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7月4日电（作者汪毅夫）“桂堂”是先师俞元桂教授的自号和书斋室号。俞老师生前的藏书多钤有一方藏书章，曰“桂堂座上客”。及老师退休，其藏书陆续捐赠，“桂堂座上客”在图书馆、资料室或其他学人的书斋里依然是座上客，因为最好的学术著作总会得到最好的看待、最好的对待。如今，我也退休了，在福建的藏书已全部捐给母校等大学，在北京的藏书大部捐给全国台联的职工之家和北京台联的台湾会馆。畄在身边的书则依然是我的座上客，它们将伴我走完老年学者的路。

　　我有一部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1963年7月上海第1次刷”的“1963年7月新1版”，于今是很难得的版本。1969年，我在插队务农期间从当地一位小学教师得到此书。50年来，务农、打工、读书、教书、做学者、当公务员，然后退休，生活的路几经转折，《中国文学发展史》总在我看得到的位置上，是我的一位座上客。在我的学术生涯里，它给了我许多切实的帮助。举个近年的例子吧，2011年，我已调到北京，当时的写作条件很不好，带来的书只有《中国文学发展史》等10余本。写作《〈旧日历〉诗背后的台湾往事》（收拙着《闽台地方史论稿》，海峡书局2011年版）时，须查证台湾诗人林痴仙诗句“分明一卷陶潜集，甲子义熙纪前朝”的用典，我记得《中国文学发展史》讲过陶渊明在刘裕篡晋以后的作品之写作时间一律记为“甲子”的故事，开卷一查，找到啦！近日重读《中国文学发展史》，温习书中有关“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的大段评述，我不禁读出声来：“台湾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不仅是丘逢甲一人的信念，也是今天全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念”。

　　附带言之，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台湾出过多种版本，在台湾得到好评、也受到批评。在我看来，好评和批评都是其影响力的反映，是其影响力的多方面反映，而热烈的好评和激越的批评则是其影响至深的反映。

　　（2018年6月30日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