至光绪乙亥（1875），周懋琦参与沈葆祯主导的“开山抚番”之役。由于时疫流行，官兵疫死者众。沈葆祯等向保生大帝“竭诚祈请疫不为厉”，幸未蔓延为瘟疫。周懋琦为兴济宫题联，为的正是对医神保生大帝念其德、报其功。作为医神信仰，保生大帝信仰以富有正能量的防疫减灾、施药治病乃至济困、助学的公益活动为其特色。

　　附带言之，周懋琦编着的《全台图说》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略谓：“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

　　（2018年10月10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