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月7日电（作者汪毅夫）2014年，我在台南成功大学访学时意外得知，台湾作家叶石涛晚年写了一本“很黄的书”《蝴蝶巷春梦》。

　　热心的学生很快买了一本送我，并嘱我“发表读后感言”。

　　我记得1924年鲁迅翻译、新潮社出版了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之根柢”，故谓文艺为“苦闷的象征”。应该瞭解和理解，叶石涛在其写作生涯遭受了因受限（包括自我设限）而生的苦闷。例如，涉及政治题材，他会自我告诫“不要写这条代志（事情）”。我在《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收拙着《闽台区域社会研究》，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里曾指出，叶石涛在台湾光复初期，于1948年7月12日、1948年8月8日刊于台湾《新生报》的《澎湖岛的死刑》、《汪昏平·猫·和一个女人》乃是他用日文写作、由潜生译为国语的。他经受了多年不会用国语写作的苦闷。

　　到了晚年，叶石涛写作《蝴蝶巷春梦》，追求的应是言先前未敢言的快感。然而，作家须有社会责任感，夸张的色情描写对于青少年、对于性道德会有负面的影响。

　　叶石涛对台湾文学有相当的贡献，但《蝴蝶巷春梦》却是得分很低的作品。