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7月8日电（作者汪毅夫）注解古书（包括古代经典著作）的工作开始于汉代，而汉代的经典著作在魏晋南北朝各代、在唐代已有专门的注家注本。譬如，汉代经典的历史著作《史记》（司马迁），其著名的注家注本有号称“三家注”的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作为《史记》的后续工程，“三家注”考证其人名地名、考核其史实典故，实际上是《史记》的补充。宋代将“三家注”散列于正文之后，正文和注解浑然成为《史记》“三家注”本矣。

　　台湾学者连横的《台湾通史》写成于百年前的1918年。近30年来，吾友邓孔昭教授用功研读《台湾通史》，有专著《〈台湾通史〉辨误》（1990）及其增订本（1991），以及考证考核《台湾通史》涉及的人名地名、史实典故的专文多种，并应北京商务印书馆诚邀，为该馆2010年12月版《台湾通史》撰写《连横先生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连横与〈台湾通史〉》，附于书后。

　　邓孔昭教授为传世百年的《台湾通史》所做的后续工作，属于历史著作的后续工程，对《台湾通史》的后续传世有相当正面的积极意义。

　　（2018年7月5日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