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月16日电（作者汪毅夫）陈盛韶《问俗録》曾记福建台湾“大小租”和福建内地“田骨田皮”。并谓：“大租即内地所谓田骨”，“小租即内地所谓田皮”，“佃人敢抗大租，不敢抗小租”。程家颍《台湾土地制度考查报告书》（1914）有详细记载，略谓：

　　 “前清末年，台湾土地除台南一部已逐渐开辟外，台中一带无不沃野千里，荒旷不治。政府乃奬励移民，使之开垦。凡有报垦人，不问其果为自种，抑或招佃种，一概以与垦照，以广招倈。于是豪强利用此机，出而包揽。如某处有地若干可开垦，先由垦首递禀包垦，然后分给佃户垦辟。垦首仅递一纸，不费一文，垦熟之后，坐享其利。故其佃户，亦与普通佃户有别，其于所辟土地，有处分收益之权。虽其所结契约有“非经垦首承诺，不得将田佃转卖于人”之条件，然日久玩生，垦首亦不知其田之所在，出典、出卖听佃户之自由。至若转佃，更无论矣。是以垦首之权日就衰微，佃户之权日见膨胀，初则业主即为垦首，今则佃户亦为业主。质而言之，一地而有二主也。佃户既为业主，转佃听其自由。佃户之下又有佃户，是为现耕佃人。由现耕佃人纳租于原佃，是为小租，故称原佃户为小租户，小租户复纳租于垦首，是为大租户”。

　　由于“佃人敢抗大租”，“讨大租”遂成完全不可能的事。“请妈祖讨大租”是台湾民间常用的“俗语话”，喻“办不到就是办不到”的事，譬如“台独”。

　　在我看来，从古到今，土地制度涉及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古之“一田二主”、“田骨田皮”、“大小租”、“垦首垦户”），承包与转包，承包与延包，收租与收税，收不到的大租与免除的农业税，女性的权益与土地承包、延包，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等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2018年1月13日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